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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奇遇》是芥川龙之介的中国题材小说之一，评论者多将他的中国题材小说看作是对抗近代化的文学隐喻，而忽略了这类小说对于我们理解芥川的中国观的重要性。

小说《奇遇》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深层解读这篇小说，考察芥川写这篇小说的文化语境以及与其中国之行的关联性，可以看出小说处在芥川“文艺中国”和“现实中国”的中国观的临界点，自此，预示着芥川对古典中国浪漫、神秘幻象的解构和颠覆，显示了芥川 ___既敬仰又睥睨的双重目光。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文艺中国现实中国幻象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期的著名小说家，被日本文坛称之为短篇小说巨擘，其小说名作《罗生门》《鼻子》等作品，于1921年最先由鲁迅译介到中国，1927年，芥川自杀后，中国文坛还掀起了翻译芥川作品热，xx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芥川龙之介全集》(五卷)，芥川成为第一位在中国出版全集的日本作家。

总观芥川的短篇小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芥川的小说有许多以中国为题材的，并且是以中国古典为蓝本的翻案小说。

对于许多大正作家来说，中国文学是一件装饰性的衣裳，而对芥川龙之介来说，中国诗歌是“自己构筑的文学世界的相反的一极，是与扭曲的西洋那种近代相对峙的及其自觉的艺术”{1}(日本文学评论家三好行雄)。

由此表明芥川将中国古典视为自己文学的支撑和价值观。

芥川的“中国题材作品”以中国为舞台，借用中国的传奇抒发自己的心绪，并加以理性的诠释，与现代人的生活生出干系来，很好地体现了新思潮派的特点。

中国文学给予芥川龙之介的影响，不仅是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也濡养了他东方文人的气质，可以说芥川是最熟稔中国文学的日本近代作家之一，以往的学者多将芥川视为东亚文学的一员，将他的中国题材的小说创作看作是对抗近代化的文学隐喻，而忽略了这类小说对于我们理解芥川 ___文化的态度及其中国观的重要性。

其中一篇名为《奇遇》(1921)的小说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如果芥川的中国观以中国之行为分水岭的话，可以分为文艺中国和现实中国，而《奇遇》写在芥川中国之行的前夕，可以说是在二者的临界点上，自此预示着芥川对古典中国浪漫、神秘幻象的解构和颠覆。

本文试图通过深层解读这篇小说，考察芥川写这篇小说的文化语境及其与中国之行的关联性，以期进一步认识芥川 ___既敬仰又睥睨的矛盾态度，以及中国之行对其中国观变迁的影响。

一、芥川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奇遇”芥川龙之介是一位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濡养的文人作家，他自小在养父的家中长大，养父喜爱南画、俳句，颇具江户文人气质，芥川从少年起就喜爱读汉文学作品，他虽不懂汉文，但通过日文的译本阅读了《西游记》《水浒传》《剪灯新话》《新齐谐》《志》《聊斋志异》及其他汉诗文，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

{2}在芥川的“中国题材的作品群”中有九篇出自于中国古典文学。

其中，《仙人》(1915)、《酒虫》(1916)、《掉头的故事》(1917)三篇取材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英雄之器》(1917)取材于《两汉通俗演义》;《尾生的信义》(1919)取材于《庄子·盗跖篇》;《黄粱梦》(1917)和《杜子春》(1920)分别取材于唐代传奇小说《枕中记》《杜子春》;《秋山图》(1920)取材于《瓯香馆集补遗画》;《奇遇》(1921)取材于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

可以看出，芥川在选取中国题材再创作时，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取向，即 ___的传奇、志怪、感，而中国的事件几乎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3}这是由芥川的创作本身的需要的，也是他借古喻今的写作策略。

评论家们都注意到芥川的历史小说是借神话般的奇异事件，表现了对日本近代社会的思考，对普遍人性的哲学叩问。

例如，《酒虫》取自于《聊斋志异》中的同名小说，其情节与原作基本相同，而在小说的结尾，芥川就蒲松龄所发的议论，“或曰：虫是刘之福，非刘之病，僧愚之以成其术。

然欤否欤?”提供了三个正反合三个答案，指出“酒虫”就是刘氏之所以为刘氏的独特个性，杀死酒虫就是扼杀人的个性就等于扼杀人的生命。

{4}芥川在《骨董羹》中对《聊斋志异》专有一评：“聊斋志异与剪灯新话一样，在中国小说中都是谈鬼说怪的。

由青灯寒光所带来的怪异达到了极点，这是普遍为人所知的。

然而作者蒲松龄不能勇敢面队朝廷，便借助 ___之谈讽刺朝廷的行为，有时为了本国的读者，不无遗憾而舍之。

”{5}由此可见，芥川是很懂中国古代作家说鬼谈怪的别有用心，而他也很好地学用了这一写作策略，并用这些中国古典的阅读经历接通了现实人生。

日本评论家吉田精一这样评价芥川的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几乎是扩大的解释，唯有文学的趣味性、故事的离奇性这一点是他的特色”。

这类中国传奇、志怪类的小说既契合芥川的“野性的美”审美取向，又符合他表达自己思想主题的需求，通过对这些古代材料的理智诠释，芥川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可以说芥川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奇遇”是一个穿越时空的文化对接。

而芥川的中国之行，则让浪漫中国、文艺中国，在现实的观照下，成为了虚幻的美、虚假的美。

小说《奇遇》刺穿了文艺中国、浪漫中国的泡影，自此，芥川看待中国的目光开始改变，以往对神秘中国的景仰已开始变作冷静的审视和睥睨。

二、古典中国、浪漫幻象的解构《奇遇》(1921)的主要情节取自《剪灯新话》之《渭塘奇遇记》，但在结构上却比原作复杂得多，完全颠覆了中国古典“才子佳人”的模式，具有某种后现代元小说的特点。

原作写元至顺年间，南京有一王生，容貌俊秀，神色清朗，人称“奇俊王家郎”，一次，王生去松江收秋租，乘船经过渭塘时，在一酒家小酌，邂逅店主十八岁的女儿，二人眉目传情，后王生离开酒家怅然若失，当晚，他就做梦到了酒家，与女子相会，以后每个晚上都在梦中与女子相会，一晚，王生梦见女子把紫金碧甸戒指赠送给他，王生自己解下水晶双鱼扇坠回赠给她，等到醒过来，发现戒指确实戴在手中，而再看自己的扇坠，却没有了。

王生大为惊奇，于是仿元稹的诗体，赋《会真诗》三十韵来记载这件事情。

第二年，王生再往松江收租，又经过酒家，被店主请入，老翁述说，小女自那日见到王生后相思成疾，昨晚，忽然说：明日郎君要来，果真小郎君来此，正是老天爷显灵。

{6}而在芥川笔下的《奇遇》中，瞿佑的《渭塘奇遇记》原典则被他改写并镶嵌在现代小说的框架中，成为了一篇从结构到主题、人物都颇具现代解构意识的小说。

首先，小说《奇遇》 ___古典才子佳人小说模式进行了颠覆和解构。

才子佳人小说是明末清初涌现的一大批小说，是人情小说的一个分支和流派。

在这类小说中“男女以诗为媒介，由爱才而产生了思慕与追求，私订终身结良缘，中经豪门权贵为恶构隙而离散多经波折终因男中三元而团圆”{7}。

原作《渭塘奇遇记》可以说是一个不太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其中融入了志怪小说的特点，属烟粉灵怪类小说。

其小说情节基本符合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模式，只是瞿佑将它写成了一出颇具神秘色彩的、梦幻式的“才子佳人”小说，他将王生与小姐的相会、私订终身的故事置于梦境，让当事人与旁观者以为这段佳缘竟是老天爷赐予的，二人的结合是梦魂交会，于是叹曰：真是一桩奇遇。

小说带有烟粉灵怪小说的神秘主义色彩。

芥川自小便 ___的《聊斋志异》《剪灯新话》这类谈鬼说怪类的小说十分喜爱，自己还做了这类的小说，编为《椒图志怪》，可见中国文学对他的影响。

芥川的《奇遇》在故事主要情节、场景、环境描写上基本忠实于原著，但对于人物的性格品行进行颠覆，特别是将瞿佑苦心经营的神游梦幻的谎言撕破，将无法说清的真相做了理性的还原。

在《渭塘奇遇记》中王生被刻画为一个书生，形貌俊美，人称“奇俊王家郎”，可在《奇遇》中，王生虽也被人称为“奇俊王家郎”，但品行不端，父母双亡后，继承了大笔的遗产，每日里与好友吃喝嫖赌，纵情声色，一日在书房被好友张生看到了一枚紫金碧甸戒指，王生被迫自述在梦中与店主小姐相会的情形。

“就假设那是一场梦吧，可除了在梦中，我还不曾真的见过那家的千金小姐。

不，那家是否真的有一个千金小姐，其实我也并不清楚。

不过，即便世上并没有那样一个姑娘存在，也很难想象，自己对她的爱慕之心会发生改变。

我想，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能不怀念那个与水池、葡萄架，还有绿色的鹦鹉一起翩然出现在我梦中的姑娘。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的确，是与那些司空见惯的才子佳人之间的爱情大相径庭呐。

”张生不无怜悯地把目光投落在王生的脸上……关于王生的奇遇，张生逢人便会大讲特讲。

最后，这件趣闻传到了钱塘文人瞿佑的耳朵里，于是，瞿佑据此写下了美丽的《渭塘奇遇记》。

{8}这里芥川借用王生与张生的交谈，道出了一段被怪异化的“才子佳人”故事，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某种现实性、确定性，则完全被解构，故事被放置在一个假设的梦境中，连小姐是否存在也成为了不确定性，并推想瞿佑是从张生那里听到了这个传闻，据此写下了《渭塘奇遇记》。

这样就将《奇遇》写成了一个关于小说写作经过的“元小说”，也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读到此认为这是个浪漫的故事，准备接受这篇作品时，芥川却说故事还未完，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段对话：但是，钱塘的瞿佑自不用说，就连张生等众友人都蒙在鼓里，当搭乘着王生夫妇的彩船离开渭塘的酒肆之际，在王生和少女之间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戏终于平安地演完了。

我对令尊大人说，我每天都梦见你。

当我说出这种小说似的谎言时，内心不知打了多少个寒战。

”“我也对此好生担心呐。

你对金陵的朋友也撒谎了吧?”“嗯，也撒谎了。

最初我什么都没有说，但偶然被朋友发现了这只指环，才不得已把本该对令尊大人说的谎又对朋友说了一遍，说我在梦中什么什么的……”{9}这段王生与小姐的对话道出了真相，戳破了王生梦中与小姐相会的谎言，还原了男女私会的真相， ___解构了古典中国的浪漫和神秘。

如果没有上述这段完全超出原作有“狗尾续貂”之嫌的结尾，那么芥川的翻案小说就不是翻案，芥川洞悉人性深处的才能也就无以体现。

正是这段结尾，表明了芥川对共同人性和现实的理解，芥川认为现实中充满了欺骗和谎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多有虚伪，这是中国的礼教对人性压抑的结果，瞿佑未敢明言的深层思想，让芥川撕开了：虚假的浪漫掩饰着被现实扭曲的人性，显现了芥川历史小说具有的现代性和对人性冷静剖析的深刻与犀利。

芥川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讲真话的孩子一样撕下了蒙在古典中国的神秘面纱。

芥川为何要以瞿佑的《渭塘奇遇记》为蓝本，加以改写，其意图是什么?又体现了他 ___文化，以及中国怎样的态度?我们联系小说写作的时代背景，芥川的中国之行，或许能够更好地解答上述问题。

三、中国之行的热情与冷淡小说《奇遇》开头设置一个楔子：向小说家讨要文稿，为了应付，小说家拿出了放在抽屉里的小品文《奇遇》，与其他中国题材的历史小说不同的是，《奇遇》的叙事时间是小说家在即将离开日本到中国游访的前半个小时，是当下而不是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