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模式分析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剧和政治经济的融合，企业已经步入政治竞争时代。Faccio（2005）从全球视角研究了政治关联问题，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在很多国家都广泛存在，特别是产权保护度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更为突出。① 在许多产业，政治上的成功与经济上的成功同等重要，因此企业往往将政治战略作为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政治关联已成为企业取得成功的基础。许多企业在制定市场竞争策略去战胜对手的同时，无不重视政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他们通过影响政府政策的决策过程，从而获得各种政府资源，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水平。企业越具有长远发展意识，越会重视政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这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 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不但在经济领域内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也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在中国转型背景和关系主导型社会结构下，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广泛存在。②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企业家中，将近1/3的人希望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政治关联构成了民营企业外在环境的重要部分，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搞好与政府的关系是某些企业成功的重要前提，甚至连跨国公司都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做生意时“关系为王”。③ 民营企业通过不同渠道拥有政府资源，与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并带来政治利益和经济效益（周黎安、陶婧，2009；Li et al.，2006）。因此，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竞争工具能拓展民营企业的外部生存空间，为民营企业创造有利的竞争环境。然而，政治关联也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成本，从而损害企业绩效。Fan et al.（2007）研究发现，政治关联造成了政府对企业的侵害，导致了企业绩效下降。很多案例也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存在侵害行为。可见，政治关联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与腐败联系在一起，它对民营企业的生存既能够发挥正面的促进作用，也能够产生负面的影响效应。 政治关联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甚至决定着民营企业经营的成败，因此，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构成了民营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目前，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政府不仅在体制方面给企业带来巨大影响，而且通过政府行为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运营。在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有着复杂的动机，随着企业经营活动中政治意识的加强，政治关联策略的运用越来越受到企业界的关注。 一、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利益链结构 中国迅速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和国外投资的首选目的地，日益受到全球的瞩目。然而，众多的新闻报道表明，中国的法律体系不完善，政府行政效率比较低，并且存在一定的腐败行为。根据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中国在145个国家中排名第七十一位。由于法律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不力、过去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歧视等原因，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政治因素和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影响。中国的法律制度体系比较弱，不足以保护私有产权，也不能强有力地保障合同的执行。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制度性困难，而这些困难为民营企业增加了巨大的成本，并最终损害了民营企业价值。因此，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民营企业采取一定的政治战略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对其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同时，由于中国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和政策性负担，进一步增强了政府掠夺民营企业资源的强烈动力。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地方政府所掌握的预算外收支的权力，使地方政府实际拥有很大的自主收支权。随着政府支出的大规模增加，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地方政府只能不断扩大税源以增加预算内收入。但地方政府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预算外收支体系，增加预算外收支就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收支缺口很大的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重要选择。地方政府往往依赖民营企业来增加预算外收入，向民营企业大量摊派费用，加剧了对民营企业利益的攫取，进而降低了地区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损害了地区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另外，政府为了实现政策性目标，如地区发展、就业、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会将各种社会性负担转嫁到民营企业身上，从而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负担和成本。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的扶持是有代价的，民营企业必须为政府官员提供利益，他们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Djankov et al.（2008）强调，赋予政府权力是为了治理经济生活中的无序和无政府状态，但是政府及其官员往往滥用权力谋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及其官员利益的获得往往是以民营企业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表现出“掠夺之手”效应。 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表现出加强的趋势。Li et al.（2006）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政府管制越多、非正式的税收负担越严重、法律体系越弱的地区，民营企业家越可能建立政治关系。政治关联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资源、利益和机会（见图1）。民营企业往往通过建立与政府官员的特殊个人关系来取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和机会。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主体是单个企业，政治战略的手段是大量灰色或非法手段，政治战略的目标是谋取对企业本身的直接好处，而不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谋取好处。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关系”在中国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因此，政治关联可以为民营企业带来“扶持效应”，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 政治关联有助于减少民营企业的成本，增加盈利机会，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经济利益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首要和根本动因，当前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大多是为了获得政府的认可,其真正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和扩大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转型经济中,除了传统的企业家能力之外,政治关联显然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与政府的交往能力。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熟悉政府的运作规则,了解政府的政策动向,与政府官员的沟通更为有效,这为民营企业在政府采购、开发权、用地审批、税收优惠等方面提供了便利。企业涉足政治被认为可以获得更好的税收优惠、贷款政策和市场准入等利益，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Fisman，2001；Faccio，2006）。通过建立政治关系，可以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土地、贷款、特许经营权等瓶颈问题，或者获得政府采购、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产业基金扶持、临时性大额资金周转等直接经济利益。这些资源和利益正是转轨时期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胡旭阳和史晋川（2008）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从而获得垄断利润。因此，紧密的政治关联能够帮助民营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避免遭受意识形态的歧视，并取得超常规的业绩表现。 二、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模式 民营企业在发展与政府的关系时通常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模式，有的民营企业采用严重违法的手段，最终导致民营企业行为的败露和经营的失败，而有些民营企业将政治关联手段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游走在法律的边沿，不仅获得了政治庇护和利益，而且取得了经营的成功（见图2）。由于民营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支配的资源禀赋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不同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模式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 （一）违法的政治关联模式 在中国法律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缺乏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许多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往往通过违法的手段（甚至黑色手段）来建立政治关系。这些民营企业除了发展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之外，重点培养与关键官员之间的关系，因此通常会涉及行贿等非法手段，进行权钱交易。这种政治关联模式虽然能够使民营企业获得暂时的利益，甚至很大的利益，但当其所依附的政府官员或他们的利益链出现问题时，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民营企业将会最终丧失其所获得的利益。 大量的案例证明，违法的政治关联模式容易导致民营企业经营的失败。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民营企业通过违法的手段来建立政治关系，主要是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存在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并且受到民营企业不良生存环境和不良政府生态的极大影响。例如，厦门“远华”走私案就是一种典型的违法政治关联模式。“远华”案的特点是赖昌星利用合法的企业（“远华公司”）经营非法的走私生意，走私的物品包括汽车、电器、原油以及枪支弹药等，走私金额高达30亿人民币，涉案人员159人。他们通过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型”的保护关系网，从中央到省、地、市，众多官员都与赖昌星有利益交往；从部门来看，党、政、军、警、海关、银行均囊括于内。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中，被牵扯进去的官员职务较高，人数较多，包括厦门市委、市政府、市政法委、厦门海关、厦门国税局、厦门海事局、厦门商检局、福建边防总队、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干部共达346人，其中厅级以上高官20多人。“远华公司”走私多年，背后有官方势力的大力支持，此集团的运作是私人企业、政府、军方及海关相互配合的结果，政府中的部分人充当了“远华走私案”的“保驾护航”者。 在中国矿产行业，地方政府官员与民营矿产企业的黑色交易也很猖獗。在官员的庇护下，民营企业主与商人几乎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矿难最多的国家。漠视矿工生命的煤矿之所以未被查禁，就是因为严重的“官煤勾结”；不少煤窑老板为了逼迫矿工卖命，甚至借助黑社会势力撑腰。这种“官煤结合”构成的保护屏障使来自中央政府的清查流于形式，中国仍然处在矿难高发状态。2007年河北唐山杨树宽黑社会团伙案发，团伙竟然拥有装甲车、机关枪、催泪弹和其他枪枝30多支、军用车辆3辆，他们以武力胁迫，霸占数座矿山，勒索他人财产多达8亿多元。该团伙之所以能够横行地方，只因为他们拥有公安系统充当“保护伞”，并以每月数十万贿赂公安官员。 还有很多案例表明，民营企业往往运用非法的手段建立政治关系。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的广东省汕头、普宁等地共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虚开金额共约323亿元。此案也是在地方政府官员直接参与及指挥下发生的。一些基层政府负责人直接指挥财政所长、税务所长为假企业虚报增值税；有的税务干部自己开办多家假公司，骗税数千万元。曾经号称“金融帝国”的新疆德隆不仅仅是一群违规的价格操纵者，而是一张“网络”—— 一个用制度和文化编织起来的坚强网络，它拥有的力量要比显示出来的大得多。德隆管理层最大的一部分就是从政府下海的官员，从而与政府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德隆不是一家一般的企业，它是一家懂“政治”并且讲“政治”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