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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课程论文(2011-2012学年春季学期)在新旧交替的百日里,如果没有慈禧……姓名:xxx学号:xxxxxxxx院系:经济管理学院班级:管理科学在新旧交替的百日里,如果没有慈禧……【摘要】: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后,随着《马关条约》的进一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激起民愤,以举人考生们为代表的“公车上书”之后,终于在1898年由光绪皇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应运而生。

我们所理解的维新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镇压的,她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

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甲午惨败,老佛爷怎能无动于衷?她是支持改革的,“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

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

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

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

”但是,光绪帝以制度局为手段开始攻击,然后罢免部长级官员,任用军机四章京,直到提拔袁世凯意欲染指军权,步步紧逼,一再触探慈禧的底线,而发动政变就是她被打破的底线。

政变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慈禧没有给出总督和巡抚的任免权,这些官员对光绪的圣旨百般阻挠,拒绝推行。

康有为甚至认为“变法失败,全因西太后一人”,日本革命家宫崎寅藏曾经讽刺他:如果是这样,那事情也太容易了。

你万木草堂三千学子还找不出一个刺客?即便找不出,我宫崎愿只身前往刺杀西太后,会有助于贵国变法大计吗?假设,在新旧交替的百日维新里没有慈禧,那么结局又将如何呢?【关键词】:百日维新维新派慈禧失败原因一维新派,救亡图存之梦怎样破碎(1) 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

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倾斜于保守派。

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

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

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

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

光绪本身是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其支持变法的直接目的是夺取实权,岂能再兴民权削弱君权?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

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

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正因为没有人民力量作为后盾,所以当他们得知守旧派要发动政变时,值得依靠掌有兵权的袁世凯,反而被出卖。

谭嗣同慷慨就义之前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殊不知回天之力存在于亿万民众之中。

(2) 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

除了光绪帝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

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

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

”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

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

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

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

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

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

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英国实行君主立宪,从1640年开始革命至1689年《权利法案》颁布,确立君主立宪制,也经历了半个世纪。

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封建帝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仅凭一纸法令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说明康梁在这个要害问题上还算“明智”,要在政治、经济基本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骤开国会,显然缺乏应有的组织、思想准备和社会物质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

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昙花一现后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

二慈禧,端坐珠帘之后如何看维新据《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之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

”“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可见,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

老佛爷对变法的态度第一是容忍,就是说只要变法停留在一定范围之内,老佛爷是可以容忍的。

在百日维新的时候,光绪皇帝颁布过一个叫“明定国是诏”的诏书。

这个诏书明明白白确定国家的大事情,也就是要把维新变法确定为国家的政策。

那么光绪皇帝要变法,要维新,这个诏书那是经过慈禧太后同意的。

不经过慈禧太后同意的话,那么光绪皇帝不可能,他也没有勇气把变法制定为国家的政策。

有些改革西太后也是同意的。

例如废掉八股文,改科举考试内容考策论。

西太后绝对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反对,改革科举考试,她也是赞成的。

另外还有若干改革,譬如说发展商业;允许老百姓办厂;或者说军队的现代化;采用新式武器;成立商部;奖励发明;奖励专卖;专利制度。

所有这些老佛爷是同意的。

所以,第一个态度是老佛爷对于变法是在一定范围里边,她可以容忍。

老佛爷的第二个态度,叫控制。

容忍之后是控制。

为了把维新变法让它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么,老佛爷主要是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个措施是把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也是维新派的主要的后台和支持者翁同龢开缺。

变法刚刚开始,光绪皇帝就下命令,说翁同龢你最近有几件事情办得不好。

而且,跟我讨论问题的时候态度也很坏,你就回家修养去吧。

让翁同龢回家休养,这个命令是光绪皇帝下的,但是决定这么做的人是西太后。

在王公大臣里边,几乎是清一色的守旧派。

翁同龢是惟一的军机大臣里边支持变法的。

所以西太后控制光绪皇帝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先把他的助手,他的老师,他的参谋赶走。

这是第一个控制的办法。

本来这个光绪皇帝身边就没有几个助手,翁同龢一走,那么光绪皇帝就很孤立了。

西太后采取的第二个办法,就是把荣禄派到天津去当直隶总督,控制军队。

目的就是让荣禄控制北京附近的直隶地区的军队。

军队一掌握到守旧派手上,那么老佛爷的想法,就是无论光绪再怎么折腾,也跳不出她的掌心,所以西太后的第二个态度是控制。

西太后的第三个态度,是观察。

就是看一看光绪皇帝到底做什么,做得怎么样。

在变法开始以后不久,就有守旧大臣到老佛爷面前去告状,告光绪皇帝的状。

西太后就跟守旧派讲说不要着急,等等看,先让他往前走。

所以一开始老佛爷的态度就是观察,看看光绪皇帝到底他要做什么。

西太后的第四个态度是动手,在关键时候动手镇压。

什么是关键时刻呢?就是只要这个改革触犯了满洲贵族利益的时候,西太后她就要动手,要镇压。

引发戊戌政变的导火线,是“礼部六堂官事件”。

“礼部六堂官事件”的最重要之点,就是光绪皇帝下决心把六个阻碍变法的部长级的干部罢免了。

这个是西太后所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个举动是触犯了清朝王公贵族的利益。

西太后担心光绪皇帝得到外国人的支持。

当时日本现任的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西太后担心伊藤博文会成为光绪皇帝变法方面的顾问,会影响西太后对于中国的国家政治的控制权。

那么维新派靠谁呢?维新派都是文人,和军队没有任何联系。

他们在朝廷里面的职位很低,维新派所惟一可以依靠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光绪皇帝。

所以在守旧力量强大,而维新改良的力量非常弱小的时候,要取得变法的胜利就如同以卵击石。

三在新旧交替的百日里,如果没有慈禧……变法中,光绪帝咄咄逼人的新政态势令太后惊恐,遂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

维新百日,终无力回天。

于是很多人认为,慈禧太后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当然。

我则认为,若无慈禧,变法犹亡。

首先,慈禧太后执政清朝近40载。

风风雨雨的19世纪下半叶,将慈禧打造成了老练和成熟的一代铁腕政冶家,慈禧临政的目的,是为了竭力维护王朝对国家的统冶。

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重的传统文化的国家,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观念根深蒂固,当时的顽固势力依然非常强大,并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

如果不对其进行部份的妥协,那么国家机械就很难在统冶者手里正常运作。

慈禧只是这种势力的一个代表,一个慈禧死去了,还有千万个慈禧出来,而且以慈禧自身的政冶家目光也不会让大权旁落到开明的光绪帝手中,变法依然会失败。

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观念上先进,但依然带有封建色彩的盲目性和过多的浪漫主义。

康梁可以说是优秀的理论家思想家和空想主义者。

但绝对不是俾斯麦,慈禧太后那样的政冶家,也不是塔列朗一样的外交家和拿破仑一样的军事家。

改革的内容和过程也因此而带有极大的不可行性与盲目性。

太急于求成而直接引起了顽固势力的反抗。

而且,我认为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量与顽固势力的悬殊对比之弱小。

尽管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便开始了思想启蒙。

自戊戌变法有60年多的时间了,但资本主义势力始终在封建官僚的控制之下,并为维护封建统冶服务,而且戊戌变法的起源是《马关条约》对传统观念的冲击所激起的浪潮,没有完善的理论准备和完整的施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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