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187 券唯一支， 在绍远边。 倩书道护。
文书二： 总章元年 （668 年 ） 六月三日， 崇化乡人左憙交用银钱肆拾， 顺义乡张潘槌边取草玖拾韦。 如到高 昌之日不得草玖韦者， 还银钱陆 拾 文 。 如身东西不到高昌， 仰收后者别还。 若草好恶之中， 任为左意。 如身东西不在者， 一仰妻儿及保人知 （支 ） 当。 两和立契， 获指为信。 如草□高昌□。 钱主左 取草人│张│潘│槌 保人竹阿阇│利││ 保人樊│曾│□│ 同伴人和广护[6] 424~425 文书一为承平八年 （公元 450 年） 制作②， “承平” 是北凉的年号， 属于南北朝时期； 文书二为总章元年 （公元 668 年 ） 制作， “总章” 为唐高宗年号。 通过比对， 可以发现两契已经存在明显差异 。 一是称呼上的变 化， 前者依旧称为 “券” ， 而后者称为 “契” ； 二是契约尾部落款处的变化， 前者极其简约， 后者则要复杂得 多， 参与签订契约的包括当事人、 保人以及同伴人等。 “券” ， 就其通常的形象来说， 由两支分支券构成， 使用时需要把两支分支券合在一起进行勘验 。 但是
书[1] 107。 这些契约一般由两部分组成， 使用时通过合券的方式进行验证， 即所谓 “凡有责者， 有判书以治则 （ 《周礼 · 秋官 · 朝士》 ） 听” ， 而 “判” ， 就是 “半分而合者” 。 至东汉时期， “券” 成为一种较常见的契约概念， 以致时 人用它来注释先秦时期的相关用语 。 如郑玄为 “ 质剂 ” 作注时说： “ 质剂者， 为之券藏之也 。 大市人民马牛 （郑玄、 贾公彦： 《周礼注疏》 ， 载 《四部备要本》 卷十五） 之属， 用长券； 小市兵器、 珍异之物， 用短券。 ” 至于 “契” ， 《说文解字》 解为 “大约” 。 段玉裁注： “约， 取缠束之义 。 ” 后郑云： “书契谓出予受入之凡要 。
[3] 459 誓， 王褒髯奴， 则券之楷也 。 ” 从这一说法来看， 至少在南朝时的汉文化地区， 在人们的观念中， “券”
书与 “契” 书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 “券” 的形象仍是 “ 字形半分 ” ， 渊源于传之久远的周判书 、 铁券之类； 而 “契” 在人们的心中是 “结” ， 是标记， 更注重征信的功能。 认识这一差异， 对我们理解唐人对契约的称谓改 “券” 为 “契” 有的形制特点是制作两份， 其目的是在发生纠纷时， 可通过将两份契书合在一起 的方式， 来证验契约内容的真实性。 然而， 在魏晋以后， 纸的普及不仅使契书的物质载体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 而且也使契书的形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纸质契书可以分为两类： “单契” 与 “合同” 。 单契， 即只有一份契约文书， 由当事人一方持有 。 “ 合同 ” 是书写两份或多份内容相同的的契书， 将尾部合并， 骑写 “同” 或 “ 合同 ” 等字样， 并由当事人各自持有一 份。 应该说， 合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书券的特征。 但是， 从传世契纸看， 单契才是传统契纸的常态 。 根据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 一书收录宋代以后的契书 998 件， 其中合同 75 件， 仅 俞江的统计， 张传玺先生 [9] 136 占 7.5%； 田涛等先生编辑的 《田藏契约文书粹编》 收录明清两代契约近千件， 其中合同仅 24 件 。 为什么与券书更为类似的合同应用得较少， 而单契应用得较多？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 从契约的功能来看， 最主要的功能当属征信功能， 即证明当事人之间相应民事关系的真实存在 。 前 文述及， 由于契纸在物料方面可以独立完成征信功能， 因而无须像券书那样通过勘合来进行验证 。 此外， 单契得以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中人” 制度的逐渐形成 。 中人在契约中最明显的作用， 是充当缔约双 方之间的中介。 他参加契约签订的全过程， 具有证人的资格， 既可以证实契约成立的公开与公平， 又对标的 物的转移进行见证。 此外， 在当事人双方发生纠纷时， 中人还起到调解的作用， 有时甚至承担连带责任 [10]。 因此， 中人制度的引入， 大大地提升了契纸的征信功能， 使勘合验证变得不再必要， 因而促进了单契形式 的广为流传。 如果说券书向契纸的转变最终采用了单契的话， 那么单契是由买方还是卖方书写？ 又是由哪一方收
二、 从券书到契纸的过程及原因
中 国 古 代 史 政 治 经 济 与 法 律 研 究 ５４
在古代中国， 契约的称谓不一。 据 《周礼》 记载， 契约的称谓有券、 约、 契、 质要、 约剂等， 其形式则是判
① 如法国学者童丕认为： “ 这是贞观十四年攻灭高昌的唐朝军队带来的新词， 这个新词是在帝国再次统一和法律重新修订后确立 的。 ” （童丕： 《敦煌的借贷： 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 ， 中华书局 2003 年版， 第 5 页） 。 美国学者韩森认为， 这反映了政治体制转变 带来的变化。 （韩森：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 中古契约研究》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1 页。 ）
物质载 体 的根本 性 转 变 ， 还 伴随 着 契 约 书 写 形 式 的明 显 变 化 。 由 于 纸 契 具 有 独特 的 征 信 功 能 ， 无 须 采 取 券书 合 验 的方式， 唐代以后绝大多数的契约为单契， 其中卖契又占据 主流地位。 这部分归因于契约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对等 ， 另外， 唐 代的 土 地 交 易 法 令 也 对 卖 契 形 式 的 确立起 到 重要作 用 。 考察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制变化， 有 助 于 避免 以 西 方契 约理论盲目套用于传统契约的不当做法。 ［关键词］券书；契纸；合同；单契；卖契 ［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1－4799 （2014） 06－0086－06
[4] 从传世材料看， 在三国西晋时期， 契约的书写还在使用竹木简， 如长沙走马楼发现的 《吏民田家莂》 。
约从公元 3 世纪开始， 纸张在书写中开始被应用 ①。 随着纸在契约书立中的使用， 逐渐发展出一些发挥纸 画指、 打手模、 脚模以及印章的使用等。 张特性的书立特征， 如篇幅加长、 我们可以从两件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纸质契约文书来观察这一变化 。 文书一： 承平八年 （450 年） ， 岁次己丑， 九月廿二日， 翟绍远从 石 阿 买婢壹 人 ， 字绍女， 年廿五。 交与 丘慈 锦三张半。 贾 （价 ） 则毕， 人即付。 若后有何 （呵 ） 盗仞 （认 ） 名， 仰本主了。 不了部 （倍） 还本贾 （价） 。 二主 先和后券。 券成之后， 各不得反悔。 悔者， 罚丘慈锦 七张， 入不悔者。 民有私要， 要行二主， 各自署名为 信。
① 根据日本学者池田温的考证： “ 纸的发明可溯至前汉， 直到后汉才稍稍扩大其使用， 而当时书写材料的主流， 依然是简牍布帛 。 大 体 3 世纪的魏晋时代， 是处于简纸并用的过渡期， 及至东晋十六国以降， 一般才成为纸的时代 。 ” （池田温：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 中华书 局 2007 年版， 第 42 页。 ） 另， 据日本学者富谷至先生的说法， 古纸最初的用途是作为包装材料使用的 。 （富谷至： 《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 国— ——书写材料的文化史》 ， 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4~11 页 。 ） ② 对于该件契约的年代有 450 年或 509 年之说， 前者更为可信 。 参见张传玺：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 （上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86 页。
[2] 493 凡簿书之最目， 狱讼之要辞， 皆曰契 。 ” 可见， “契” 在东汉之前是 “约” 的一种， 且运用较为广泛， 其主
王 旭 从 券 书 到 契 纸
要功能是对当事人起到约束的作用， 并在发生纠纷时充当证据 。 今人对 “券” 与 “契” 的区分往往不甚清楚， 常混为一谈， 其实， 在古人的观念中， 二者是有较明晰的区 分的。 南朝刘勰在 《文心雕龙 · 书记》 中对 “契” 与 “券” 做了区分： “契者， 结也。 上古纯质， 结绳执契 。 今羌胡 征数， 负贩记緍， 其遗风歟！ 券者， 束也 。 明白约束， 以备情伪， 字形半分， 故周称判书 。 古有铁券， 以坚信
历 史 学 报 二 ○ 一 四 年 第 六 期
从券书到契纸
— —— 中 国 传 统 契 约 的物 质 载 体 与 形 式 演 变 初 探 王 旭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文法学院，上海 201620 ） ［摘 要］在中 国 传 统 契 约 的发 展 史上 ， 出现 了一个 从 券书 （竹 木 契 约） 到契纸 （纸 质 契 约） 的重大 形 制 变 化 。
一、 引言
在中国传统社会， 契约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举凡重要的民事关系， 不管是财产关系 还是人身关系， 如买卖、 借贷、 典当、 婚姻、 继承、 分家析产等， 几乎都有契约的参与， 且最终体现为契约关 系。 因此， 契约无疑是中国古代民事法律中的重要研究对象 。 然而， 关于中国古代契约的发展历程， 其种 类和形式的流变， 尚还存在不少需要厘清的问题。 尤其是近代以降， 随着西方法学知识体系的引入， 以西 方合同法理论去解释中国古代契约的现象日趋普遍， 又造成了一些概念上的混淆和生搬硬套的情况 。 因 此， 细心爬梳史料， 探究中国古代契约相关概念 、 形式的流变过程， 有助于认清古代契约的本来面目， 也 有助于思考如何在现代化情境中有效对接古代的契约知识和理念 。 在对中国古代契约的既有研究中， 对契约内容关注较多， 而对其外在形式 （包括物质载体 、 格式等， 习称 “形制” ） 的关注相对较少。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关注传统契约的形制问题 。 在传统契 约形制的发展历程中， 一个重大的名物分野是契纸代替券书 。 这一改变直观地体现在人们对于契约的一 般称谓上： 在唐之前， 立契人习惯上称契约为 “券” ， 如 “立券” 、 “知券” ； 但是至初唐时期， “契 ” 取代 “券” 成 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为契约的一般用语。 对这一重要变化的原因、 过程及意义， 学界作了一定的探索①， 如： 物质载体的变化如何导致契约称谓的变化？ 单契如何成为传统契约的主流？ 卖契又如何成为传统契 约的普遍形式？ 在传统契约的发展史中， 官方的法令制度对其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以上问题的探讨， 相信 对传统契约研究的深入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