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挣扎与精神困厄在岁末年初回望2016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张忌的《出家》（载《收获》长篇专号2016年春夏卷）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略。
盘点这一自然年度内的长篇小说创作，《出家》肯定进入不到最重要的那个行列，但它却以自身非同寻常的思想艺术个性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单就书写对象来看，张忌的选择就已经与众不同。
所谓“出家”者，自然就是离开家庭去当和尚或者做道士。
说到和尚道士一类人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最热络的时代大约是在明清时期。
无论是三言二拍，还是《金瓶梅》《红楼梦》，其中随处可见和尚道士的影踪。
其中的若干篇什中，这些和尚道士甚至干脆就掠得头阵，成为作品中的主角。
究其因，恐怕与释道的思想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入人心紧密相关。
谈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脉流，一贯以儒释道并称。
意谓这三种思想以三足鼎立的方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
但请注意，或许与长期的日积月累有关，在古代中国，所谓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文人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层次，而是已经深深地渗透浸入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君不见，那些日常生活中的草民百姓，虽然并不能够逐条逐句地背诵所谓儒释道的理念条文，但其日常的言行举止与所作所为中，却无时无刻不体现着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唯其因为释道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所谓的生活常态，所以，和尚道士形象在明清小说中的出现，就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一种状况。
然而，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性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社会进入它的现代阶段之后，这种情形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或许因为所谓的现代性对于儒释道，尤其是其中的释道持强烈的排斥态度。
进入现代中国之后，较之于此前的明清时期，释道思想的式微依然是一种不争的客观事实。
伴随着释道思想的逐渐式微，直接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就是，曾经作为日常生活之一部分的和尚道士形象，也慢慢地退出了文学世界。
翻检一下中国现代小说，不要说塑造成功的和尚道士形象了，就连他们的存在痕迹，也几乎都完全销声匿迹了。
到了1949年之后的当代中国阶段，或许与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绝对排斥有关，更是没有了释道思想以及这些和尚道士们生存的些许空间。
庙宇的坍塌与和尚道士的风流云散，是“文革”结束前当代中国最突出的社会存在景观之一。
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也就是和尚道士形象的彻底遁形。
即使在一些作品中偶有幸存，也绝对逃不了反面角色的被天然派定。
曲波《林海雪原》中的那位定河道人，就是这一方面一个突出的例证。
长此以往，给人造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就是，只要是和尚道士，就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这种情形的改变，要一直等到“文革”结束之后。
“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现了五四之后的又一波思想文化大潮。
但与五四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波新的思想文化大潮，一方面固然表现为西方各种思想潮流的大规模引入，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为传统文化于不动声色之间的悄然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的悄然复兴的突出标志之一，就是全国各地曾经颓极一时的道观与寺庙，开始得到了积极的修复与重建。
道观与寺庙的修复与重建，一方面表征着曾经被强力打压的释道思想全面复苏，另一方面却也标志着和尚道士作为一种现实生存群体的再度生成。
套用杜甫的一个名句来说，大约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与社会生活的这种变迁相对应，在文学作品中，曾经长时间销声匿迹的和尚道士形象，也逐渐地显现出了悄然回归的某种迹象。
这一方面，最不容忽略的一部作品，自然就是汪曾祺那个著名的短篇小说《受戒》。
虽然故事的背景放到了1949年之前，但一个小和尚和一位小姑娘之间的情爱故事，竟然能够早在1980年就发表在刚刚改刊的《北京文学》上，其实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也因此，尽管《受戒》很早就已经发表问世，但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却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方才得到文学界的理解与确认，也就是合乎情理的一件事情。
因为说实在话，在当时，能够同步认识到《受戒》价值的文学中人，事实上还是少之又少的。
然而，尽管说“文革”结束后也曾经出现过如同汪曾祺《受戒》这样描写表现和尚生活的充满烟火气的小说作品，但或许与不管如何强调释道思想的重要，和尚道士的生活都永远不可能成为生活的主流有关，也或者，与国人内心深处依然对和尚道士的生活难免会心怀偏见有关，除了汪曾祺的《受戒》之外，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作品中，也仍然还是难觅和尚道士身影的。
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也不过只有范小青的长篇小说《香火》、阿来的长篇小说《空山》与中篇小说《蘑菇圈》、赵德发的《双手合十》等不多的几部。
但即使是这数量不多的几部作品，细细地琢磨起来也可以说是各有其旨趣。
赵德发为了完成这部全面表现当下时代佛教徒生活的长篇小说，真正可谓做足了田野调查的功夫。
一个小说家，为了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依然要以一种深入生活的方式去进行田野调查，虽然不能说赵德发的小说不全面，但从他的基本艺术思维方式来看，其实仍然属于报告文学式的。
而这很显然也就意味着他对于佛教徒（也即和尚）生活的表现，更多还是外在的反映生活的那一种。
相比较而言，范小青倒是对于和尚的生活有着较为深入的内在体验与发现，但很遗憾作家《香火》的写作本意并不在深究表现和尚的生存状态本身，而在于借和尚的生活透视表现历史生活本身的荒诞与吊诡。
相对来说，真正对于和尚生活有着内在感受与领悟的反倒是阿来，但阿来这两部作品的主旨却并不在和尚生活的表现上。
其中的和尚虽然格外活灵活现，但却终归不过是边角料的过场人物。
也因此，能够在书写对象与艺术旨趣两方面承接汪曾祺之传统的，截至目前，恐怕也就只有张忌的这一部《出家》了。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一方面固然因为二者均以和尚的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另一方面更在于他们对和尚生活的表现都跃升到了生命存在的本体层面上。
或许与篇幅的较为内敛不够巨大有关，张忌《出家》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并不复杂。
从艺术结构上看，小说共由两条结构线索交叉编织而成。
这两条结构线索的枢纽人物都是男主人公方泉（或者广净）。
换而言之，方泉和广净，作为同一个人物形象两个不同的名字，分别指向日常世俗生活和出家人的男主人公。
首先，先让我们来看方泉这一条日常世俗生活的结构线索。
张忌关于方泉日常世俗生活的描写，不仅能够让我们联想到余华的名作《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而且也能够让我们联想到文坛曾经一度盛行的所谓底层叙事小说潮流，虽然说张忌的小说绝非这些作品的简单翻版。
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處，恐怕就是对带有鲜明绝望色彩的生命苦难的真切谛视与表现。
结婚时的方泉，曾经对生活的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可我不想让秀珍出去工作。
结婚时，我跟她保证过，一辈子都不让她去上班。
我负责到外边去挣钱，她就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
”这种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正是出身于乡村普通家庭的方泉，对于生活和世界的一种基本理解。
他结婚时之所以要对秀珍做这种保证，就说明当时的他，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与向往。
然而，正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只有在真正地结婚成家之后，方泉方才真正明白了生活对于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
方泉与秀珍结婚后，不仅很快就有了第一个女儿大囡，而且秀珍的肚子里也已经怀有第二个孩子。
这个时候，原本曾经做过油漆工的方泉，已经在家里闲了一年时间。
闲在家里，自然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因此，“我需要钱”。
为了钱，方泉给秀珍那个开奶牛场的表姐做了送奶工。
送奶工的时间要求特别严格，每天凌晨四点前，就得赶到公司取奶，到七点半，一定要将所负责区域里的牛奶全部送完。
但即使如此辛苦，方泉每个月也只能够到手一千七百元工资：“眼下，全家上下，就靠我每月的一千七百元工资，刨去开支，就剩不下什么了。
我想我还得再找个赚钱的门道才行，否则等我儿子从秀珍肚子里爬出来，就真的喝西北风了。
”怎么办呢？方泉通过主动送牛奶给发行站马站长喝的办法，巴结马站长，又得到了一个送报纸的活。
虽然说连同送牛奶、送酸奶以及送生煎包在内，加起来每个月要多付出三百元钱，但除掉这些开支，方泉每个月毕竟又多了一千六百元的收入。
本来以为第二胎会生个儿子，没想到还是一个女儿。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恰恰也就在这个时候，表姐的奶牛场遭遇困境，方泉的工资被减掉一半。
但这个时候，也已经到了大囡需要上学的时候了。
因为是农民工的孩子，没有城市户口，大囡要想如愿以偿地在城里上学，就需要额外缴纳八千元的赞助费。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不仅秀珍想方设法进入超市做了一名收银员，而且方泉也从先前的好友阿良手里接了一辆拉客的三轮车，夫妻俩拼尽全力地合力赚钱，以维持这个三口之家的日常生计。
“五千，五千三，五千三百二十五，六千零七十五。
”这哪里只是阿拉伯数字的简单排列，这看似简单的数字排列后面所凝结的，全都是方泉夫妻俩为了自己的家庭所付出的全部艰辛与汗水。
面对着这样的生活，方泉陷入了深深的不解与困惑之中：“躺在床上，我看着天花板，忽然觉得事情有些怪异，总好像是哪里出了差错。
就在不久前，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
我还跟秀珍说，我说我们现在都快赶上城里的双职工了。
可那话似乎还没散去，突然这日子又变得窘迫了。
照理说，我也没有偷懒啊，我每天都在努力干活儿，事实上，我也的确是赚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钱。
可是，钱呢？现在除了我长裤口袋里的几枚硬币以外，我还有什么呢？这一切就因为大囡的那笔赞助费吗？似乎是，似乎也不是，我也想不明白。
”是啊，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这样的一种尖锐诘问，既是属于方泉的，更是属于作家张忌的。
事实上，当一个人一直勤勤恳恳地努力付出，努力工作，但却依然无法维持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的时候，问题恐怕就与他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现实社会紧密相关了。
肯定首先是这个现实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才会使它的社会成员无法凭借诚实的劳动过上正常的生活。
就此而言，通过对于方泉一家人生存苦难的展示与描写，张忌《出家》一种批判性思想意向的具备，就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