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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分享文稿归稿存档编号:[KKUY-KKIO69-OTM243-OLUI129-G00I-FDQS58-汪丁丁: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分享“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追求效率?祁克果100多年前就说过这个问题,他坐在哥本哈根大学校园躺椅上没事干,突然想起他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让别人觉得不方便,因为所有人都在追求便利。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必须拼力追求方便,上班要开车,不用自行车”——汪丁丁【财新网】(记者:黄湘谭娟实习生:吴文杰)2011年10月28日,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汪丁丁做客思享家线上沙龙,在万圣书园和思享家的享友们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这次谈话由财新传媒评论部编辑黄湘主持。

活动开始后,汪丁丁先做了10分钟的发言。

汪丁丁:其实,“知识社会”这一概念,在我记忆里,如果不算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马克卢普1950年代的研究,那就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最早提出来的,他在1994年发表了一本书,《后资本主义社会》。

他在这本书里预言,后资本主义社会(又称为“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其实应当称为“知识社会”。

知识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不再有“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只有各种知识之间的碎片关系,这些碎片之间不可能形成利益长期一致的任何阶级,这是我的解释。

后现代知识状况,这是利奥塔的书名,他在那本书里论证,后现代知识状况就是,每个人只拥有一小片知识,社会交往是由许多这样微小的知识之间的交流构成的,所谓“微小叙事”。

这样的社会里,不再有“宏大叙事”。

如果知识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力量可以维系这些知识碎片形成一个社会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你不能靠强权维持这些碎片知识。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德鲁克也没谈到后现代社会的政治问题和政治架构。

阿尔文·托夫勒后来想象了一下,我和他2006年有过一次对话。

那时,中信出版社翻译了他的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标题是《财富的革命》,我写了中译本序言。

首发式的时候,中信出版社在编辑部办公室里安排我和他跨洋对话。

他想象了知识社会的财富革命,不过他预言的后现代社会财富状况,大致上没有超过德鲁克的思路。

其实,奥地利派学派的思想者,例如马克卢普,在1950年代发表鸿篇巨制,系统论述“知识经济”。

接着马克卢普的思路,我在1995年写过一篇知识经济的文献综述,试图回答上述的问题:后现代社会的社会成员,每一个人只知道他自己专业里的一小片知识,社会怎样维系为一个社会呢?基本原理是:因为,通常,一片知识与另一片知识之间,有内在的互补性。

我在《经济研究》发表过一篇论文,标题就是“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

知识的互补性是什么呢?例如,你想学习大学数学,必须先学习小学数学。

因为,你不会相信大学数学是对中学数学和小学数学的“替代”,没人会相信这一点,是不是?所以,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各项知识之间,绝大部分是互补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先学中学和小学的数学,然后才可能学大学的数学。

人类的大部分知识相互之间是互补的,我只找到极少数的个例,那里的知识是互替的,例如音乐的简谱和五线谱之间,互替性超过了互补性。

由于知识有这种强烈的内在互补性,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分工,能依靠互补性加以协调和维系一个知识社会,因为这样人们互相可以得到更大的好处。

两人之间形成知识互补时,他们的合作就有规模收益,也就是整体大于各局部之和的意思。

这一现象,在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里称为“超模态博弈”。

所以,知识社会是可以维系的,它不是一堆碎片,但是它的政治结构很奇特。

政治问题的核心,我们知道,是权力分配。

现在,西方社会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几乎成为世界性的,这里有一个规律在起作用。

一般而言,社会网络的权力结构是服从“幂律”的,这是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最开始的三讲的主题。

大致而言,如果我们把网络里节点按照它们拥有的纽带数目排列在横轴上,我们用纵轴来表示对应于纽带数的节点数。

节点的纽带数目,在网络社会科学研究中也称为节点的“度”。

这样,一个社会网络的全部节点沿着节点度数这一维度的分布密度,如果纵坐标取对数的话,很接近一条斜率是负值的直线。

如果纵坐标不取对数,负的斜率就对应于一个幂指数(例如用“-r”表示),这就是“幂律”这一名称的来历:通达一个节点的纽带总数(例如用“x”表示)与拥有这样多纽带数的节点总数(例如用“y”表示)之间呈现幂指数关系(原文有图片,此处缺——编者,A是常量)。

幂律意味着财富在互联时代的社会网络里集中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社会形态。

所以,斯蒂格利茨在“占领华尔街”宿营地的演说里指出:1%的人占有99%的财富,我估计他没有说错,甚至,他可能说得比较保守。

如果我们判断中国的情形,应当比美国的更严重。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基尼系数来推测究竟多少人占有多少财富。

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6的水平,这样高的基尼系数,古今中外,或许是闻所未闻的吧。

依照我的统计常识做出判断,如果达到0.55以上水平的基尼系数,对应着什么样的收入或财富分布状况呢?我可以推测,这时,一个社会的占总人口低于0.5%的人群,将占有这个社会总财富的99%,这就远比美国更不平等。

所以,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任何人类社会都会很自然地涌现出来的类似幂律的权力格局,它意味着机会的严重不均等,另一方面,我常讲,中国当代社会的任何现象都具有两重性,其一是中国与西方通有的,其二是源于中国本土传统的。

我们中国社会有一个悠久的官僚政治及相关的腐败传统,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式的腐败”这样的传统,所以,中西社会通有的类似幂律的机会和权力的不平等分布,在中国更额外地沉重,可说是“被东方式腐败强化了的幂律”。

我的十分钟引言,差不多就讲到这里吧。

我们今天的主题原本是“知识的共享”,现在变成了在知识社会里“财富是怎样分享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不可避免的。

知识怎么共享?只有通过财富分享,吸引人们创造新的知识。

主持人(黄湘):精确地说,幂律来自上世纪20年代对于英语单词频率的分析,真正常用的单词量很少,很多单词不常被使用,语言学家发现单词使用的频率和它的使用优先度是一个常数次幂的反比关系,简单来说,幂律就是两个通俗的定律,一个是“长尾”理论,只有少数大的门户网站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就是小网站,小公司。

长尾理论就是对幂律通俗化的解释。

另外一个通俗解释就是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

幂律是在自然界中分布很广的定律,不仅单词频率的分布,还有生物中的物种的分布,城市人群的居住空间的分布都服从这一定律。

再举一个更容易感知的例子,汪老师之所以是一个如此着名的经济学家,就跟幂律有关。

至于这个幂律为什么会形成,有一种解释,跟演化有关系,随着不断演化,无论自然界还是生物界,都会寻求一种经济的方式,在自然界,比如光是直线传播,因为这个传播路径最快,在生物界,比如人都是追求最经济的方式,比如某个人微博的好友很多,你就愿意加他,这样他的好友就更多。

所以很多人认为幂律的形成是因为在一个复杂系统里面,每一个元素的行为都遵从一种最经济有效的方式,而且是很惰性的方式。

比如我现在想知道经济学家对经济的评论,我可能只找一两个最有威信的经济学家评论,我就不会花时间看小经济学家的评论,小经济学家的评论也可能是有真理的,但是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沙里淘金,所以我出于经济的考虑只看一两个人,肯定是最有名的人的评论。

这样就产生群聚效应。

一个复杂系统中的很多元素按照最经济的方式去发展、去成长、去连接的时候,这个复杂系统演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幂律的特征。

包括网站的链接,比如单词的使用,都会导致这个复杂系统中有一部分元素不断出现,频率很高,这就是幂律。

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一方面要看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都会有复杂系统出现幂律的情况。

但是另一方面,比如中国社会有自己的问题,不能仅仅用幂律来解释。

汪丁丁:在网络时代,为什么幂律变得这么关键呢?因为中国的问题总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的生活方式、它的工业技术都是抄袭西方的,所以它有西方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又有中国本土的问题,这就成了双重问题性。

然后在西方问题被引进中国的时候你就看到,机会的分布就服从幂律,比如网上商店,就像淘宝商城就是典型的例子,网上商店只要引进0.2%的非随机性,任何一个新的网站商店希望链接到已经有更高链接的网上商店,只要这个概率大于0.2%就会产生幂律,就是说这个网上商店在主页左侧的链接程度,就会形成幂律,造成最大的商店通吃,所以马云就通吃。

所以,这个机会的分布在知识网络里特别不平等的时候,显然财富就跟着他走。

享友(成远):我和几个朋友一块做了一个网站,其实说起来也是参考国外的一个模式Quora。

我们这个网站上有一个回答,它是在国外那个Quora网站上也有类似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通俗,通常意义上做有钱人的感受是什么?富有是人类共同的梦想,所有富人都曾经穷过,所有穷人都梦想富有。

所以,追求财富是美好的,一个允许人们追求财富的社会是有希望的社会。

汪丁丁:即便中国没有本土的问题,没有东方式的腐败的问题,没有官僚政治的压力,即便它是西方,它想让所有的人都发财,所有人发财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有幂律在这儿卡着,有一个机会分布的幂律啊。

而且,我估计未来的知识社会,文明水平到了比尔盖茨这几个捐钱富翁的水平上,社会非常平等,每一个人都是知识工作者、劳动者,都是长尾的一段,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北欧的价值观,你这么多钱很脸红啊,出门不敢开车啊,因为你要污染环境,钱多就意味着你对环境欠的债多,每一个GDP美金都是环境的污染,我们经济学统计都是这么算的呀。

享友(成远):我们做这个网站之初的想法是说,最早互联网上大量的信息,像Google这样去实现一个查找的过程。

汪丁丁:对。

享友(成远):然后,再下一层它是把这些信息更加的结构化,能够被人理解。

默默去创造标签、分类、问答,就是把信息更加精致的加工。

汪丁丁:这是对的,这肯定是一个大趋势,这在经济学教科书里都有。

当产品在一个市场里聚集的足够多了以后,它必然会发生市场细分,这个凡是管理学院的人都熟悉。

只不过在网络社会里市场细分表现为什么?最新的研究报告,都是实证的,利用FaceBook这样网站上的海量数据,我们叫做“小世界”网络。

咱们这种小圈子的小聚类、小团块,其实是未来社会的主流,比如在情感上,相当多的中国哲学家,比如说陈嘉映、比如周濂,他们都喜欢“社群主义”。

为什么?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没那么大的市场,为什么社群主义打动中国人?小聚类,想清楚了,你看邓肯·J.瓦茨(Duncan J. Watts)2004年在斯坦福的社会学年鉴上写的这篇综述文章,叫《社会网络的新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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