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感知研究中的心理测量范式伍麟张璇2012-9-19 14:20:37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内容提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风险因素空前增加，风险类型不断变化，风险危害程度激增。

人们生存意识空前自我反省，在不断博弈、挣扎和冲突过程中修正发展的路线和方向。

心理测量范式是风险感知的心理学探索中最有影响的方法论技术和研究取向。

它倡导通过表达性偏好的风险研究方法，描述风险的主观属性，解释风险感知的各类差异。

在几十年发展中，心理测量范式进行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技术拓展以及相关研究主题内容的深化。

心理测量范式的理论空间仍有待加强，应该在更加全面理解风险感知性质的基础之上，充分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

【关键词】风险风险感知心理测量范式风险是现代社会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

大到人类命运，小至个人事务，风险无时无刻地不与我们的生活相关联。

学术界、社会各方对风险问题高度关注，“风险”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

玛丽·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是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集合。

(Douglas，1985)詹姆斯·梭特则提出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管理的基本方面。

(Short，1987)风险研究的迅速发展既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又满足了时代的要求。

“随着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和他同事们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开拓性研究，近几十年来，关于风险感知的研究快速增长。

”(Gillian Hawkes& Gene Rowe，2008)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是风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同时又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从宏观的政府决策到微观的个体行为都与风险感知息息相关。

英国皇家学会1992年提出风险感知的经典定义，把风险感知定义为涉及“人们对危险和收益的信念、态度、判断和情绪，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和社会倾向。

”(Pidgeon et al．，1992)心理学并不是最早进行风险领域研究的学科，它延续和改造了自然科学风险分析研究的传统和路线。

美国Oregon大学“决策研究小组”的斯洛维克、费施霍夫(Fischhoff)和里奇特斯坦(Liehtenstein)等人于1978年在风险心理学研究中引入和发展了心理测量范式(psychometric paradigm)，提出了感知的风险和现实的风险两种概念，引发了对“可接受的风险”及风险感知、沟通和管理的研究潮流。

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目标指向个体，依托理性行为理论，表现出人是自我利益计算者的功利主义哲学观念。

心理测量范式的风险感知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风险可接受性”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风险的主观属性，即风险的特征维度。

人们的风险感知会受到风险特征的影响，可以根据这些风险特征总结出各种危险的“人格画像(personality profile)”。

第二阶段，研究从关注风险的特征转向更加关注感知风险并对风险作出反应的群体特征。

从不同群体的差异性探究风险感知结构的复杂性，以及风险感知与群体因素相互关系模式的复杂性。

研究发现在性别、种族、国别和社会阶层等方面风险感知存在很大差异。

(Bymes，Miller and Schafer，1999；Flynn， Slovic and Mertz，1994)第三阶段，也就是最近的发展表现为综合各种方式，把风险特征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涵盖信息来源、渠道、流动以及在强化和放大特定风险“信号”时文化和社会机构的作用，解释为什么特定的威胁被看做是风险，以及探究社会信任、公众参与在风险沟通中发挥影响的作用机制。

一、心理测量范式的早期特征1．表达性偏好的研究特征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风险的多元与分化的现实状况，斯洛维克等人继承并拓展了斯塔尔(Starr)的研究。

斯塔尔是对风险感知进行研究的最早代表性人物。

他坚持的是工程思维的研究路线，通过揭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的风险分析方法，提出在尝试与错误学习的基础上，社会活动的可接受风险和利益之间达到了一种“基本理想状态”(es- sentially optimum)平衡。

可采用历史的或当前的风险和利益数据去解释“可接受的”风险-利益平衡模式。

通过对八种工业和活动的数据的检验，斯塔尔总结出了“可接受风险的法则”：(1)一种活动的风险的可接受程度大约是其利益的三分之一；(2)尽管都提供了同样水平的利益，公众对自愿活动风险(如：滑雪)的可接受程度大约是非自愿活动(如：食品添加剂)风险的1000倍；(3)自愿活动中风险的可接受程度与受风险影响的人数成反比；(4)自愿活动中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与可接受的疾病风险水平非常相似。

(Starr，1969)斯洛维克等人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体现为表达性偏好(expressed preference)的风险分析方法，即通过标准化问卷来获得公众的风险感知偏好，以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及要求。

通过澄清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为风险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确保风险政策能够正确反映公众的心态，体现公信力，为公众接受和认可，最大程度发挥政策预期的社会效果。

通过心理测量范式进行风险研究所遵循的理论逻辑是，风险是一种心理学概念，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现象。

风险本质上是主观的，建立在人的感知基础之上。

风险感知不只是对特定危险量的属性的感知，还是对特定危险质的属性的感知，如意愿性、可控性、潜在性等。

一种特定危险的风险不是只有单一的质的属性，而是有着多元的质的属性。

与公众风险评估紧密相关的是危险的质的属性。

这些属性随着情景的不同对风险感知发挥不同的影响。

同时随着人群、危险、环境的变化，质的属性起到作用的权重将发生变化。

心理学研究风险的路线，不是关注风险的科学客观知识，而是关注风险的主观属性。

为什么专家与公众在风险感知上存在很大差异?什么决定人们对风险所采取的态度各异，有厌恶风险的、漠视风险的、还有接受风险的?心理测量范式的主要目标就是澄清和确定哪些质的属性对风险感知起着关键影响，并且在情景变化时，这些质的属性对风险感知起的影响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有什么特征和规律?心理测量范式认为，风险是由个体主观定义的，个体可能会受到一系列心理的、社会的、制度的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

(Slovic，1992)泰勒和齐恩认为，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所表明的最重要信息是“对大多数公众而言，风险不仅仅如同技术-统计取向所认为的是损失程度和概率的混合，而且风险具有社会和主观的维度。

”(Peter Taylor-Gooby&Jens O．Zinn，2006)如果观察工具设计恰当，就能够测量这些社会和主观维度上的各种因素。

2．风险感知的主观属性费斯霍夫等人在1978年的研究中指出，活动或技术的九种一般性质对于主观的风险判断起到重要影响，它们是：(1)风险的自愿性；(2)影响的即时性；(3)暴露于风险中的人对于风险知识的掌握；(4)科学上关于风险知识的把握；(5)对风险的可控性；(6)新颖性，例如风险是新的还是旧的、熟悉的；(7)长期的／毁灭性的，也就是说，风险一次可能只杀死一个人(长期的)，或者风险一次能杀死很多人(毁灭性的)；(8)一般／恐惧，例如，人们是否已经学习到接受风险和能够理性的、平静的考虑风险，还是在本能的水平上，人们对风险存在巨大的恐惧；(9)结果的严重性。

这些因素与存在风险的活动或技术之间的关系的程度决定了人们的风险判断。

(Fishhoff et al．，1978)斯洛维克于1987年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提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也即对有些风险非常重视和警惕，而对有些风险泰然处之、无动于衷。

并且公众和专家对于风险的理解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

(Slovic，1987)因此，研究风险的一条重要路线是发展关于危险分类学，借助危险分类学帮助研究者分析与理解人们对不同类别风险所产生的不同反应。

而实现这一目的最普遍的方式是使用心理测量范式，以心理量表为主要工具获得原始数据，采取心理物理标准和多元分析技术，对感知到的风险、感知到的利益以及感知到的其他方面(如：活动的致命性)进行定量分析。

斯洛维克采用心理测量范式，得到不同风险的“人格画像”，即每一种危险都有其独特的风险感知模式。

研究显示风险的很多描述性特征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

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将这些定性特征综合为两个高阶因子：一个是“可怕性”(风险所引起的恐慌后果的程度)，另一个是“熟悉性”(风险的已知和可控程度)。

对公众而言，大多数风险可以在这个二维的因素空间内进行定位，进而总结出各种风险在这个二维因素空间内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

(Slovic，Fis- chhoff&Lichtenstein，1979)一般公众的风险感知与因素空间类型中的危险位置有密切相关，如：“恐惧风险”，如果风险在这个因子上的得分越高，人们就更想减少目前的风险，也就更需要严格的规范使风险降到可接受的程度。

相比之下，专家的风险感知与不同风险特征或由这些特征衍生而来的因素之间没有密切的相关，专家们将风险视为预期的年死亡率。

3．风险感知的差异性围绕解释“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为何存在差异”这个问题推进了风险感知的研究。

现实生活中，公众的风险感知与专家的风险感知往往存在裂隙、差距或者不一致。

风险感知研究的核心目的是获得理解人们对于风险形成判断的方式，从而形成技术专家、社会管理者和普通公众之间风险信息的有效沟通，并且不断提升这种沟通的水平。

许多研究力图说明、弥合甚至消除风险感知上公众和专家的分歧，使得公众的生活认识能够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

为了实现这些学术理想，在人们往往通过经验法则(rule of thumb)形成对所面对风险意义和严重性进行判断的状况下，心理测量范式经常被当做一种重要的手段去描述这种经验法则。

斯塔尔开创了对“可接受的风险”的研究。

但是他只采用历史的或现在的风险和利益数据去解释“可接受的”风险-利益平衡模式，仅仅区分了自愿接触风险和非自愿接触风险，并且认为“是否自愿”是人们权衡技术发展的社会利益和代价的核心因素。

然而，当人们对不同危害的现有和预期的风险性以及风险管理的预期水平做出量化判断时，还会受到其他属性的影响，如：危险的特征属性(例如，自愿性、恐惧、知识、可控性)；与危险相关的利益等。

风险感知因人而异。

斯洛维克等人在研究中区分了“感知到的风险”和“可接受的风险”。

当专家判断风险时，他们的反应与年死亡率的技术估计有高度的相关，专家把风险评估建立在可预见的灾难(数量)上。

普通公众只有在被告知去估计年死亡率时，才会考虑这个因素(且这种估计方法只有很少一部分类似于专家的技术估计)。

公众对于“风险”的判断更依赖于危险的属性(例如，潜在的灾害性，对子孙后代的威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