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的读后感篇一：《苏东坡传》读后感浩然正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随死而亡矣。

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

此礼之常，无足怪者。

”——苏轼某年题于潮州韩文公庙碑。

细数史上的文人如恒河沙粒，其中不乏敢于同日月星辰争辉者。

而面对苏轼，这位政治上失意的诗词家，这颗难觅的“北珠”时，不免逊色许多。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一）蚌壳中的秘密谁都知道，不是每个蛙蚌都能酝酿出珍珠。

就如播下地的种子，良莠不齐，发芽的情况自然也参差不齐。

在四川，有座风景宜人的小镇——眉州眉山，古之名嘉州。

文人世家的苏家便在此地。

搞不清楚是眉山的钟灵毓秀诞生了苏家的才气，还是苏氏家族的一时显赫才让世人对眉山更加青睐。

也许只是造物主的一次偶得。

“三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父子三人的文学造诣实属古往今来者罕见，尤以苏轼为代表。

稍年长的文豪欧阳修就曾预言，苏轼将来的名气将远远盖过自己，虽然六一翁是当时不可撼动的文学泰斗。

苏家深厚的家学渊源为时人所歆羡。

这也是苏轼在学问上越走越宽的重要的基石。

未进学堂前，家庭就给予了很好的启蒙教育。

母亲解读经典史著，塑造人格榜样；父亲在其刚会诗词时就教导须以淳朴风格执笔。

从后来的苏轼诗词中，即可窥略其文品、人格大概。

（二）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在苏轼的一生中，伴其顺逆荣枯的除了其妻子，其弟苏子由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手足情深，“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

”二人虽均遭排挤、贬谪，但弟弟苏辙性格沉稳、实际，能够相时而动以明哲保身。

而苏轼则有点急躁，性情放浪，爱幻想，有诗人的情怀。

遇品行恶劣的人、社会的阴暗面或不满时局时，“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经常出言不慎。

子由常劝他不要过于计较时弊，“一日空闲长似两日”可以长寿。

劝他“三缄其口”。

后来证明，苏子由的宦海生涯比哥哥走得更远一点。

而苏轼在四十岁以后半生漂泊不定，从显贵一直贬至卑微小吏，尝尽世间疾苦。

贬谪途中的苏轼也自嘲：有的不是学问，而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氏二昆仲的性格差异最终导致人生经历的出入。

苏轼的“言”是出名的。

曾经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讥评时事，论辩是非，希望神宗改变变法的心意，不久即遭贬黜。

此时的苏子依然踌躇满志，大不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一时兴起，作诗几首，却被好事者诬陷，强加对君主大不敬的罪名，酿成一时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身陷囹圄。

对自己坎坷的遭际，源于自己的“出言不慎”，而奈何不了那样的政治环境，苏轼也只能苦笑：“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三）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早在贬至杭州途中，苏轼对政治热情已不似当年，曾谓其弟曰：“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

”二人均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

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礼，下无义，贼民兴，丧无日矣。

”从政，尤其是在朋党林立的宋朝，官员除了慎言慎行外，不免要圆滑一点，这大概是讲究原则的苏轼所学不来的。

语堂先生认为，苏轼在官宦生涯中，一面想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及到明哲保身的这一人生本分，二者冲突中，天性使然，苏轼选择了前者。

在政治上，可能过于追求完美，过于强调个人的政治理想了。

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当政，均将苏轼排除在权力中心外；孰是敌孰是友恐怕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

而几朝皇太后对其的恩荫更是绝无仅有的。

神宗之后、哲宗祖母均特别欣赏其才情，辅以重任。

但宋朝皇太后均是因皇帝年幼主持朝政，待其长大便及时还政于皇帝，所以，仅靠几位贤德的女性，在官场上还是不稳定的。

神宗之后的几位帝王，虽有任用苏轼，但似乎更仰慕其才学，赐翰林学士之类，或许只是朝廷装点门面的一种方式，借以笼络知识分子。

苏轼的政治抱负根本不能尽情施展。

于是只有谦退。

语堂先生称他为谦退大师：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

欲归隐却不能，一生为政治所累。

（四）“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俯仰之间，已成陈迹，但苏子不失落，他始终认为秋风、明月本无常主，当时尽情去感受便了无遗憾了。

天生乐观达人，随遇而安。

1072年赴杭州任太守，毫无对权贵的不舍，惟有兄弟手足。

到达杭州后，便致力于当地建设。

提出公共卫生方案，设立杭州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清洁城中居民供水，还整顿西湖，这些切合实际、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举措立即赢得了百姓的爱戴。

一般官吏注重税收、当地治安等关乎政绩的方面，苏轼在整顿市容、注重公共卫生方面开了很好的先例。

几年后，调往密州，物资匮乏，时常求得杞菊食之，扪腹自笑。

1077年又赴徐州，喜爱当地的自然风光，称“小住胜地”。

苏轼虽是一介书生，却胆识过人。

徐州在被洪水围困一个多月后仍镇定自若，一边安抚人心，一边疏浚、修缮工事，直至洪水退去。

然而当地居民的敬慕并不能阻止一群宵小之辈再次贬谪苏轼的脚步。

及至黄州，苏轼开始置田地，真正务农起来。

精心建造农舍，与左邻右舍的渔夫樵民为友，成了东坡居士。

常自比陶潜，仿其风格，随意作诗，苦中作乐。

更加悲惨的日子是流放到岭南，随后又至海南。

苏轼总不愿让现实去破坏自己的诗性。

初到岭南，言“万户皆春色”还戏称不久“鸡犬识东坡”。

及至海南，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仍然觉得有所给予：“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次止无不可者”。

诗人一般都极富生活情调，苏轼即深谙此道。

在惠州修放生池，建朝云堂。

即便身无分文，也乐善好施。

苏轼认为，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还与人研制酿酒、制墨，日子清贫却充实。

苏轼的乐观达人，成就了他诗词的盛名，而他这样的性情中人却与通达仕途无缘。

诗人、政治家本就很矛盾，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理想一个务实。

然而史上不乏合二为一者，像贺知章、高适、范仲淹、欧阳修……（五）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每至一处，均喜建设。

在密州建超然台，在徐州造黄楼，惠州的朝云堂，黄州的农舍……无处不显示着他的傲气、恬适、安贫乐道。

这些建筑、屋舍均成为他诗集的名称。

在海南时，一边注史书，一边整理杂记《东坡居士》。

东坡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

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文人儒生仰慕他，皆以“夫子”呼之。

张来、晁补之，秦观及黄庭坚甘心屈居苏轼门下——苏门四学士。

篇二：苏东坡传读后感从小学就对苏东坡这位古今闻名的学者有了些许耳闻，一开始是在随便翻翻《宋词》时，一时感兴趣过他写的几首词，后来记不得看的哪本周刊里又冒出了东坡肉这个诱人的词眼，顿时让我把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打上了“贪吃”的标签，上了初中逐渐接触到他写的诗词歌赋，到现在也就只清晰地记得那一首水调歌头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琅琅上口的词句至今都萦绕在我的心房，到了高中，当老师推荐了《苏东坡传》时，我也并没有将它放在心上，直到今年的寒假，我才被这本书真正的吸引了。

凡是在我看来有能力写传记，而又不经过本人同意执笔写的人，一般都是自身文学素养高深之辈，当然，如果你想经过苏东坡同意再写传记，恐怕是先得穿越回宋朝了。

和我的想法如出一辙，这本貌不惊人的《苏东坡传》竟是林语堂老先生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执笔之作。

作为一位在中英文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语言学家，林语堂老先生想必写这本《苏东坡传》也是信手拈来了。

林语堂老先生这篇作品经过张振玉的翻译就我而言感觉并未失去原著的真实思想，所以读的也是让人神清气爽。

这本传记总共三百多页，分为四卷，童年与青年；壮年；老练；流放岁月。

按照苏东坡的人生经历用时间顺序依次叙述，使整本书显得条理很清楚，又将读者的兴趣充分的调动了起来。

序：林语堂老先生在序中重复强调了他对《苏东坡传》撰写的渴望，言明自己曾一直有想写苏东坡传记的心思，无奈时局所迫，直至今日才完成。

这显而易见的体现了林语堂老先生对于苏东坡这个人物有着一种独特的感情，非要执笔写下传记来倾诉不可。

“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由此可见，林语堂老先生的苏东坡传记是在古籍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他对于这本传记算是用上了一番心思。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试验者，是工程师……”林语堂老先生在其后的序中不断对前面引用部分的苏东坡形象进行简单而真实的诠释，使苏东坡这位大诗人先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一丝印象。

卷一：卷一的题目为童年与青年，显而易见叙述的就是苏东坡童年与青年的岁月时光。

卷一的第一章，林语堂老先生以讲述苏东坡的一生为开头，通过各个事例，从各个角度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苏东坡，一个天赋才气，吟诗作对信口拈来的苏东坡，一个诗书画三绝的苏东坡，并且还有一个追求长生不死之药的苏东坡。

通过这一个个形象鲜明的苏东坡，林语堂老先生为后文的叙述埋下了伏笔。

卷一后几章大致讲述了，三苏之一的苏洵，虽然才气响天下，但在屡试不第，人步入中年之后，逐渐归于沉沦，而与此同时，苏轼与苏辙这两个兄弟正如崭崭的星斗，借着父亲落日的余晖冉冉升起。

卷二：如果非要给卷二强加一个中心，那么则一定是“王安石变法”。

虽说是《苏东坡传》，可在这本苏东坡为主人公的传记中，我却又偶然间了解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王安石。

还记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虽然在初中就听过王安石变法的大概故事，也就知道王安石努力了半天，最后失败了的结局，对于王安石这个人的为人却是不甚了解，但通过《苏东坡传》，我算是对王安石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

”这三个不足是苏东坡对王安石评价的标识，苏洵大名鼎鼎的《辨奸论》便是用来暗讽王安石的，通过这两段评价，我们可以片面的得出王安石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当然，这一点评价当然证明不了什么，可王安石在朝廷上任大官时的一些作为，再次加深了人们对他的印象：他放任手下，私自将无能，阴险的下属如吕惠卿，邓绾等提拔到重要的职位，利用各种借口将反对派中的中坚力量踢出权力中心，甚至反对派中还有几位曾经是他的至交好友，连他的好友都开始反对他，可见王安石在为人处事方面的行径有多么受人诟病呢。

王安石暂时说到这，总的来说他就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诗人，他企图用自己理想中的变革来改变宋朝当时颓废的处境，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斜路。

当王安石这样一个固执不化的改革派和苏轼这样一个正直，敢于进谏的反对派站在了不同的阵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顿时体现了出来，就好像陨石撞地球一样，总会擦出各种各样的火花，不过考虑到当时王安石一人权倾天下，苏轼在预料之中也就被贬出了京城。

正是这机缘巧合之间，苏轼在感觉无力报国之时，四处游山玩水，用书中的话说“这时愤怒与苛酷的火气已无，只剩下安详平和与顺时知命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