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讲稿 冰心与中国现代文化 李玲 1921年那个除夕的夜晚，年轻的冰心对父亲说她的理想是“看守灯塔”。她说：“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来整年整月的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 （《往事二之八》）冰心希望在海军部工作的父亲能帮助她谋到灯台守这个职位，她要“牺牲自己，服务社会”。可惜，按规定灯台守是男性从事的工作。父亲安慰她说：“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的很！”（《往事二之八》） 冰心没有谋到现实中看守灯塔的工作，但是，她却用一生的创作为我们点燃、看守了一座“爱”的灯塔。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迷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掉，也不是悲凉。‛（《寄小读者·通讯十九》） 这些早年写给小读者的美丽词句，正是冰心一生的自我写照。 从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冰心并不是不知道人生有荆棘、不知道人生有痛苦，而恰恰是感觉到了荆棘、痛苦的存在，她才要用爱和同情来温暖人生。这里就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需要不需要这种温暖和慰藉？我们应该不应该给予别人这种温暖和慰藉？这种爱与同情在我们的生命到底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 也许有人要说，感觉到了荆棘，感觉到了痛苦，就应该迅速拔去荆棘、去除痛苦的根源，那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爱和同情并不能解决问题。然而，我要说，人不是纯粹理智的动物，拔去荆棘、去除痛苦的根源固然重要，但心灵的呵护也同等重要。首先，拔去荆棘、去处痛苦的根源需要坚强的心理力量才能完成，这种心理力量要靠爱与同情来涵养；其次，拔去荆棘、去除痛苦的根源之后，人的心灵仍然需要爱与同情来排除那荆棘与痛苦留下的阴影；再次，人生的某些困境，诸如个体生命有限、人总有一天要死之类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解决的，那么，爱与同情的温暖对于人生来说就分外重要了。 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执著于拔去荆棘、去除痛苦的作家。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挚爱，往往通过憎的方式来表达。鲁迅渴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就特别憎恨我们民族精神中病态的东西。他一生都怀着“爱愈深，其恨愈切”的痛苦心情，从各种角度揭示民族的精神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揭露中国历史文化和历史制度有“吃人”的一面，他批判国民的“精神胜利法”，他批判庸众对别人的生命麻木不仁的看客心态。然而，鲁迅这样一个执著于批判的作家，他的作品同时也从正面表达了对爱与同情的强烈渴求。他一生都感激藤野先生对自己的关爱，一生都怀念自己与少年闰土的无间友谊，故乡迎神赛会上富有人情味的“无常”也让他一想起来就感到特别温馨。这些“好的故事”，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撑。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爱与同情对于富有情感的人类来说是多么重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作家冰心存在的意义。 冰心正以歌唱爱这种鲜明的文化立场，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最初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关爱生命、尊重生命。这种重视生命价值的现代性追求，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批判那些压抑生命的力量，诸如批判封建礼教、批判社会等级制度、控诉外族侵略等；另一方面是直接从正面呼唤对生命价值的尊重，诸如歌唱母爱、歌唱儿童之爱、体察弱小者的内心世界、尊重受剥夺者受侮辱者的人格等。这反面批判与正面建构，缺一不可。它们不仅各自构成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面，而且互为基础、互相渗透。鲁迅、张爱玲等作家批判各种压抑生命的现象，正是以关爱生命为终极的价值追求；冰心正面歌唱爱，实际上也抵御了各种否定生命的力量。 冰心一生的创作时间很长，青年、中年、晚年都有精品问世，但是冰心对时代文化思想和时代文学影响最大的时期，应该是她歌颂爱的青年时期。今天，我们围绕冰心与中国现代文化这个话题，着重要分析的就是她早年的“爱的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万全之爱 宇宙无穷、人生有限，这是每一个自觉的生命都要面临的终极困境。不同的哲学、宗教面对这一终极困境展开了对人的生存态度的不同思考。年轻的冰心也为这一问题困扰着。她在1925年创作的小说《剧后》中，让美丽的女主人公爱娜倚镜凝想并产生幻觉： ‚她这时似乎看见了年光的黑影，鸷鸟般张开巨翼，蓬蓬的飞来，在她光艳的躯壳上瞰视，回旋。她妩媚的精神丰度，在黑影中渐渐暗淡，她的长眉妙目，在黑影中一团儿冰雪般渐渐的消融。在飘扬的轻裾底下，只立着……只立着一架雪白嶙峋的骷髅！‛（冰心《剧后》） 这里，冰心实际上是借助主人公的幻觉表达作家对人最终必须走向衰老、死亡的无奈、恐惧。 这种无奈和恐惧在五四作家的生命感受中相当普遍。鲁迅在《过客》中说人生道路的前面是坟，庐隐说人活着就像笼子中的鸭子一样不自由。但是不同的作家对待人类的这个终极困境的态度却不一样。鲁迅的态度是直面虚无、反抗绝望，所以他笔下的过客的使命就是不停地走。1庐隐笔下的青年女性因为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而陷入精神憔悴中。 冰心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但是她显然不甘愿陷入到精神痛苦中。以文学拯救人的精神的使命感，也使得她不允许自己沉浸中迷惘中。她转而到东方哲学中汲取精神力量。散文《“无限之生”的界线》中，她借人物之口表明死亡不过是生命“越过了‘无限之生的界线’”罢了。文中，死去的宛因对活着的朋友冰心说： ‚什么叫做‘死’？我同你依旧是一样的活着，不过你是在界线的这一边，我是在界线的那一边，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冰心《‚无限之生‛的界线》） 宛因接近婉莹，婉莹是冰心的本名。这里，冰心其实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探讨死亡问题。她在有差别的生命中看到了生死之间、万物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由此超越死亡给生命带来的恐惧，甚至赋予死亡以一层宁静的诗意美，并且在思辨中给孤独的个体生命带来宇宙大家庭的融融暖意。在她眼里，灵魂是先于生死而永恒存在的；不仅人有灵，万物也均有相互感应的灵魂，因而“万全的爱”是世界的本质（《“无限之生”的界线》）。她从宇宙万物－－无论其形态如何变化－－精神上都是相结合的的感悟中寻找到了精神归宿。所以宛因对冰心说： ‚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无论什么？都不能抑制摧残他，你去罢，――你去奔那‘完全结合’的道路罢！‛ （冰心《‚无限之生‛的界线》） 对“完全之爱”的确认，既从精神上慰藉了人面对死亡的恐惧，又建构了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冰心的这种人生观明显受到印度哲人泰戈尔的影响。“泰戈尔的信仰联系着《奥义书》的传统”2，联系着古印度哲学。在普遍以欧风美雨拯救中国的现代社会中，冰心创作从东方哲学中汲取人生智慧。她对东方文明的继承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中国文学与古老传统之间的裂痕，她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广博爱心和乐观精神默默地温暖了对人生感到苦闷的青年的心。

二、母爱 直面死亡是人生的重大问题，冰心用“万全之爱”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对待，又是人生的另一重大问题。冰心又把她的“万全之爱”展开为世俗的种种亲情，来温暖现世的人生。这种世俗亲情首先是母爱。 （一）歌唱母爱的超功利性：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 我要至诚地恳求着： ‘我在母亲的怀里， 母亲在小舟里，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冰心《春水·一零五》） “她爱我，不是因为我是‘冰心’，或是其他人世间的一切的虚伪的称呼和名字!她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惟一的理由，就是我是她的女儿。‛ ‚她对于我的爱，不因着万物毁灭而变更。 ‛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 冰心是以青春少女初次觉醒的眼光感受母爱的。从自我的人生经验出发，她首先从母爱的超越功利性中找到心灵慰藉。这母爱的颂歌在我们的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推崇母亲的，但由于在从男性家族承传的角度来认可母性的，因而，一般地说，母子关系、婆媳关系一直是传统文化要努力强化的，而母女关系则很难得到普遍的认可，因为女儿如果十分依恋母亲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她对夫家的绝对忠诚。慈爱的母亲很少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古代文学的母女关系描述中，倒是女儿犯错误了就常常会有一个犯了姑息错误的母亲出现。小说《水浒传》、戏剧《墙头马上》等作品都出现了这种见识短的母亲形象。母女亲情，尽管在明清的女性创作中有一定的表现，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直是一个不可能充分展开、也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的主题。实际上，对母女亲情的放声歌唱，在中国文学史上正是从冰心开始才大量展开，并进而成为“五四”女性文学的集体大合唱的。这种母爱颂歌，只可能出现在女性作为独立的人的价值得到文化认可的时代。它具有颠覆封建父权压制的现代意义。 （二）在母爱颂歌中抒写女儿心： 冰心歌颂母爱，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上弘扬了母爱的价值，另一方面她从女儿的角度来歌颂母爱，从中也舒展了青春女性渴望母性爱抚的女儿心。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 (《繁星·一五九》) 这里表达的，与其说是母爱的伟大，不如说是第一代现代女性初次踏上社会时的柔弱稚嫩。青春的柔弱是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状态，也是“五四”社会转型期青年的典型心态。它往往和青春的豪迈相伴而生，对立统一，也是生命苏醒时可贵的跫音。只有在珍视生命的时代里，只有人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工具的时代里，这种对生命软弱的抚惜才可能成为文学的主题。在以“载道”为使命的文学框架中，在男权主宰的文化框架里，女性青春生命的柔弱是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对女性青年这一心态的确认、表现，必是以珍爱生命、尊重妇女的现代个性意识、人道意识为前提，只可能出现于“五四”“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的思想背景上，因而对青春女性渴望母性爱抚的心灵抒写，也是“五四”文学现代化的表征之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母爱与两性之爱不同，两性之爱是两性之间相互对待的问题，它能够激发爱者与被爱者的内在心灵，从而发展自我人格；而领受母爱的时候，儿女是被动的接受者，因而母爱不能激发儿女本身的主体人格、它对于儿女的人格建设意义不大。我不赞成这样的看法。我认为懂得对母爱感恩的人，其主体意识也是强健的。纯粹被动的人，大约只会没心没肺地享受母爱，而并不懂得感恩、歌颂。领会母亲的爱，实际上也是儿女情感发展、心灵成熟的一个极为有意义的契机。实际上，冰心正是在母爱的领会中激发了自己的爱的能力。 ‚小朋友!当你寻见了世界上有一个人，认识你，知道你，爱你，都千百倍的胜过你自己的时候，你怎能不感激，不流泪，不死心塌地的爱她，而且死心塌地的容她爱你? ‛ (《寄小读者·通讯十》) （三）以母性情怀温暖人间 冰心不仅以爱回报慈母，还以领受到的母爱回报社会。《超人》这样的作品正体现了冰心关爱社会、抚慰生命脆弱的母性情怀。《超人》中，冷心肠的何彬因为母爱的回忆而重新唤起生活的热情。小说中， ‚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楼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间食堂里吃饭，偶然出入遇见了，轻易也不招呼。‛ （冰心《超人》） 何彬的漠然，是青年初入社会看到一些丑恶现象而理想受挫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何彬梦到母亲之后，“止水似的感情，重要荡漾起来” ，恍然悟到自己原先虚无的人生态度是错误的，而确认了这样的道理： ‚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冰心《超人》） 母爱滋养了何彬的心，《超人》则滋养了青年的心。《超人》一发表，立即引起热烈的回响，甚至被称作是“救我们青年的上帝”，隐含作者冰心那一颗关怀生命脆弱的心温暖了读者的心怀。母爱的温暖便是少女冰心转奉给世界的母性关怀。母爱虽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以及青年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它却能抚平心灵创伤，改变人们的情感商数，给人以生的勇气，激励人们奋然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