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国家的本质和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家有时也可理解成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是由一个统治者，一个统治阶级或一个人民代表拥有的收益或社会产品极大化的组织。

国家和企业都可以描述成一个政治体系，在这个政治体系中，策略决策者们的目标部分是冲突的，且认识力是有限的。

两者都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体系，个人在这种社会体系中投入时间和精力建立社会关系。

当然，这二者也存在重要区别。

国家是一个超级权威，它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企业则不能，相反，企业必须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

在这一讲，我们用产权、交易成本和合约理论来分析国家及其组织。

由此得到的理论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国家通过规定产权、提供公共物品和决定游戏规则，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和一国的财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理解国家，有助于解释历史上出现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经济停滞和衰退。

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政府为何会制定一些阻碍经济增长的规则呢？显然不能假定政府是喜欢或不关心经济衰退。

但可以假定政府是合约国家(Contract state)或掠夺国家(Predatory state)。

这种国家的统治者目的在于极大化国民收入或税收，更清楚地定义产权和较少的租值消散，应该是这种统治者所欢迎的，因为它们可以扩大税收收入和一般生活水平。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或政府没有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规则，一定是由于某种交易成本的约束。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科斯定理的宏观版本：如果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交易成本均为零，一国和经济增长和发展基本不受其政府类型的影响。

然而，当这两种交易成本为正时，一国内部的权力分配和其制定规则机构的制度结构就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菲吕博腾和平治维齐强调，没有国家理论，产权理论就不能算是完全的。

另一方面，没有产权的建立和维护，我们也不能解释国家的存在和本质。

没有社会成员之间最低自愿限度合作的社会生活是不存在的。

一上百分之百的专制政权，即一个命令的社会，将是太昂贵的。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即使在专制政权下，个人之间隐性和显性的政治协议也起着重要作用。

只有至少有某些协议是自我执行的时候，这种协议制才是稳定的。

从理论上来说，这一点是国家理论中最令人着迷的部分，这可以理解成自我执行协议理论应用于一个特别复杂的、长期的个人之间关系的网络。

一、简单的新古典国家理论众所周知，对国家现在已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大致可分为国家的合约理论、国家的掠夺理论。

诺斯(1981年)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新古典国家理论”。

这种理论建立在统治者与其子民之间存在合约这种观念上，其主要特点是：(1)统治者用保护和公正(包括产权的保护和合约权的保护)交换收入。

因为在提供这种服务中存在规模经济，在提供这种服务中建立专业化组织比个人保护自己财产可以使社会的总收入更高。

(2)由于(1)，统治者成为子民的超级权威，国家有命令和得到服从的权利，因而具有强制的能力。

一个收入极大化的政府会做到这一点，就象一个实行差别定价的垄断者一样，将每个集团的子民区别开来，为每个集团设计一个使国家收入极大化的权利体系。

这不同于公平分配论的、关于累进所得税的另一个解释。

(3)统治者的活动或多或少受到一些约束，这取决于子民们在下列方面面临的困难：首先是迁移到另一个生活水平更好的国家的成本(退出)；其次是推翻现任统治者，支持另一个许诺向子民提供更好服务的统治者上台的成本；总是存在一些潜在的竞争者可以提供类似服务。

诺斯更详细地解释了这三个假说。

关于假说(1)，国家(统治者)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宪法的制定和执行，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宪法。

按照诺斯的解释，宪法说明选民的产权结构，旨在政治和经济交易成本限制下极大化统治者的租金。

要达到这一点，必须提供一系列公共物品或半公共物品与服务，以降低详细说明、协商和执行经济交换合约的成本。

关于假说(2)，按照诺斯的观点，产权是国家使垄断租金极大化的一种方式；私人所有权和公共财产的分配可以根据这一点来解释。

要征税，统治者需要征税者(即代理人)。

委托—代理问题由此而产生，统治者的垄断租金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代理人而消散，例如，立宪国家中的公共官僚机构就是这种代理人。

关于假说(3)，由于总是存在一些竞争者，垄断者或者要与其他国家的统治者竞争，或者要同自己国家潜在的统治者竞争。

替代者越是接近，统治者拥有的自由越少，子民获得的收入增加越大。

选民改变政府或离开一个国家的机会成本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西方国家中，离开一个国家的成本是相当大的，例如，居民的专有投资比企业雇员的专有投资(沉淀成本)一般要高得多。

这种专用投资因为一个人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国家而进一步强化了。

其中的一项沉淀成本是他们年青时在祖国度过学习母语，学习正式和非正式行为规则、宗教和文化等等。

此外，他们花在家庭、友谊和生意关系方面的成本也是一种专有投资。

因此，一个国家居民比企业雇员在更一般和更深刻的意义上锁定在他们的祖国。

这种情况使其政府，不管是哪一类政府，都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

利维(Margaret Levi, 1988)对诺斯的观点作了一些发挥。

她认为，统治者都是掠夺性的，他们极大化个人目标，这要求他们极大化国家的收入，当然这取决于他们与代理人及子民的讨价还价能力交易成本等约束条件。

在这里，交易成本就是讨价还价成本，如度量收入来源、监督和惩罚成本等。

诺斯(1981)指出，在他的简单静态模型中，统治者必须观察到两个约束条件：同竞争者和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竞争的程度，与交易成本约束。

由于这两个原因，使社会产品极大化的产权结构不一定会使统治者的(长期)垄断租金极大化。

一般来说，统治者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值不必与子民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值一致。

诺斯的判断是相当悲观的。

他说，垄断者为了维持他们的权力，会认同有利于跟其替代者更接近的集团的产权结构，而不管这种产权结构对效率有什么影响。

由于决定和征收税收是有成本的，因而，越是有利于统治者收入极大化的产权结构，可能越是没有效率。

这种制度发展现象可称为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

利维(1988)详细考察了政府在创造经济制度方面的激励，以法国的例子证明这些激励怎样不利于长期的效率。

诺斯的简单的新古典国家理论可以从古代的王国扩展到现代的代表制民主国家，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民主国家的代表是以牺牲选民的利益来极大化个人效用的。

这里还可能存在多种利益集团。

要注意的是，即使在这里描述的简单的新古典国家理论中，交易成本和产权都起着重要作用。

国家本身就是一种产权，居民对国家提出的保护要求具有相当大的物质价值。

这一点在战争中，尤其是在内战中特别明显。

而且，居民身份的经济价值取决于一国的财富。

因此，一国的总体福利对居民非常重要。

在富国的移民局门前，穷国居民排着长队就证明了这一点。

还要注意的是，为获得保护而支付的代价是高昂的。

要提供保护，必须建立公共机构，而要建立公共机构，居民必须以货币或各种服务的形式交纳税负。

在这里，就可能出现搭便车和各种机会主义行为。

诺斯(1981)认为，搭便车也有其优点。

搭便车防止了大集团的活动，因而说明了整个历史上国家的稳定，虽然效率可能不高。

因此，制度创新一般来自统治者而不是来自子民。

革命一般是宫廷革命或小集团进行革命。

大体来说，通过某种规则来继承可以避免剧烈变革。

根据诺斯的看法，这些就是整个历史上国家结构稳定和变化的原因。

以上是简单的新古典国家理论。

二、政治制度的作用民主立宪国家可以想象成一个选民和其统治者(代表)之间的有关(且隐性的)委托—代理合同。

委托人是选民(居民)，他们是超级权威(主权)本原的“所有者”。

他们通过投票过程任命自己的一些同胞作代理来行使主权。

结果，代理人行使公共权威，反过来告诉委托人应该干什么这就从根本上来说不象私人委托—代理关系。

而且，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的问题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问题一样：合约缔结前后都存在不对称信息。

这种情况导致事前和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选民的专用投资高昂，还造成了锁定效应。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合约事后的支持性制度至关重要(见威廉姆森，1985)。

它们在这里是通过权威与立宪国家相分离的原则来反映的。

而且，信息不仅仅是不对称分布的，也不可避免是不完全的---尤其是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因此，立法者、政府、政府官员和法官的决策不能完全用规则来限制。

代理人还必须有一些相机抉择的余地，委托人(选民)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他们。

因而，政府对选民承诺的公信度问题也就产生了。

第二个承诺问题产生于下面这个事实：政治交换发生于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之间，正如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布坎南和图洛克(1962)所分析的，议员之间的交易(如投票等)也起着重要作用。

这种交易的问题一般是有时间限度的，在许多情况下，“今天”颁布的立法只代表对将来某个时间的承诺(诺斯，1990)。

因此，必须让承诺变得可信，这同经济交换一样，要借助于适当的制度安排。

在这两种情况下，即投票人与政治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交换，都可以用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方法来分析。

不确定性，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法律的不完全执行，机会主义都会出现。

承诺因为政治制度而变得可信。

许多经济学家都这样认为。

制度安排对于代理人使政治承诺变得可信具有重大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温格斯特(Weingast,1995)强调联邦主义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制度，令人信服地承诺政府保护市场。

这就是，通过限制政府相机抉择的权力，增强经济自由。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集中在是什么使联邦主义的限制得到自我执行这一问题上。

温格斯特表明了这些机制如何运作的三个案例：18世纪的英格兰，19世纪的美国和现代中国，在这三个案例中，联邦主义都支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

(当然，当代中国并不是联邦主义，而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

新制度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家都可信的承诺问题感兴趣。

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但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制度至关重要！通过制度来使承诺变得可信的论点也是公共选择文献中基本不稳定论的反论。

正如Moe(1990)所指出的，它解释了在实际生活中社会选择为什么不是杂乱无章的原因。

实际上，社会选择是十分稳定的，其原因在于社会选择并不是简单地由多数原则决定，而是由各种制度决定，这些制度约束着多数原则的运作。

政治是稳定的，因为制度在其中起着突出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组织的另一个概念是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

这一概念是克瑞普斯(Kreps,1990a)提出来的，这一概念也适用于政府官员与其选民之间的等级交易。

组织文化是关于将来未知事件的自我执行协议理论的一个必要部分。

与这里应用的委托—代理方法相关联，其论据是，代理人(立法者、政府官员等)必须事先就告诉委托人他们将怎样对事后未预料的事件作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