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思想武夷书院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

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3]，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

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

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

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

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

[4]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

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理是事物的规律。

[5]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

“太极只是一个理字”。

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

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

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

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

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

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

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

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6]动静观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

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

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

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

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

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

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

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

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朱子语类“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

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

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

犹日穷其理而已矣。

”（《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

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7]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8]。

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

”（《文集》）这里的“天理”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人伦”、“圣言”、“事故”则是天理的阐发应用。

朱熹认为，如果放弃对天理的追求，只把精力花在草木、器用的研究上，那就如象散兵游勇那样，回不到老家。

他说：“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

”（《文集》）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

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

由于道德实践需要封建伦理指导，因此“知为先”。

又因封建伦理不能只流于空谈，所以“行为重”。

“知先”“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如果从认识的角度看，“知先行后”颠倒了主次关系。

认识来源于实践，知行之间应以“行”为第一性。

“知为先”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

至于所谓“行为重”，虽有其合理因素，但它强调的人性二元论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

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

”（《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

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

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

它有善有恶，名曰“气质之性”。

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教育思想论述教育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

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

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

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

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

朱熹认为，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

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

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他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朱子读书法朱熹题赠门人彦忠彦孝诗册册页“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

这是由朱熹的弟子对朱熹读书法所作的集中概括。

其中循序渐进，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读书应该按照一定次序，前后不要颠倒；二是“量力所至而谨守之”；三是不可囫囵吞枣，急于求成。

熟读精思即是读书既要熟读成诵，又要精于思考。

虚心涵泳中的“虚心”，是指读书时要反复咀嚼，细心玩味。

切己体察强调读书必须要见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要身体力行。

着紧用力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读书必须抓紧时间，发愤忘食，反对悠悠然；二是必须精神抖擞，勇猛奋发，反对松松垮垮。

居敬持志中的“居敬”，强调读书必须精神专注，注意力高度集中。

所谓“持志”，就是要树立远大志向，并以顽强的毅力长期坚守。

科学思想朱熹阐述“格物致知”时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

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须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

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地理、生物、农业、气象等万事万物都应该研究。

为其科学思想的来源之一。

朱熹著有《参同契考异》，并对一些自然现象进行过实际的考察和研究，如从对高山螺蚌壳的考察去研究地球的变化等，如月用胶泥制作过立体地图。

朱熹学生黄斡在《朱先生行状》中称朱熹“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

”朱熹67岁时曾回忆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

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

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

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从小就关心天文问题，甚至思想得几乎成病，至老都在思量天地壁后是何物。

这都说明，他把理学推向鼎盛时期，使儒学的哲学化达到很高的水平，是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思想作基础的。

朱熹重视观察实证：“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

今无朱熹曾详细地描述了自己设想的一种可以使人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庞大的浑天仪——“假天仪”。

他设想设计一个球体类似天球，球体内部标上星辰位置，人进入球体内部，随着球体的转动人可以随之观察星辰。

“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

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较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及其与地中岳台的关系以证明大地的运动，表明了他通过对照比较各地不同的观测数据而进行怀疑思考的科学精神。

据乐爱国先生的研究，朱熹的《北辰辨》是专门讨论天球北极星座的论文；在《尧典》注中，朱熹讨论了当时天文学的岁差、置闰法等概念；在《舜典》注中讨论了早期的浑天说、浑天仪的结构，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浑天仪结构。

除此之外，朱熹对地质学化石、否认神创论、宇宙起源、地心说、大地自转、日食与月食、潮汐、雪花六角晶体形状、雨虹等的形成、地理对气候的影响、生物与人类起源、中医诊脉、农业生产结构、农作物布局及具体的生产技术等问题都有见解阐述。

周易本义也为朱熹言。

的义理。

就是要还《周易》的本来面目。

《象》下传、《文言》、《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序卦》、《杂卦》）每翼为一卷。

“经”、“翼”共合十二卷。

成书定稿，朱熹将书名定为《周易本义》，将原稿割裂，重组成本之别。

易经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来源，而朱熹注解的《周易本义》是对孔子哲学思想的诠释。

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弟子心丧三年，庐于墓旁者百余室，因名其地为「孔为“宣父”，“宣”为谥号，“父”是美称。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李治赠孔子为“太生朱熹注解《周易本义》的宋朝之后，历代朝廷或政府对孔子的尊崇，有赠无减。

元朝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宗加衔“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朝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尊“至圣先师”。

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世祖尊“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侧立一尊重17吨、总高9.5米的青铜铸造的中国国家孔子像。

其中“9.5米”乃易经中的九五解的《周易本义》四卷本；《西京清麓丛书正编》和《刘氏传经堂丛书》它们都收入朱熹注四卷本；1986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本义.朱熹注》四卷单行本。

另有阳明《周易本义》四卷本。

因此其对中国“哲学”和“易学”研究也就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