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1、引言2、制度分析方法2.1、制度分析方法概念2.2、制度分析方法特点3、行动改革的动力问题4、行动改革的阻力问题4. 1、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4. 2、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阻力4. 3、基于对不确定性的忧虑而产生的阻力4. 4、基于依赖性而产生的阻力5、如何消除阻力6、参考文献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制度分析【摘要】：改革是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它不可能使所有人在同样时间获得相同的收益。

因此，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

行政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动力和阻力两种力量的对比和相互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对行政改革的动力、阻力多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有它特定的价值，但在科学快速发展的今天，局限于这种方法有失全面。

本文试图利用制度分析这个崭新的分析方法，重新考察我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和阻力，旨在通过这种带有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为我国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制度分析方法的介绍，考察论证了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行政改革的适用性。

第二部分是对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问题的分析，引出阻力问题。

第三部分是具体分析了改革中的阻力问题并分析造成阻力的缘由。

第四部分紧接着提出了消除阻力的办法。

纵观全文，笔者严格遵守行政思维模式，从背景阐述、分析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四个方面着手，力求通过对我国行政改革创新的思考发现一些新的视角。

关键词：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动力；阻力一、引言行政改革是政府行政部门为了追求行政效率的提高而对行政体制、行政方法及重大原则进行的变革。

主要体现在行政职能的转变、行政体制的改革以及行政组织体制的改革。

当代世界各国的行政改革既有改革的一般必然性，又有当代社会的特殊必然性。

一般必然性主要包括：调整社会矛盾的需要、适应环境的需要以及克服行政阻力的需要；而特殊必然性则主要包括时代发展的需要、行政地位的凸显、政府自身的困境以及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需要。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导思想中提出要按照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人民满意政府[1]。

由此可见，服务、法治、责任、廉洁是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向，也是引导改革实践和政府转型的灯塔。

这就要求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使其在符合本土的前提下不断顺应时代潮流，逐步建立起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

对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色问题进行比较。

比较公共行政比较什么呢？美国学者海迪认为，比较行政尽管有不同的视角，但最基本的是“作为焦点的官僚制”[ 2］（p．78)。

中国行政制度改革一方面在上层建筑和整个政治系统中占有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和企业体制一样是经济体制的核心构件。

因此，行政制度是关系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双料”工程。

而这也使得行政制度的研究特别适合经济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相结合的视角来分析。

制度分析法特别看中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

经济学方法的引入以及它与政治学方法的密切配合，使我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出现新光景。

二、制度分析方法（一）制度分析方法的概念制度分析方法着眼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促进以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与民主制度等制度平台为基础的公共政策。

（二）制度分析方法的特点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1、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来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

其实质是用动态的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考察人类经济行为，将具体经济政策的制定建立在对技术及其变化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

2、“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在方法上，总是假定制度是既定的。

由于对经济活动作了这样的简化，经济理论总是习惯于把经济现象放在不超出经济体系的范围中进行考察，只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他们所关心的经济行为是人们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去进行生产，经济分析的基本问题是生产、有效的组织和财富的分配。

但是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关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

这样一来，所有内生条件中的某一条件变化后，其他条件也会随着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会使整个经济系统朝着某种方向运动。

由于制度分析方法坚持这种信念，所以他们关注经济系统的整体。

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那些“经济因素”，又考虑那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那些诸如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

3、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的方法论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他们认为最有效的社。

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人或某个企业的行为而关心的是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结果或集体行动对个人选择的控制和约束。

“因此，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

”所以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康芒斯把“制度”定义为：“集体对个体行动控制的逻辑。

”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

4、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着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认为制度安排是约束特定经济行为和关系的一整套行为规则。

在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具体涉及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在研究中，往往从具体的经济目标出发，去研究如何制定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以保证行为主体进行创新活动。

三、行政改革的动力问题社会利益结构和政府内部利益结构大致给我们描绘出一幅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阻力图样。

但关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阻力问题并非仅仅像这个图样那样简单，事实上其中还包含着相当深刻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值得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更深人地认识改革的背景和实质。

在从利益结构研究行政体制改革问题时我们发现，除了作为改革对象的行政机构本身会设法阻延改革行动外，改革在社会甚至国家权力体系的其它组成部分内似乎都没有理由遭遇阻力。

但同时却又存在另一个问题:作为推动者的动力源泉又在哪里呢?不反对改革并不一定意味着主动去推进改革，即使有主动推进改革的欲望也不一定能够将其变成现实行为。

因为行政体制改革行动本身并不是社会各阶层乃至国家其它部门都可以参与的事件。

因此，在这里，改革的源动力从理论上说似乎出现了缺位，而这是一个不能不予以填补的缺位。

对此，还必须从现实出发进行理论追踪。

我们看到，改革行动的直接发起者和坚定推动者是中央政府最高决策层。

他们针对行政体制改革做的决策是对社会舆论和来自各种渠道的改革需求作出的一个最后反应。

社会舆论和各种渠道的改革需求显示是在现行制度环境下会能够作出的推动行政改革行动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

换言之，它们是改革的社会动力强弱的一个信号。

决策者依据这个信号感知社会对改革需求和动力的力度是“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而作出最后决定:“下决心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进行改革”，“必须通盘考虑，组织专门力量，抓紧制定方案，积极推进”。

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在现实中面临的不是一个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使其有形化或得到更充分体现的间题。

决策层正确地把握和代表了这一力量，但它的落实还需要更具体的途径。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但难度很大的课题。

在改革中保留下来的人.员会更加珍惜现行职位和利益，提高工作效率。

类似这样的方法其可行性可能更大一些。

或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经济原理的角度，设计出一种使阻碍改革的成本内部化的更有效的具体形式。

四、行政改革的阻力问题改革必然遇到阻力，这是因为改革只能是一种“非帕累托最优”，它不能做到使所有的人在同样的时间获得相同的收益。

这时所发生的事情就必然包括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虽然改革设计的总体目标是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总效用的增加，但因改革而受益的群体和因改革而受损的群体在冲突中形成的合力，决定了改革目标实现的程度和进度。

分析阻力因素就是为了清楚地分辨它，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化解它，比较顺利地推进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由于范围比较明确，改革中受到效用损失的主要是某些行政部门和人员，以及相关的既得利益群体。

从理论上看，２０年来，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政府的领导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这些变革的内容和范围主要是非行政系统的行政环境或者是在行政系统自身的非核心、非框架部分。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改革逐渐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继续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系统改革（这种改革仍由政府设计、领导、发动和操作）的同时，必须对政府自身或自身的核心部分进行改革。

这样，中国的行政改革本身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悖论：政府既是行政改革的设计者、组织者、实施者和推动者，又是被改革的对象和被改革客体，改革的主体和客体二位一体，所以，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外部压力的、被动的自我“手术”。

当这种“手术”需要伤筋动骨，改变有利于政府及其人员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时候，行政改革的特殊阻力就产生了。

这一悖论所产生的制约性会通过公务员———改革的具体操作者而体现出来并得以强化。

显然，再科学、再完善的行政改革方案，如果在公务员这一方面受到阻滞，它们都会走样、变形，甚至流产。

产生于公务员的阻力，可进行如下的概括：1、基于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而产生的阻力如前面所指出，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

这种调整和分配的任何举措均会涉及到现存的权力格局和利益格局。

公务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载体，权力是能为局部和个人带来利益的条件之一。

尤其中国社会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广泛深入的指导、协调及干预和控制，社会现象、社会关系无不围绕行政权力而呈现、形成、展开，即便是在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条件下，政府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也将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务员属于社会中权力和利益的既得者阶层，任何改革的大动作无疑会使他们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丧失，产生抵制是必然的。

2、基于习惯和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阻力改革本身就是对既定模式和习惯的一种否定，因此，它必须要受到习惯势力的阻挠和影响。

对公务员，尤其是对可能被精简掉的公务员来说，行政机构改革意味着自己现存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工作环境、行为模式等的重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