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003年　第2期外国文学F oreign LiteratureMar.2003N o.2,2003两条战线的战争———美国战争小说中的真正敌人李公昭　胡亚敏 内容提要:在美国主流战争小说中,似乎总是存在着一个两条战线的战争。

一方面,美国士兵要与外部敌人作战。

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对付他们自己的军官。

事实上,美国军队中的自己人与敌人一样危险。

在与外部敌人作战的同时,美国士兵还得与内部敌人作战。

但说到底,军官也只是政府的工具。

在官兵之间的激烈冲突背后是美国军人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冲突。

因此真正的敌人与其说是军官,不如说是美国政府。

关键词:美国战争小说　两条战线　真正敌人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5529(2003)02-0066204 从内战、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在美国主流战争小说中,美国士兵似乎总是在进行着两条战线的战争。

一方面,他们不得不与外部的敌人作战:南部邦联叛乱军、德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等等。

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对付内部的敌人:他们自己的军官、自己的政府。

有趣的是,美国战争小说中对外部敌人的战争描写往往着墨不多。

在克莱恩的《红色荣誉勋章》(1895)、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1929)、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1952)、詹姆斯・米切纳的《道谷里特桥》(1953)、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迈克尔・黑尔的《快件》(1978)等战争小说中,提及外部敌人时,读者看到的往往只是模糊的身影,既没有敌人的姓名,也没有他们的声音或身份。

他们不是个体的人,只是整个敌军集体的代表。

在威廉姆・马奇的《K连》(1933)、梅勒的《裸者与生者》(1948)、琼斯的《细细的红线》(1962)等小说中,也的确有过对敌人的细节描写,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作为个体的敌人。

但是,在这些描写里,敌军官兵通常显得可怜无助,让读者更多地感到的是怜悯,而不是仇恨。

有时,他们甚至会赢得我们的同情、理解和尊敬。

《K连》与《无名士兵》两部书中都有交战双方的士兵产生友谊的生动描写。

美国士兵与德国士兵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对抗到友谊,从对手到同伴,从敌人到兄弟。

在《一等兵里查德・斯塔恩斯》的故事里,在德军施放毒气时,一名美国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把防毒面具递给身边的德国俘虏,称他为“兄弟”。

兄弟—敌人关系的转换是《K连》中许多故事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

对正与德国交战的国家来说,德国人是敌人;但对美国士兵而言,他们也可能就是些种田人,像他们自己在战前那样,“有一个他亲爱的妻子正在什么地方等着他”。

如同《一等兵查尔斯・戈登》中一名德国士兵形容的那样,“他们身着不同的军装,操一口不同的语言,但却是用跟我们同样的血和肉做成的呀……”因此,英国文豪萧伯纳认为一个真正文明的人,一个善良正义的欧洲人不应该为“德国的损失”高兴,因为“屠杀德国青年与屠杀英国青年同样是灾难性的……他们的损失也是我们的损失”。

在安布罗斯・比尔斯的《士兵的故事》里,内战更像一场兄弟之战、父子之战、夫妻之战,而不是北部联邦和南部邦联之间的战争。

在美国二战题材的战争小说中,敌人—兄弟这一主题没有一战小说那样突出,因为二战被普遍认为是代表正义的盟国与代表邪恶的法西斯轴心国之间的战争。

为了配合战争,美国的媒体和训练营不断地对美国人民和军人进行宣传,向他们灌输敌军残害妇女儿童的暴行,以激起他们对敌人的仇恨。

但在关于二战以及后来战争的战争小说中,梅勒、琼斯、冯尼格、哈斯塔夫、黑尔等作家往往很少对德军、日军和越南军队的暴行进行渲染性描述。

在提到敌军时,多从军事、统计或专业术语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描写。

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即使敌军士兵也只是战争机器可以随意更换的零件和牺牲的炮灰而已。

相反,倒是对美国军人在民主、自由、正义的旗帜下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K连》里,在马特洛克连长的命令下,20多名德军俘虏被赶到山谷里集体屠杀。

《裸者与死者》里,在抓到一名日军俘虏后,美军克罗夫特上士先是给他吃巧克力,又让他喝水、抽烟。

正当日军俘虏放松警惕、心存感激之时,克罗夫特不动声色地拔枪朝他头上开了一枪。

《第五号屠场》里,美国飞机在已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德国古城德莱斯顿炸成一片废墟,炸死了成千上万名普通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和学生。

在《快件》里,37名北越俘虏被串在一起枪杀。

对敌军逆向描述自然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外部敌人吸引到内部敌人身上,从战争的一条战线吸引到另一条战线之中。

在美国主流战争小说中,我们看到,普通士兵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来自内部敌人,即军官阶层。

《红色荣誉勋章》堪称美国战争小说的原型,其中,士兵与军官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主体。

小说至少有14处描述了士兵与军官的敌对关系。

每一次,军官都是士兵发泄不满、表达愤怒和厌恶之情的对象。

而在士兵眼里,无论是将军还是少尉,都是一群无能之辈,愚蠢之徒。

军官们完全无视士兵的辛苦,杂乱无章的指挥令士兵们十分气愤。

亨利・弗莱明称那些当将军的是白痴。

在第9章,士兵们在军官枪口的威胁下,被逼去完成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征服根本不可征服之事”,即在敌军“快速无情的炮火下”穿过一片开阔地。

士兵们强烈地感到他们被出卖了,被欺骗了。

许多士兵与其说是死在敌军的炮火下,不如说是死于自己军官的愚蠢指挥下。

《永别了,武器》无疑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最优秀、最具代表性的小说。

其中士兵与军官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作品中,德国与意大利的战争故事让位给了意大利士兵与军官内部的矛盾。

对普通士兵来说,与德国人的战争已经失去了意义。

他们宁愿放下武器,让德国人占领他们的土地和家园,也不愿继续打仗,因为正如一个士兵所说:“没有什么比战争更糟了。

”尽管如此,他们仍被军官逼着到战场上去送死,如果有人当了逃兵被抓回,就会被当即处死。

弗雷德里克・亨利中尉就曾亲手枪杀了一名逃兵。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士兵而言,军官们比德国人给他们的威胁更大,就像一名意大利士兵所说,他们代表了“主宰着一个愚蠢国家的阶层”。

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在第30章里,海明威让德军与意军朝同一个方向和平地行军。

弗雷德里克・亨利想到:“这没有危险,我们穿过了两支部队,都没遇到意外。

如果艾默没有被杀掉,就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危险。

即使我们在铁路旁大模大样地走过,也不会有人来过问。

”为了活下来,很多士兵扔下武器,一边高叫“打倒军官!”和“和平万岁!”,一边走回家去。

有的甚至开枪杀死李公昭　胡亚敏　两条战线的战争军官,因为他们企图阻止他们离去,要把他们拉回战争,拉回无尽的梦魇和危险。

二战后的美国战争小说仍然延续着两条战线的主题。

矛盾的焦点仍然是美军士兵与内部敌人之间的关系,但却从军官与士兵之间扩展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

美国评论家詹姆斯・莫里根曾指出压迫者是那些“几乎完全沉醉于‘等级恐慌’世界里的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颐指气使,把他人按照他们的病态结构进行排列。

他们使用象征性的修辞武器,一方面大谈理想,另一方面则施加谎言、威胁、甜言蜜语、高压政策、诡计和欺骗。

”①他们既可能是军官,也可能是士兵。

压迫者有《裸者与死者》中的卡明斯将军和克罗夫特上士,有《从这里到永恒》里的卡伦・霍姆斯上尉和法特寿・贾德森上士,有《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卡思卡特上校和米诺・曼德邦德上士和越战小说《短刑犯》中的格海姆上士,等等。

同样,被压迫者里有军官,也有士兵。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争斗有时是生与死的争斗。

《裸者与死者》中,思想开明的赫恩中尉表面上似乎是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打死,实际上却是死于卡明斯将军和克罗夫特上士的阴谋。

因为赫恩曾向前者的权威提出挑战,对后者的提升构成威胁。

《从这里到永恒》里的一等兵李・普鲁伊特是B连的次中量级拳击手,在一次拳击比赛中,意外地把一个朋友打瞎,他向临死的母亲发誓金盆洗手,再不打拳。

被调到G连后,他拒绝执行霍姆斯连长的命令去参加拳击比赛,因而受尽迫害,最后被军警杀死。

他的好朋友一等兵安格洛・马乔也被贾德森上士残暴地摧残致死。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卡思卡特上校为了晋升将军,把飞行员需要执行任务的次数从25次一直提高到80次,最后,大部分飞行员都死于非命。

作品主人公尤索林上尉深有感触地说:“我才意识到……他们把我所有的同伴都干掉了,不是吗?”显然,这里的“他们”不是德国人,而是像卡思卡特上校这样的压迫者。

在《短刑犯》里,海军陆战队的新兵派尔在训练营里受到格海姆上士非人的折磨,最后精神彻底崩溃。

霍姆斯连长、贾德森上士、卡思卡特上校和格海姆上士这4个压迫者代表了军队的腐败、残暴和滥用职权。

对被压迫者来说,压迫者等同于敌人。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第27章里,多布斯抱怨说:“卡思卡特上校是谋杀者。

如果我们不去制止,卡思卡特上校会把我们都杀了。

”多布斯的抱怨道出了所有被压迫者的心声,他们要对内部的敌人开战。

一等兵普鲁伊特就因贾德森上士狂暴地虐待一等兵马乔而杀死前者;一等兵派尔也在自杀前,打死了格海姆上士。

但是,他们反抗的声音极其微弱,反抗者也都终遭镇压,战争机器却依然如故,运行不止。

因此,对一些人来说,在两条战线的战争中,生存的最好办法不是与战争机器短兵相接,而是逃跑。

《永别了,武器》里的弗雷德里克・亨利逃往瑞士,他以为在那里能达成单独媾和;《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尤索林希望逃到瑞典,因为那里的“女孩那么甜美,人们那么进步”;《追寻卡西艾托》里的卡西艾托收拾行装,从越南战场逃走,希望到巴黎去享受和平的阳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弗雷德里克・亨利逃跑成功外,尤索林和卡西艾托的逃跑都有着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原因显而易见:战争是无从逃避的。

甚至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单独媾和也没有给他带来梦想的幸福,因为凯瑟琳永远地离开了他。

通观美国战争小说,多数美国作家一直认为,与外部敌人相比,内部敌人更具危险性。

但同时他们也没有忘记指出,第2类敌人,即压迫者,他们也仅仅是战争机器的工具、政策的执行者和可随意替换的零件罢了。

给美国士兵带来毁灭性伤害、最具威胁的敌人是控制国家和战争机器的阶层,包括那些在国会鼓吹战争、制定政策的官僚们,以及那些代表利益团体的阶层,他们用和平、民主、2003年 外国文学 第2期①James S.Mullican,“A Burkean Approach to‘Catch-22’,”College Literature,V ol.Ⅷ,N o.1,W inter,1981,p.42.自由和爱国等华丽字眼装饰战争,制造战争。

此外还有所有与统治阶级合谋、建立了腐败的美国官僚制度和流血的战争体系的各种机构:媒体、教堂、亲战社团等等。

在《约翰尼拿到了枪》中,多尔顿・特朗博通过“小人物”乔・博纳姆的悲惨故事表明,在历史进程中,这样的小人物总是遭到那些掌握国家经济和政治命脉者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