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

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形式，叫文人画。说明当时画家把绘画进一步视为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它包含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不在技法上与工或写有所区分。文人画是中国绘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文人画一词很晚才出现，而苏轼称之为“士人画”。

苏轼开创了文人画的先河，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首先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其次，他抬高了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将文人画家与画工、俗士分开来。 再次，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他讲究评画又要有常形，常理之论。在形似的基础上进而达到形神俱似的，具有诗意的境界，苏轼对表现手法不受程式拘束，这同样是苏轼文人画最根本的艺术主张。由于苏轼的努力提倡，在北宋初年兴起的这种新画风很快在士大夫中流行开来。

苏轼把强调文人画的思想性，把诗歌和绘画都看作是一种抒发个人情感的艺术，这样便将绘画艺术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待，从一种完全是技术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成为文人们的一种自觉的表达手段。他认为，绘画作为艺术，应当是与作为而是画家个人修养品德的承载体，而文人画绘画的过程，也被认作为画者情感心绪的表露，更多的成了文人雅士的心灵事业。纵观文人画的发展历程，苏轼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以其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社会地位，给当时及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正是这种对意气的推崇，所以他对文同等文人画家十分欣赏，他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矣。”从元代倪云林的“墨池挹涓滴，寓我无边春”的山水，到明代徐青藤“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萧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墨葡萄，再到清代郑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竹子，无不受到苏轼的这种影响。从绘画实践上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可以看到他的美学实践，另外文同的墨竹图与苏轼共同开创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画题材。

他扩展了文人画的影响力，能以一种更全面、更广阔的视野认识理解绘画，而且他不同于普通技艺者的理解力和学识让他更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创作思想，渠道更为宽泛，受众也更大。在他的诗文题跋中对于绘画的各种见解比比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广了其绘画思想。将书法带入绘画，意味着将有“笔墨”这样一个词来评价文人画技巧。而渐渐发展到后来，“笔墨”逐渐成为文人画传统中最重要的技法标志，以至于一个画家的作品是否有“笔墨”，成为他是否已经掌握了文人画技法的标尺。

苏轼文人画美学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基奠，离不开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加之自身的实践，融入自己的思想，对苏轼文人画的审美意义也更为广大，他进一步建立了中国文人画美学思想体系，丰富了中国古代绘画理论。

就宋代绘画的影响而论，莫若皇家画院和文人画思潮，苏轼在文人画方面起着旗帜作用。

苏轼（1036～1101）生前仕途极其不幸，在政治斗争的旋窝中挣扎，始终是受打击、受迫害的对象，他蹲过监狱，被抄过家，很多作品被付之一炬，最后被贬海南岛。死后名声更加显赫，主要原因是他身上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后期过度的文化特征，无论在文学上还是艺术上。由于官场上的失利，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文人画家，通过书画，抒发感情，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主张，树起了文人画旗帜，推动了中国绘画的又一次飞跃。

苏轼在中国文艺史上是一位罕见的全才，在文学领域—在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论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是书法的“宋四家”之一，在绘画创作方面虽没有留下过多作品，但作为“文人画”的开创者，他功不可没，特别是在美学思想方面提出不少深刻的见解，对于中国绘画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苏轼自幼喜欢画画，另一方面，也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父亲苏洵虽为布衣，但在文艺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物质生活没有过高追求，但酷爱收藏，苏辙在《四菩萨阁记》中记载他父亲的收藏与公卿不相上下。苏轼从小受到很好的熏陶，步入仕途后，又经常与文同、李公麟、王诜、米芾等文人画家交往，相互影响，这对他成为内行起很大的作用。 文同以画墨竹著称，是苏轼的表兄，二人一起创“湖州竹派”。五代时虽已有人画墨竹，但二人在此基础上不再双勾，纯以水墨画之。“胸有成竹”就出自于文同之口。米芾初次见到苏轼是在苏轼被贬黄州不久，二人相见恨晚，酒酣，苏轼诗兴大发，立即请米芾在墙上贴上观音纸，挥毫作画，一枯木，一怪石，两只竹，送给米芾作纪念。就是流传至今的《枯木竹石图》，后来此画被王诜借去不还，米芾终身引为憾事。 据记载，苏轼很注意观察生活，长于描绘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在苏诗中具有特殊的魅力，前人说：“东坡每题咏景物于长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写尽，语仍快健”。说明苏轼写景的笔锋爽利异常。在绘画方面同样如此，以了了数笔抒其胸中盘郁。外出时经常随身携带绘画工具，对于艺术创作态度严肃认真。

苏轼的文人画思想

19世纪的法国美学家丹纳说：“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个做粗活的工匠；一个艺术家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个供玩乐的艺人”，唯有“高级才智”者方能对事物具有一种“总体观”的哲学思想。“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曾指出：“苏氏之道，最深得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乃于世周旋，至粗者也。”（《淮海集》卷3）他指出“苏氏之道”往往被人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坡翁是一位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至于文艺方面，“乃于世周旋，至粗者也”。苏轼层提出一些重要的绘画美学观点，其深刻程度在中国绘画史上可见一斑。苏轼的一首广为人们引述的《书鄢陵王主簿画折枝》，集中体现了他的美学思想：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东坡诗集注》卷27）这首诗包含了两大观点：第一是贬低“形似”，或这说事崇尚“意似”；第二诗画一律，要求绘画表述一定的诗意，俩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先说“论画以形似”，苏轼在盛行皇家院体画风的时候，否定形似的必要性，形似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告诫人们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把手段当作目的，在当时这是被人误解甚至无法接受的。然而为什么要表达“诗意”？为什么“诗画本一律”？苏轼曾多次表述“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东坡诗集注》卷30）。又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 苏轼首次指出文人画的内容是一种“意气”的表达。他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跋宋汉杰画》）他又在一首题画诗中说：“枯肠得酒芒角生，肺肝槎牙生竹石。”（《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用现代用语就是说一种“自我表现”，那么“意气”这个概念明显就是指主观情感的表述了。苏轼还强调绘画的娱乐性，他说：“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书朱象先画后》）“读书作诗以自娱而已”，强调绘画的娱乐性。苏轼对表现手法不受程式拘束，王沂在《竹亭集》中记载“东坡曾以蔗滓画竹”。

四、文人画的影响

绘画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践在前，理论在后，一种是在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下已提出一些理论。宋代文人画应属后一种情况。苏轼文人画思想的出现，可以说是对陈旧的“传神”论的挑战，并显示了“写意”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学见解。 当皇家院体画风还在追求外界事物中的“神”或“气韵”的时候，以苏轼为首的一批文人画家高举“文人画”旗帜，他们向已十分成熟的书法艺术靠拢，有意无意的把书法艺术的“抽象美”的审美原则介入绘画领域。这对中国绘画史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十分巨大的。如果没有这个源头，便不会有后世波澜壮阔的文人画运动，也不会有中国画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风格。

三、关于苏轼“文人画”概念的论辩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尽相同，就当前绘画研究界来讲，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界定：

第一种是：以画家身份为标准，认为文人画即文人之画或士大夫画，可称之为“身份标准论”。

第二种是：以董其昌“南北分宗说”为基础，认为文人画就是南宗画。可称之为“南北分宗论”。

第三种是：从中国绘画发展全局和中国绘画特有的品质来考察，认为文人画是中国绘画中独具特色的风格样式，流派或风格体系。可称之为“全局特质论”。

“身份标准论”者不乏其人。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可说是其中的代表。他说，“所谓文人画，非流派样式之名，该作者身份区别之者也”，这岂不是说画家的身份是区别文人画的标准吗？那么不是文人身份的人可画出具有文人画风格的作品来，这就不好。如僧巨然，法常和苦瓜和尚也是文人画家之列。画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这样界定显然是涵盖不了的。另有人说文人画是士大夫之画，与苏轼当时提出的是士人画是相同的，士人就是士大夫。的确，苏轼当时是根据一些士大夫所作之画与画工画的不同特点概括出来的，是含有士大夫身份的成分在内。但是也别忘了，苏轼另在评宋汉杰时还说过：“不古不今，稍有新意，真士人画也。”这明确限定要“稍有新意”的士大夫之画才属于士人画，否则便不是。况且士大夫是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较普遍地具有官气和富贵气，倘若用官宦之气来解释苏轼所指出的士人画（后来董其昌改称为文人画），显然风格不符。所以我认为笼统用士大夫之画来界定文人画，是不确切的。当然，也应看到，用文人之画或士大夫之画来界定，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那就是封建社会制度保障了这个阶层的文化优势，使这个阶层的一些画作者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才有可能超越形似的拘束，画出抒发个人意兴的作品来，与苏轼的意兴相投，从而提出文人画的概念与画工画相对立，逐渐形成新的派别，这可说是这些具有高深文化修养，又有士大夫身份的画作者和文人画观的倡导者的历史贡献。 “南北分宗论”，这是董其昌提出的。他说：“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宋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赵伯驹，赵伯�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有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又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吴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将军之一派，非吾曹易学也。”从上面两段文字看，董其昌认为文人画即南宗画。他的理论继承者陈继儒则更明确地说“南宗画就是文人画，北宗画便是院体画”。还有沈灏等都是一个腔调。他们一致认为南宗画（水墨山水画）文人画，缘自禅宗的“顿悟”，是有天赋的人顿悟的潜在灵感的体现，故其格调高逸，萧散闲雅；而北宗画（着色山水画）为行家画，属禅宗的渐悟，只重苦练，满纸匠气，燥硬繁冗，是渐修的结果，无天趣可言。这是董其昌等人崇南抑北，有意推崇文人审美情趣的水墨写意画风，抬高自己这一派（松江派），而抑制排斥工细画风的另一派（浙派）。此种关于风格流派的划分，虽然把水墨和着色对立起来，作为风格的差异，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从重视绘画中的个人创作境界来看，这的确是可取的，所谓“一重境界一重天”，要上升到一定认识和表现的高度，就应首先从创作者自身修养做起，这也是文人画家超越一般画工的特别之处。“南北分宗论”强调这一点，可使画家更自觉地强化综合的艺术涵养，对提高绘画的品味，我认为是有好处的。

此外，有的美术史家认为：“董其昌的南北分宗是以绘画艺术的风格以至某些技法（如皴法）作为标准来划定的”，还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皴法是山水画南北分宗的准则”，显然都是偏重于绘画技法来区分文人画与其他画的不同的绘画风格，许多人都不赞许。因为文人画不只是山水画，还包括花鸟画人物画等画科，其核心是不求形似，体现文人情趣，笔墨趣味等，称为写意风格。与尚工丽，刻意追求形似的“写实”风格不同。所以，我也认为，用技法作为划分风格的标准欠妥。

在这里，另需肯定的是，董其昌将苏轼的士人画概念改称为文人画，是与时俱进较为恰当的提法，得到公认，故现在人们把苏轼的士人画观称为苏轼文人画观。

“全局特质论”者认为，文人画是中国绘画的一种风格样式，其核心是体现文人情趣，注重笔墨趣味，崇尚诗情画意，主张诗书画印合壁，这种观点侧重从绘画风格和绘画特质来定义文人画，认为文人画是区别于画院画和画工画的一种风格样式，甚至是区别于西方绘画而具有民族特质的一种独特风格体系。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我们今天所谈的传统中国画，其审美体系，造型语言和价值体系，基本是从元明清文人画抽绎出来的。这种界定意在揭示中国传统绘画的民族特性和独特艺术品质与魅力。从这点来说，也是大部分研究者采用的观点，这种界定是具有深刻意义的。我认为应予以肯定。

四、关于苏轼文人画观的论点及其流变和影响之论辩

苏轼喜欢评论绘画，自己也爱绘画，但在画史，他的画观更有影响。人们都知道，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诗情画意，笔精墨妙，不似之似，诗书画印合壁等等，苏轼在这些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比如形神兼备，这是关于现实特征和艺术特征两方面的认识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自然景物，其中的任何现象，都是形与神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形生神，神寓形，人是这样，花卉翎毛是这样，山川风光也是这样。而反映现实的艺术不能脱离客观事物的这一特征。但是在如何反映客观对象的形与神及何者为重的问题上，由于画家的审美观不同而有所分歧。

苏轼论画是主张重神似的。他在《书鄢陵主簿所画折枝》曾指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书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十分明确是不重形似的。这几句诗影响很大，同时也引起很多误解。最主要的是认为苏轼根本不讲形似。其实，苏轼此诗后面还有几句：“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均匀。谁言一点红，斛寄无边春。”边鸾和赵昌是知名花鸟画家，以精工见长。不言而语，苏轼讲边、赵等人的画形神兼备，没有不讲求形似的意思，又如另评赵昌画时说：“若昌之作，则不特取形似，真与花传神者也”，这明明讲不特取形似，并不是不讲求神似。再如邓椿的《画继》中论述苏轼的画蟹尤可为证：“兰陵胡世将家收藏所画蟹，琐眉毛介，曲畏芒缕，无不具备，是亦得从心不�矩之道也。”由此可见，苏轼在形神关系上，并不是不讲形似，而是重神似，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