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著名党史人物陈独秀的讨论会
xxx三人在6501教室举行了一场关于著名党史人物陈独秀讨论会，品评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宣传者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
讨论了陈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中巨大作用，功过得失。
这次讨论会由我们三人共同参与，每一位都积极发言，表达了对著名的党史人物陈独秀先生的看法和思考，让我们对陈独秀先生不管是个人的气节还是历史作用都有了有个更加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首先是由xxx发言，阐述了陈独秀的主要历史贡献，内容入下：
第一，五四爱国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单纯地呼吁思想启蒙，而是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与推动现实的政治斗争积极地结合起来。
这使他的影响力更加巨大。
五四爱国运动既是在以他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爆发的，他本人又奋勇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
他不仅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还亲自上街散发《宣言》，并遭逮捕，被关押近百天。
所以，毛泽东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
毛泽东也是这个伟大事件的亲历者，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立者。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也由此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和上海分别成为中国南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在上海，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李大钊在北京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遥相呼应，既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广泛传播，又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
尽管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李大钊都未能出席，
但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毛泽东又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我们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然后xxx在陈独秀主张和气节上做了补充：
第一，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敢于说“不”的领导人。
从党的二大始，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此后两者就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无论正确与否，作为组织纪律都应当服从。
共产国际对党的指导和影响是两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又有不正确的、乃至严重错误的。
陈独秀在任时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有时并不完全赞同，但都是努力服从的。
但到1927年6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始明确提出不能同意和执行共产国际关于指望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
在大革命失败后，当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将其责任完全归咎于陈独秀时，他更是坚决地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同志最了解，不能跑到外国去同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
因而，多次拒绝邀请去莫斯科说明情况。
就此而言，在那时都将共产国际指示奉若神明的党内氛围中，这种敢于说“不”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近现代革命史上有高昂民族气节的先贤。
陈独秀从投身反对晚清腐败政府开始就遭到多次通缉。
从领导五四运动开始直至抗战期间去世，他先后5次蹲监狱，既坐过北洋军阀的班房，也坐过国民党政府的大牢，共达5年多时间。
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他一生都对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从不低头屈服。
即使
到晚年穷困潦倒，也不乞怜依附国民党政府当局。
这种硬骨头精神，也会名留青史的。
然后xxx发表了自己对陈独秀的看法：
陈独秀是个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
他领导中国革命的功劳有目共睹。
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也没能超越历史，在晚年有两大主要错误。
一条是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另一条是参与托陈取消派问题。
对这两大错误，目前陈独秀研究者的认识日趋一致，应当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于前者，2002年9月出版的党史一卷，将过去长期讲的“右倾投降主义”改为了“右倾机会主义”。
4年后，胡锦涛在2004年4月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谈到大革命失败时，又给予了新的说法，将其表述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这是到目前为止由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新的定位，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好评。
无论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错误（“左”倾也一样），都是党内路线是非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问题。
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
关于后者，其是非也渐清楚。
第一，这主要涉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
过去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扣以种种罪名。
但历史早已翻过了这一页。
这属于跨党、跨国之事，要与时俱进。
目前俄罗斯人已很少提及当年联共（布）的党内斗争，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问题另有新说，也会对历史问题据实加以再认识。
第二，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属于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纷争，其看法有严重错误，也有派别活动，但更多地属于理论论争，不能因有这方面的错误而继续“定罪”。
第三，陈独秀对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是有保留的。
他是讲“二
次革命论”的，托洛茨基鼓吹“一次革命论”，两者南辕北辙。
对大革命后期的一些应对政策，他比较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特别是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他一个人来承担感到愤慨，并对托洛茨基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这是他参加“托派”的一个重要动因。
对这个情况，不能不做具体分析。
第四，将“托派”认定为“反革命”，这主要是在1937年11月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到延安后，根据联共（布）反对托洛茨基的需要，不分青红皂白而作的处置。
当时，确有“托派”反对抗战、有汉奸嫌疑的言论，但陈独秀却是主张抗战的，并撰文批评“托派”反对抗战的言论。
他在1932年10月（15日）被捕入狱，是由于“托派”分子向国民党告密了才为特务逮捕的。
他在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公开声明“已不属于任何党派”。
这表明他与“托派”脱离了干系，因此不能老给他戴着“托派”这顶“帽子”。
第五，陈独秀参与“托陈取消派”，尽管具有分裂党的性质，但并没有做危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事情，没有里通外国的勾当。
对陈独秀的分裂行为应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加以区别，两者的性质和情节不一样。
张国焘是明目张胆地另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要当头；“托陈取消派”是一种不赞同当时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派别活动，并非要自立为共产党之“王”。
张国焘在抗战开始后就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拿国民党的津贴做事；而陈独秀拒领国民党津贴去另组新共产党，即使落魄江湖艰难度日，仍始终不与国民党为伍。
就此而言，也不能与张国焘等同视之。
经过三人的讨论，由刘权威做了总结性结语：
今天来看，陈独秀一生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
这两件大事，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
值得注
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共成立，两者之间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转折性。
一方面如毛泽东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中共早期的一批党团员正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青年；另一方面又如胡适所言，新文化运动侧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中共的革命则转向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
后来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也是强调两者的断裂性和转折性。
后来人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经过历史的沉淀，纵观陈独秀一生，我们以为，对其做功大于过的肯定性评价，符合党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