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牡丹亭》之爱情观比较
［摘要］爱情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在戏剧作品中，《西厢记》与《牡丹亭》可谓是元明时期的两大爱情名剧。
本文就《西厢记》和《牡丹亭》中所体现的爱情观略作比较分析。
［关键词］西厢记；牡丹亭；爱情观
《西厢记》和《牡丹亭》是中国戏曲艺苑里的两朵奇葩，反映了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
孟称舜在《柳枝集<倩女离魂·楔子>眉批》中亦云：“《西厢记》和《牡丹亭》，皆为传情绝调。
”“曲贵传情”，王实甫在《西厢记》中说：“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体现了作者对“情”的关注；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亦云：“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也是作者“至情”论的充分体现。
尽管《西厢记》和《牡丹亭》同为爱情题材的作品，但由于作者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作者的思想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对爱情的解读也自然会有所不同，反映在作品当中，就会给大家呈现出不同的主人公形象和她们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
一
在戏剧作品中，王实甫和汤显祖给我们塑造了张生和崔莺莺、柳梦梅和杜丽娘这两对有情人，两者都是出生于名门宦族的贵族小姐与
少年英俊、才华横溢的书生的爱情，都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最终才有情人终成眷属。
而其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崔莺莺和杜丽娘，这两个在封建社会敢于执著追求爱情幸福的女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染和影响了后世。
崔莺莺和杜丽娘同为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她们会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但在追求自己爱情婚姻的道路上，她们成为封建贵族家庭的叛逆者，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的规范，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张生和崔莺莺、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爱情有相同之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待爱情的不同之处，崔莺莺和杜丽娘二人在爱情观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对于爱情的追求，杜丽娘比崔莺莺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更强烈持久，为了心中的爱人，她可以死而复生。
所以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才更加动人，她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青春与美艳的化身，至情与纯情的偶像。
正因为这样，《牡丹亭》才比其他爱情剧有着更高、更深刻、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一）在《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是“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在大佛殿邂逅之后，互为对方的美艳容貌、英俊姿态所吸引。
当崔莺莺遇到了风流俊雅的张生，四目交投，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的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当红娘催促她回避时，崔莺莺的反应是“回顾觑末”，这几个字及其传神的写出了莺莺初见张生并被吸引的顾盼眷恋之意。
而在《牡丹亭》中，杜丽娘的生活环境更加残酷，在严格的管制
之下，她连自家的后花园都没有进去过，更不要说见什么陌生男子。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大，反抗也就越大。
偶然的一天，当她在后花园中梦到书生柳梦梅，就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情欲，对自己认定了的情人一往情深，甚至可以为之出生入死。
即使只是在梦中，她也执着追求，结果因过度思念，香销玉殒。
她那番“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感伤，正是对所谓恋爱自由、死而不怨的强烈呼唤。
所以说，崔莺莺对于张生是由“情”到“欲”，而杜丽娘对于柳梦梅却是由“欲”到“情”，那么，杜丽娘明显比崔莺莺对爱情的追求更加强烈，在爱情观上，肯定了性欲，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二）随着爱情的发展，张生与崔莺莺两情相悦，经过重重磨难，并且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冲破礼教的羁绊和心理上的重重障碍，与张生走在了一起。
但对于爱情的追求，莺莺更显得被动，遇到张生以后她也只是思念张生，并没有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
普救寺解围成为她们爱情发展的一个契机，再加上活泼、大胆的红娘穿针引线、牵线搭桥，这样才促成二人的爱情。
在崔张实现其爱情理想的曲折前进的道路上，始终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尤其是丫鬟红娘，可以说，如果没有红娘的帮扶，崔张的爱情将很难有所发展，所以说，崔莺莺对爱情的追求更多了几分被动。
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则大不相同，她没有崔莺莺那么幸运，没有像张生那样的人向她求爱，也没有像红娘那样的人给予她帮助，
她只能活在自己的梦里，在梦境中寻求自己的真爱。
她可以为情而死，即使在死后，她的鬼魂还是对“梦中情人”念念不忘，敢于和阎罗王据理力争，质问自己情人的姓名，并主动敲开柳梦梅的房门表露心声，显得直率而大胆。
在还魂之后，杜丽娘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柳梦梅，并与他在十分简陋的仪式下成婚。
在杜丽娘的爱情道路上，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她的幸福爱情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三）从两人爱情的结局来看，虽然都是大团圆的结局，但其中也有所不同。
崔莺莺比杜丽娘对封建礼教表现出更大的妥协性，当崔母以“三代不取白丁女婿”的家规，逼迫张生“争揣一个状元”时，莺莺并没有反对，她虽然不愿意与张生分离，但也默许了母亲的安排。
这种获取爱情的条件，本身就是一种妥协，是对以崔母为代表的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家长制度的妥协。
试问如果张生没有考中状元，那么崔张的爱情还能继续吗？
但杜丽娘则不同，结局中虽然也有柳梦梅中状元的情节，但那不是他们获取爱情的条件。
在最后，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杜丽娘还能与父亲争辩，甚至在金銮殿上与皇帝据理力争，她的深情一叙与慷慨陈词，就连皇上也为之感动，并亲自主婚，“敕赐团圆”。
杜丽娘的爱情是自己争取的结果，是对整个封建礼教的反叛，《牡丹亭》中的爱情描写更能显示出新的时代环境中的进步光华。
二
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所体现的爱情观之所以会有不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作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作者的思想会有所不同，那么对爱情的看法随之也会表现出差异性。
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王实甫笔下人物的反封建意识更加明显，对爱情的理解也更加深刻，更加强调“情”的自主。
而这其中，时代环境之变迁当是重要因素。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儒家学说的同时，也尊崇各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也发生了变化。
程朱理学的影响下降，长期压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王实甫的《西厢记》应运而生了。
他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只要男女间彼此“有情”，就应让他们同偕白首；而一切阻挠有情人成为眷属的行为、制度，则应受到鞭挞。
到了明代，从朱元璋开国之初，就在政治上极力强化君主独裁，在思想文化方面，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的制度，采取极为严厉的高压政策。
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传统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重要契机是王学的兴起。
王阳明开创“心学”，提倡从“本心”出发，其中泰州学派也继承此说而又有所发展。
作为泰州学派后学的汤显祖，受老师罗汝芳、达观和尚等人的影响，再加上家庭环境的影响，儒、释、道三方面都贯穿于他的思想。
在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模式上发生了变革，在社会上兴起了一股高扬个性和肯定人欲的思潮。
汤显祖就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提出了“至情”论，认为“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并在剧作中完整地展示了他的“至情”论，《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演绎。
王实甫和汤显祖二人在他们的剧作《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给我们展现了不同的爱情观。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这种说法的实质当然不一定是抑彼扬此，但在二人对爱情的阐释方面，汤显祖确实比王实甫更胜一筹。
从元到明，随着时代的推移、新思潮的不断涌现，作者所受到的影响也不一样，从王实甫的“有情”到汤显祖的“至情”，很明显，汤显祖对爱情有了新的看法。
他所反对的也不仅仅是封建礼教的条条框框对青年男女自由爱情婚姻的束缚，而更多关注的是如何用那种“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人间“至情”来以情反理，反对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肯定和提倡人的自由权利和情感价值。
所以，《牡丹亭》比之《西厢记》思想内涵更深刻，也成为古代爱情戏中继《西厢记》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杰作，对读者群的感召力也更加巨大。
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也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同时，它们又影响着那个时代、震撼着那个时代。
在《西厢记》和《牡丹亭》这两部爱情题材的剧作中，由于大的时代背景的不同，王实甫和汤显祖给我们塑造了崔莺莺和杜丽娘这样两位不同的女性形象。
尽管她们的爱情观有所不同，但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追求自己爱情的道路上勇敢执著的精神，这是对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肯定，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个性解放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元）王实甫.西厢记［M］.齐鲁书社，2004.
［2］（明）汤显祖.牡丹亭［M］.齐鲁书社，2004.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2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