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之比较
摘要：
秦虽二世，但终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终结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混战，实现了难得的统一。
而秦在战国的崛起则要追溯到商鞅变法，其“不仅改变了战国时期的时代格局，也决定了其后中华帝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的格局”1，也正如李斯所言：“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2本文不过多讨论商鞅变法措施，主要谈论法家与诸子百家的比较，重在比较儒家与法家，分析为何秦国变法要采用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优缺点，以及讨论商鞅变法对现在中国的意义。
关键字：商鞅变法，诸子百家，流派，
1《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赵明，64页
正文：
一，儒法之争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礼乐崩坏，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不安。
面对“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3”的社会现实，诸子百家站在自己的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通过对礼乐秩序的反思和理解，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救国主张，于是便有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
道家面对纷乱的社会现实，无力解决，逃避超脱，提倡“无为而治”，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单纯时代；墨家代表手工业者和平民，提倡“兼爱”“非攻”；儒家认为，礼乐崩坏的原因是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于是提出“克己复礼”“仁爱”希望恢复周礼，用道德规范人的行为；而法家则认为，礼乐崩坏在于分封制，君主对诸侯的控制薄弱，才会滋生叛乱。
于是，他们提出君主权力的专制以及法治的约束，以加强君权，维护统治。
首先来分析道家和墨家为何没有被采纳。
战国之世，战乱不断，战争又是极其耗费民力财力，若无为而治，不思变法改革，不知整顿吏治，不去解决问题，不对庶民征收赋税劳役，任其发展，那么军队无兵无粮，哪里有能力去防御别国进攻？哪里有能力保护人民不被侵犯？同样，兼爱非攻也不适合在这样的乱世采用，当兵临城下，满口的仁义道德显
得多么苍白无力，纵然墨子救的了宋国一时，难道宋国还能一直幸存？他们包括儒家在内都只注重眼前的乱世纷争，却没有看到只有战争才能结束战争，只有变革图存才能强大，才能统一。
因此，无为与兼爱都没有对眼下的形式有个总体把握，或超前或滞后，都不适合战国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那么一直坚信“礼乐文明”的“王道”路线的儒家为何不可呢？
其一，儒家提倡克己复礼，恢复周朝古制，维护旧氏族贵族的利益。
何为周礼？“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4”便是其中之一，庶民永远没有资格进入贵族阶层，而且刑罚不针对贵族，这种不平等导致庶民打仗战斗力薄弱，从事农业生产也没有积极性，同时世袭的爵位，也会让贵族子弟不思进取，进而导致权力阶层能力的下降。
而且，这种思想显然是对百姓的愚昧，教导百姓遵守古礼，逆来顺受，抛弃个人私欲。
另外，恢复周礼，就意味着恢复分封制，就会重蹈周朝的覆辙，分封制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没有哪个国家还愿意恢复古制。
其二，儒家坚持仁政，王道，以德去刑。
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这些便是在劝谏君主爱惜民力，强调对庶民的教化。
仁政王道的实施依赖于君主的贤明，君主贤明则得以实行，君主平庸或者昏聩则难以伸展，即所谓4《礼记》
“人治”。
关于人治，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慎道认为；“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是同功而殊赏，同罪而殊罚，怨之所游生也。
6”可见，人治的弊端在于全因君主的好恶等感性因素来决策，很难保证政策的统一，政策不一则国乱，国乱则社稷危。
韩非子有言：“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不得之数也7”由此可见，仁政的实行除了要求君主贤明外，还要百姓也像孔子的弟子一样，愿意接受教化。
用道德去约束人的行为，由于道德是自律性的，不是所有人都像孔子列徒一般通情达理，因此你很难保证政策能够执行，政令不通，国家就难以治理。
所以，仁政是很难实行的。
其三，仁政或者克己复礼都是强调对民众的教化，而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完成的，于是便有了被批评为“迂阔不懂世事”的“三代”之说。
为何要说他们迂阔不懂世事呢？因为战国之世，各诸侯国都在进一步推行兼并战争，只有快速增强国力，才能免于被其他国家侵犯，甚至先发制人。
而这些举措很难快速提高战力，自然就被抛弃了。
法家恰恰与儒家的克己复礼针锋相对。
法家锐意变革，讲求实际，提倡法治代替人治，不因循古制。
商鞅曾在《商君书》中说到：“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
6《慎子·君人》
利民，不循其礼8”。
因此法家从实际出发，针对战国情势，倡导依法治国，用法律的他律性和强制性来规范君臣的行为，保证令行禁止，用法律来将各个阶层的人心引向国家政治战略的实现，实现战争时期的高度集中统一，也为后来的君主集权奠定基础。
其中商鞅在秦变法是最具代表性的法家改革。
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农战。
何为农战？以农养战。
即，重视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富，为战争储备财力物力。
其一，废井田，开阡陌，土地私有。
不仅调动了生产积极性，还扩大税收的来源，为战争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
其二，废除“世卿世禄”，奖励耕战，推行军功爵制。
此举打破了旧氏族对贵族的垄断，调动群众的战争热情，使秦国尚武之风得以有效利用。
其三，什伍连坐法，以刑去刑的重刑论，
这三点与儒家所倡导的周礼，仁政完全背道而驰。
此外，商鞅还提出法，信，权三位一体的法治论。
“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
法者，君臣之所供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业；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9”法就是任法，即制定统一的法令并公之于众，而且法高于君；信就是信赏必罚，公平对待，厚赏重罚。
权，就是君权至高无上，加强君主专制。
主张“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
”只有保证君权至高无8《商君书·更法》
上的权威性，法令才会推行。
由此可见，“在这一次变法改革中萌生了中华帝国政治意识”10。
但，这只是体现了儒家和法家在“建国”上的差别。
“建国”需要打破的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崇尚变革的法家更适合于做一个创立者；然而，法家的一些措施仅限于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却并不适合于“治国”。
如军功爵制，打仗或者从事农业生产有功的，授予爵位和官职。
其一，这仅限于战争时期，若统一之后，没有战争，该当如何？其二，有些人打仗可以，却不适合于做官，如此便很难保证吏治的高效就是“无宿”。
如韩非所说：“以勇气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以为医匠也11”。
若在统一之后，依旧照搬秦法，用严苛的法律去要求刚刚经历亡国之痛的子民，势必会激起反抗，毕竟那时的严苛律令建立在有外部威胁，举国同心的基础上。
所以，融合新纳入的百姓或者说使帝国的政治架构得到承认与认可，就必须回溯历史，必须建立起与传统信念的精神联系。
而儒家的治国理念经过春秋战国的不断论战，已经“从根本上渗透以中原为基地的华夏民族的心灵深处”12，而且其仁政的理念有利于维护统治，再加上其思想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被统治者采纳，慢慢形成了外儒内法的特点，并逐渐成为封10《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赵明，234
11《韩非子·定法》
建社会的主流思想。
二，对今天的借鉴意义
商鞅变法强调依法治国，而我们现在也在强调依法治国，那么历史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其一，立法者领导立法，带头守法。
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真正做到执法为民。
其二，重信。
奖善惩恶，不颠倒黑白，制造冤狱。
严惩违法乱纪者。
“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坏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13”
其三，加强普法教育，使民知法，懂法，用法，学法，守法。
其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任用官员注重政绩与实效。
“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巫之行不饰矣。
14”
13《韩非子·说疑》
参考文献：
《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赵明，64页《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孔子世家》
《礼记》
《孟子·尽心下》
《慎子·君人》
《韩非子·五蠹》
《商君书·更法》
《商君书·修权》
《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赵明，234 《韩非子·定法》
《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赵明，239 《韩非子·说疑》
《韩非子·六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