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中国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第1次战争。

英国皇家海军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战胜了中国。

除了在客观上敌人兵器占有优势，战略战术运用得当，能集中大部兵力转沿海城市，占领经济命脉之地，战斗中常以正面攻击与侧翼包抄相结合，在主观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之外，其实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没落的封建制度已无力抗争日益上升的新兴资本主义的冲击。

政治腐败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到了19世纪30年代，更加没落腐朽，不仅经济停滞，十分落后，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础，而且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享乐苟安，贪污腐化气息。

随着鸦片的输入，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越来越依赖这种毒品来消磨荒淫无度的寄生生活。

他们既接受内外烟贩的收买，又依赖这种毒品的走私，从中取得利益。

有些走私船，公然插着两广总督或粤海关监督的旗号，威风十足地从伶仃洋驶进广州。

清廷的贵族大臣，则从广东和沿海官吏那里，获得丰厚的贿赂。

甚至皇帝也收取大量的西洋奇珍，成为这种“通商”关系里最大的受益者。

因此，在禁烟与反禁烟、战与和的问题上，他们始终摇摆不定，在整个战争中，始终没有坚定的方针。

从皇帝到将军、督、抚，战守无策，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

当战争受挫时，他们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

当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于维系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时，他们就屈辱投降。

政治上的反动和腐朽，带来了军事上的无能和腐败辽阔绵长的中国海岸线，长期疏于战备，有边无防。

以八旗、绿营为主力的清军，长时期养尊处优，懒于训练，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将帅素质低下，军事思想保守落后，不会组织、指挥打仗。

鸦片战争爆发后，许多将领不谙敌情，株守建筑落后的营垒要塞，一线防御，不顾纵深侧后；许多地区的守军，远远看见敌军即开炮轰击，未等敌军靠近，便一哄而散，逃之夭夭，甚至举起白旗投降。

宁波、余姚、慈禧、奉化、上海等地，竟不战自弃。

而以林则徐、邓廷桢为首的抵抗派在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虽有决心，有成果，但他们最终受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徒有救国之志，而无尺寸之权”(诗人陆嵩语)。

任用投降主义分子耆英、伊里布等去抵抗侵略者，无疑是缘木求鱼。

脱离人民、反对人民甚至镇压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清朝反动政府不广泛动员、组织民众，单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

甚至当中国人民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者时，他们却怕得要死，荒唐地指责他们“潜相煽惑”、“为害甚大”，横加反对、破坏、镇压，直至堕落到去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爱国人民的抗侵斗争。

这样的反动、腐朽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反侵略战争胜利的。

当然，鸦片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发展。

伴随着侵
略上的深入，国外的先进文化也同时传入中国，自然科学冲洗着国人的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国外的生活方式开始融入上层社会的生活；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也在中国国内悄然传播，一部分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抛弃陈腐观念，注目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对封建思想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开始打下思想基础，对中国的近代化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就像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看来，历史要先让这些人民全部染上毒瘾，然后才能让他们从世袭的愚蠢中醒来。

”（"It would seem as though history had first to make this whole people drunk before it could rouse them out of their hereditary stupidity.'）他甚至认为英国是在推进中国的文明，通过消灭中国的古老文化，打开中国的门户来迎接国际经济；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满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