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歌的人道主义精神1、从杜甫的生平中浅读杜诗1.杜甫生平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河南巩县。

父亲杜审言唐初著名诗人。

青年时期，他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

唐太宗天宝五年，杜甫来到长安，第二年参加了由唐太宗下诏的应试，由于奸臣李林甫从中作梗全体应试者无一录取。

从此进取无门，生活贫困。

直到天宝十四年（755），才得到“右卫帅府胄曹参军”一职，负责看管兵甲仓库。

同年，安史之乱爆发，此时杜甫正在奉先探家。

第二年他把家属安抚在鄜州羌村，只身投奔在灵武即位的肃宗。

途中被叛军所俘，押到沦陷后的长安，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叛军杀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难。

直到至德二年（757）四月，他才冒险逃到肃宗临时驻地凤翔，授官佐拾遗。

不久因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自此他对现实政治十分失望，抛弃官职，举家西行，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

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后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负外廊。

严武死后，他离开成都，全家寄居**州。

两年后，离**州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

唐太宗大历五年（770），诗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2.读懂杜甫—“三吏”，“三别”这六首诗是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三月，有安排写成的作品。

当年三月，唐朝六十万大军败于邺城，国家局势十分危急。

为了迅速补充兵力，统治者实行了无限制，无章法，惨无人道的拉夫政策。

在杜甫亲眼目睹了这些现象，怀着矛盾，痛苦的心情，写成这六首诗作。

这次战争，与天宝年间的穷兵黩武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救亡图存的努力。

所以，杜甫一面深刻揭露兵役的黑暗，大骂“天地终无情”，一面又不得不拥护这种兵役；他既同情人民的痛苦，又不得不含泪安慰，劝勉那些未成丁的“中男”走上前线。

百姓老**甚至献出了生命。

杜甫在揭露统治阶级的凶残苛暴的同时，以无限同情和感激的心情，用惟妙惟肖的笔触歌颂了广大的人民。

《无家别》中，一个老兵，因邺城溃败而回故里，结果家破人亡，今不如昔，老家只剩杂草一片，狐狸怒啼，可是官府还要他再去服役。

于是无家可归，无家可别的老兵怨愤之极，一声呐喊惊天动地：“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垂老别》中，一对老夫妇把子孙全部献给了朝廷，到头来非但得不到官府关心，反而还要把老翁拉去当兵，老翁在与老伴生离死别之际，却又为老伴解宽心。

这表面上的年历做宽慰，更是深一层的五脏俱裂，让人魄动心惊。

3.杜诗开创了现实主义传统杜甫的诗歌继承和发展了从《诗经》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放在自己的艺术熔炉里加以提炼，铸造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沉郁顿挫”，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都表达了空前的高度，为后世指出一条通向现实主义，通向人民生活的创作之路。

<一>关注民生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核心内容。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的诗歌具有较强的现实性，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典范。

他敢于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自己。

在《蜀相》中，缅怀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抒发了壮志未酬的悲伤。

<二>忠君，爱国，爱民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主题。

杜甫虽然也写了“唐**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等诗句直接讽刺皇帝，单仍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对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希望，希望通过皇帝“下令减征赋”来“各使苍生有环堵”，使国家走向强盛。

<三>在表现手法上，杜甫诗歌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特色重在抒写现实人生，感事与写意有机结合，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1.以小见大，通过细节来揭示生活的本质，呈现整个社会历史风貌。

例如：“三吏”“三别”以组诗的形式，通过具体事件来显示世情。

2.感事与写意有机结合。

杜诗因事生感，推己及人及世。

《兵车行》中诗人对统治者开边政策的否定和对民生痛苦的同情，完全寄寓在咸阳桥边送别征人，“道旁过者”与“行人”的问答，青海边古战场新鬼烦冤旧鬼哭的描述之中。

又如在《春望》一诗中，诗人把安史之乱长安陷落的国事虚化为一年一度的春景，诗人角景生情，感慨了万端。

<四>杜甫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杜甫继承了和发展了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并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杜甫继承了古体诗创作成就，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摆脱了乐府古词的拘束。

在表现手法上，大量运用描写，叙述，议论的表达方式，概括典型事件的场景，描写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刻画人物的心理，记叙与议论相结合，溶抒情于叙事中等。

二、杜甫诗歌的人道主义精神1.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是贯穿杜诗的一根红线杜甫热爱人民，关心民众生活，为他们的不幸而忧患重重。

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乏关心民众的诗人，那些伟大的或优秀的诗人们，常常都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和热爱之情。

但是，像杜甫这样，从身受感同，是时代造成的。

就杜甫的经历而言，是他的不幸，就他的文学成就来看，则不失为大幸。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这种由己推人的悲悯得到更充分的表现。

诗人此时，寄居成都草堂。

这是他饱经成乱，历经艰辛之后的一个短暂旅居时期。

茅屋实为一象征意向，他是诗人贫困，潦倒，漂泊的写照。

这个茅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不可能让诗人的身心得到安宁，他抵抗不过苦风凄雨的侵扰。

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杜甫想到的不是用青砖黑瓦的温暖的小屋取代这“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陋室，而是想到天下的寒士此时的艰难处境。

秋雨荡荡，长夜难眠，诗人辗转反侧，突发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幻想有那么一天，天下的寒士能住进温暖如春的大厦，欢颜度日，自己也免遭这饥寒交迫之苦。

转瞬间他或许又意识到这种想法未免太理想化了，不付出代价就过上如此安宁幸福的生活，只能是一种奢望。

因而，他愿意为这一理想的实现做出牺牲，颇有一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从而显示出诗人的人性的光辉。

对生命的关怀，是杜甫一生都不曾忘记的。

杜甫自己的忧生不用说，那是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

由于安史之乱，战争的无情，夺走了人们的生命，杜甫为之深**伤悼，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表示自己的关切。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

路**惟见哭，城市不闻歌。

”（《征夫》）“万国尚戎马，故园今若何？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

”（《复愁十二首》其三）“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

”（《北风》）“战血留依旧，军声动至今。

”（《风疯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

他反对君王用人民的生命去开拓疆土。

“边庚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他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自京赴奉贤县咏怀五百字》），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

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

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

对弱者的同情，对无助者伸出温暖的双手，是杜甫民胞精神的最大特色。

杜甫一生很少过上安定的日子，更谈不上富庶的生活，但杜甫一生又时时刻刻关心着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并尽其可能的予以最大的帮助。

《又呈吴郎》最能体现这种这种情怀；帮助朋友和相识的人是容易的，但要帮助不相识的尤其不同阶层的人就不太容易。

帮助别人度过暂时的苦难也容易，要帮助无力摆脱贫困者则很难，一个不饿饭的人，任西邻扑枣，本来是容易的，但不容易的是，不但自己这样做了，还希望别人继续这样做，更不容易的是，当别人冷漠此事时，他还要提醒别人注意。

实际上，当杜甫第一次任西邻扑枣时，他就自觉地肩负起了一种责任，要尽自己的力量尽可能救助这位寡妇。

这种自觉的责任感正是检验一切社会良知的标准。

尽可能的帮助别人，是杜甫的一贯本色。

大到谏诤皇帝，推荐人才（推荐岑参）—这是他在朝廷短时期内留下的“政绩”，小到“枣树从人打”（《秋野五首》其一），“拾穗许村童”（《暂住白帝复还东屯》），小则小矣，却并非好施小慧，而是毫发见真情，体现了诗人相濡以沫，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性格。

杜甫是慷慨的，《甘林》诗写道：“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

”当邻居因赋敛过重而缺粮，他毫不犹豫把收获的粮食分给他们。

2.爱国思想和忠君思想交织在一起杜甫的忠君与爱国爱民是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无法分开，他的忠君思想，是勿用讳言的事实。

但杜甫的忠君是谏诤而非服从。

杜甫既当面谏诤皇帝，又无论何时何地的对政治弊端进行批评。

杜甫不服从性是明显的。

但是杜甫又有“任怨”的一面。

杜甫对唐玄宗怀有尊敬，感恩之情。

《官定后戏赠》中，可以看出他对唐玄宗怀有知遇之恩的感激。

他感谢玄宗，是玄宗赞许过他的才华，当杜甫献上《三大礼赋》之后，被玄宗封待制集贤院。

虽然，“待制”一直未能等到一官半职，但这件事已经本身使杜甫感到终身荣耀：“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往时文彩动人主.....”（《莫相疑行》）。

“彩色昔曾干气象”（《秋兴八昔》），“气冲星象表，词感帝尊”（《奉留增集贤院崔于二学士》），都是直到他晚年仍记忆犹新，且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光荣史。

杜甫对肃宗的态度较为复杂。

杜甫历尽苦难，放弃与家人的团聚，投奔中央信政权，途中被叛军抓获，押解长安。

他逃离敌占区，此行让人后怕。

在《喜达行在所三首》多出描写危险的经历和大难不死的庆幸:“眼穿当落月，心死著寒灰”；“所亲惊老瘦，辛苦贱中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喜心翻倒级，鸣咽泪沾巾”；“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最后，终于“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

此举表现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对肃宗的拥戴。

可见杜甫对这位乱世当中即位的新君给予了多大的厚望。

此时的杜甫，作为皇帝的近臣，又是专职的谏官，要对中兴的到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惜肃宗并不是他所希望的尧舜之君。

在这一职上，杜甫体会到谏官一职形同虚设，所以写下了著名的《北征》。

诗中对肃宗的感情十分复杂。

《北征》中杜甫认为，“杨贵妃被缢杀马嵬坡”的惊心动魄是事情是一件好事。

联系上下文，可以判断出，杜甫对此件事情是持有肯定态度的，是维护玄宗美善的形象的。

杜甫的态度也在此事上突出的表现出来。

当他为皇帝回护时，他只能说是杨氏兄妹作恶多端，陈玄礼等将士荡析同恶，玄宗主席哈她们是应天之举。

但他从人道的角度来反思杨贵妃的命运时，有洒出同情之泪。

从中，我们只能感受到杜甫的任怨—美善在上，怨仇在下，安乐在上，忧戚在臣，在特定的时期有着明显的表现。

这个特定的时期，就是民族之亡，国家分裂的动乱时期。

此时，他希望维护君王的形象，也从这里找到证据。

东坡说《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

“君臣大体”，就是任怨之意。

代宗新立，使杜甫看到一丝希望。

但代宗在杜甫心中，也仅仅是一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