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古文疏证介绍尚书古文疏证八卷。
阎若璩清(1636;1704)撰。
若瑰宁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迁居江苏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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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文疏证简介《尚书》,“尚”即“上”,“书”即史官所记之史,《尚书》之名起于汉,《孔安国悄书传》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
经孔于编定,原书有一百篇。
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就是《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两种。
古文即指先秦时代六国的古文字,与汉朝的隶书(即今文)相对。
现在通行的《十二经注疏》本《尚书》五十八篇,就是《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在本书巾被分割成二十三篇)与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并加上假托孔安国名义的自序所组成的。
尚书古文疏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国朝阎若璩撰。
若璩字百诗,太原人,徙居山阳。
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
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
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
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遂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
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几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
自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
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
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
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
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
则有据之言,先立於不可败也。
其书初成四卷,馀姚黄宗羲序之。
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续成。
若璩没後,传写佚其第三卷。
其二卷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七卷第一百二条、一百八条、一百九条、一百十条、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条至一百二十七条,皆有录无书。
编次先後,亦未归条理。
盖犹草创之本。
其中偶尔未核者,如据《正义》所载郑玄《书序》注,谓马郑所传与孔《传》篇目不符,其说最确,至谓马郑注本亡於永嘉之乱,则殊不然。
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录,称所注凡二十九篇。
《经典释文》备引之,亦止二十九篇。
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
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
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
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
其他诸条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
盖虑所著《潜邱札记》或不传,故附见於此,究为支蔓。
又前卷所论,後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後不追改之意,於体例亦究属未安。
然反复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
尚书古文疏证当代信古派的批评杨善群:《辨伪学的歧途――评<尚书古文疏证>》西汉孔壁发现的《古文尚书》亡于魏晋之间,西汉初年伏生口授的《今文尚书》也亡于晋朝,只有东晋梅陨所献所谓《古文尚书》保存下来,被以后备朝奉为经典,其问颇有学者对它的真伪引起怀疑,《四库全书总目》说:“白吴棫始右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 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炔其够漏,明海运始参考诸书,证其副别,而见闻较狭,苑采未周,至若原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
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词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十不可败也。
”事实并非如此,请看下面的例子。
汉书第1条说《汉书》载武帝时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而东晋时梅赜“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
人们不禁要问:除武帝时坏孔子宅“多十六篇”外,难道在几百年中的其它时间和地点就不能发现古文?西汉末刘歆就说:“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汉书;楚元王传》)。
显然,篇数不合,决不能定“伪”。
周官第3条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
此条所谈与第一略同,仍是篇数与篇名“不合”的问题。
由于当时通讯的不发达,郑玄不可能尽知天下存书。
如郑注《书序》云:“《周官》亡。
”可是在记郑门授学情况的《郑志》中,就有弟子赵商与其师讨论关于《周官》所述“三公”的问题。
显然,东汉后期古文《周官》其篇俱在。
阎氏只信郑玄等“大儒”而斥东晋时梅颐所上、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二十五篇古文为“此等伪书”,只能说明其不调查研究,固执己见而已。
艺文志第4条言“古文书题、卷数、篇次当如此”,以《汉书?艺文志》载和郑康成所注为准,推究“当日之旧”,要求世人“不以唐人义疏之说为可安,则古学之复也其庶几乎!”实际上古文《尚书》在不断发现和民间流传中,汉代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的新闻传媒,某地发现就会马上报道。
以汉人、古学和东晋、唐人划线,而不考察其书是否真古文献,这是典型的门户之见。
墨子第7条说:“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
’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辟者也。
’可谓深切着明矣。
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遭秦焰。
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
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其实,《墨子》所释不通:朝中的大臣都或多或少地见到过纣王的罪行,可谁都不敢报告,难道他们全“有罪”?这里的“发”应该理解成周武王的名字,而今之《泰誓》中有“予弗顺天,厥罪惟钧”“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文辞、意义都比较接近,这句话其实是有的。
而阎氏不光迷信墨子的解释,还强词夺理,硬说“晚出之古文独遗此”,做学问岂能如此?夏书第9条言《左传》记鲁庄公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
”此句见于古文《大禹谟》,是禹向舜推荐皋陶,称皋陶能勉力布种其德,德乃降临民间。
鲁庄公引用此句于战争,将“降”释为投降,“德,乃降”即有德乃使人降服。
这本是鲁庄公用己意解释古书。
观《左传》所引《夏书》之句一气呵成,“皋陶迈种德”是因,“德,乃降”是果。
阎氏将后句歪曲为“释《书》之语”,称其“窜入”《大禹谟》中。
这明显是在混淆是非。
论语第10条载《论语》引《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阎氏称此句应断为“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并说:“钱尚书谦益家藏淳熙《九经》本点断句读,号称精审,亦以“孝乎惟孝”四字为句”“伪作《君陈》篇者竟将“孝乎”二字读属上”难道其断句就一定正确?此句亦可断为“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这不正好符合《君陈》的断句形式吗?由此可见,阎氏煞费苦心寻找古文为“伪书”的证据,然而它是错误的。
礼记第16条言《礼记》所引《书》今皆有,以此证明《尚书》是抄袭群书,乃“伪”;又说:“至引《尹吉》,曰不知为何书?缘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壹德》,知此‘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出其中,故注曰:吉,当为告。
告,古文诰字之误也。
尹告伊尹之诰也。
《书序》以为《咸有壹德》,今亡,其确指如此,果尔‘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既窜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均为尹吉曰,而窜入《太甲》上篇中”以此证明《太甲》上篇及《咸有一德》“伪”。
其实,这些都是阎氏的主观臆断。
试问:难道必须是《尚书》抄《礼记》,而不能是《礼记》抄《尚书》?难道不会是《尚书》有错简情况,《礼记》所引《尹吉》之“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实为《太甲》上篇?孝经第20条言“古文《孝经》以证《书》”,欲以“古文《孝经》之伪”证古文《尚书》之“伪”。
其实,古文《孝经》的真伪本难定论。
据《四库提要》,唐时曾“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立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而“驳孔”。
可能《孝经》的今古文之争,也是派别的门户之见;用古文《孝经》来证古文《尚书》,更说明它是“主古文”和“主今文”的意气之争。
礼经第21条言“古文《礼经》以证《书》”谓:“《礼》与《尚书》同一古文”,在《礼》“奕代犹知宝之”,而《尚书》“皆以为是伪书,则以《礼》未为诸儒所乱,而《书》则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厌也”。
这里称古文《尚书》“皆以为是伪书”,“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厌”,不列证据,强词夺理,做学问岂能如此?第26条言“晚出《武成》、《泰誓》仍存‘改元'、‘观兵'旧说”,因而断定古文《尚书》“出于魏晋之间群言淆乱之日”。
周文王有“称王”、“改元”之事,周武王有“观兵孟津”之事,见于《逸周书》、《吕氏春秋》、《史记》、《尚书大传》等许多史籍,这应该是历史事实。
阎氏不承认众多史书的记载,而只凭主观臆断,强词夺理,怎能令人信服!第49条称召公为太保在成王时,而“武王时召公尚未也”。
古文《旅獒》“当武王时叙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这就是“伪书之以追书为实称,其误如此”。
众所周知,用以后有名的官称叙其前做的事,是一种很普遍的方式。
但这不能说明其“伪”。
如《国语;晋语四》云:“怀公自秦逃归。
”实际上,其人自秦逃归时还是“太子”,未为“怀公”。
那么《国语》又是“伪书”了?由此可见,阎氏煞费苦心寻找古文为“伪书”的证据,然而它是违反常识的。
第54条言古文“《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系以‘时',非史例”。
其后解释说:“《尚书》惟记言语,直指设言之日”,“绝不系以时”。
这又是阎氏找到的古文“作伪”的证据。
的确,《尚书》中很少记“时”(即“四时”春夏秋冬),惟今文《金縢》有云:“秋,大熟。
”难道此篇也是“伪古文”?第56条引《尔雅;释诂》:“郁陶,繇喜也。
”接着说古文《五子之歌》有“郁陶乎予心”之句,是忧愁之意。
《疏证》就此评论道:这是“伪古文作者”的“窜入”,“忧喜错认,此尚可谓之识字也乎?”其实,“郁陶”有两解:《楚辞;九辩》有云:“郁陶而思君”,王逸注:“愤念蓄积盈胸臆也。
”此正合《五子之歌》太康五兄弟的心情,此词用得好极了。
阎氏只讲《尔雅》一解,而对《楚辞》一解避而不谈,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第63条开头就故作呻吟道:“呜呼痛哉!作伪书者可谓之不仁也乎!古未有夷族之刑也。
”这是就古文《泰誓》中指责商纣“罪人以族”而发的。
阎氏接着评论此句是“轻加三代以上以惨酷不德之刑,予后世人主嗜杀者之口实”。
商代真的没有“罪人以族”的刑罚吗?查今文《盘庚中》说:“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这不是灭族之罪吗?难道此篇又是“伪古文”?第87、88、89 三条皆言《禹贡》孔传所注地名及状况在汉武帝后,此当是孔氏家族的后人所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