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谈谈中国古代领导艺术，如何理解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祔发展过程中，一代一代帝王将相在维护自己的统治与利益的同时，逐步形成了极其丰富的领导艺术。

第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千百年来被视为用人要则。

几乎是用人之道的金科玉律，成了千古不变的信条。

这既是一种封建观念的沉淀，也是中国人之文化的体现。

特别是用人不疑，之所以作为一种古代用人准则而今天还在谈论，甚至至今还闪耀着睿智的光芒，是因为有很多成功的用人事例流传下来。

如唐太宗认为，“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将人君的“事臣如礼”。

对臣下提出地良谋高策，尽量做到言听计从。

对于那些敢于进谏的官员，唐太宗也多加鼓励，从谏如流。

唐太宗的的鼓励下，不少官吏敢于犯颜直谏，直陈朝政得失，对维护唐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唐太宗本人也成国开明皇帝而流传千古。

第二，知人善任，唯才是举。

要想真正选好人、用好人就必须做到知人与识人。

有知人之明，方能用人之才。

用人之才，方能人尽其才。

人尽其才，方能事业兴旺。

三国时期刘邵根据古代的圣王贤君的用人之道，明确地提出了“人才不同，能各有异”，必须“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的用人准则。

这里的“审”就是审视人才特长所宜，审视人才能力大小，然后根据人才的不同专长委任不同的事任，做到人尽其才。

若用人不审专长就会造成才非所宜的人才浪费。

第三，礼法并重，德治仁政。

在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均对法以及法与下海、经液晶、文化、道德的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最主要的思想是“礼治”与“法治”。

礼包括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和礼仪上的规定两个方面。

儒家在对周礼进行不同形式的继承和改造时经历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个阶段。

孔子强调以仁入礼，孟子则倡导仁政，前者突出了礼的论理性和强制性，后者强调使礼成为国家意志的表现，但他们都强调的是礼的内在精神，而荀子则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因而其强调礼的外在规范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将礼与法结合起来，倡导礼法并重。

第四，赏罚分明，恩威并施。

它是古代君王用发激励官吏的常用手段，它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强化人的责任感，从而用好、管好人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的韩非对赏罚的论述正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是最具有特色的，他从人性好利恶害出发，得出结论：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在此基础上，韩非进一步分析了人们的不同欲求。

强调人不仅会求利，求赏，以满足生存；而且还要求名、求誉，以满足自尊。

就此，他明确提出了”赏誉同轨，非诛俱行“激励方式，以提醒领导者，实施赏罚时应该特别注意在给予奖赏的同时也授予相应的荣誉；在进行惩罚的同时也应加之相应的恶名，以达到强化激励的效果。

第五，严于律己，率先垂范。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下，虽令不从”，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已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古代领导者又一成功要则。

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领导干部应具有的品质，领导者只有管好自己，才能管好别人。

领导者的带头俢就是无声的命令。

中国古代把修身看成是同奇家、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系统，是非常深刻的人事管理思想。

第六，扬长避短、不求全责任。

“世上之人，各有所长，也皆有其短，兼收并储，天下都是可用之人”。

辩证唯物主义也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本领是有限的，要做好一切事情是不可能的。

因此，必须“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创造了很多新的用人理念，但中国传统的领导艺术仍是我们最有利，最依赖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