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关系溯源作者：沈志华 | 发表时间：2014.07.07刊发于总2067期《中国经营报》[先锋话题]版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跟朝鲜两国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印象中，1949年以来的中朝关系与中苏关系有很大区别：中苏关系泾渭分明，前十年，苏联老大哥一切都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歌颂报道，后面的一二十年，中苏交恶，苏联一切都坏；而中朝关系60年来都是“鲜血凝结成的友谊”，除了友谊，从来看不见有别的说法。

现在，我们国家的对朝政策陷入尴尬，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研究和应对周边复杂的国际关系时，只能有一种声音，说好就一切都好，一旦发生意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过去大约十年，我都在搜集中国、苏联、朝鲜还有东欧各国的有关档案，做现代中朝关系的研究，正着手写一本书，主要关注1919~1976年之间的这段往事。

共产国际扶植早期朝共现代中朝关系要追根溯源，必须搞清楚，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到二次大战之前，朝鲜共产党及其与中共关系的来龙去脉。

现在人们一般都知道朝鲜劳动党，不知道有朝鲜共产党，金日成的传记中也不提朝共，因为当年朝共解散的时候，他还没入党。

1910年8月22日，日本通过强签《日韩合并条约》，兼并朝鲜，此后大量朝鲜人向日本、俄国、中国等周边国家移民。

到日本的朝鲜移民比较老实，多是打工挣钱去了，很少参与政治运动。

最活跃的是到俄国（后来是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这帮移民，到中国的移民也活跃起来了。

1917年俄国闹十月革命，革命浪潮把这些朝鲜移民席卷进来了，纷纷各自成立共产党组织。

1919年3月，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三一运动”，30多名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在汉城公开发表“独立宣言”，遭到日本驻朝鲜总督府强力镇压，但此举激发声势更浩大的朝鲜独立浪潮；第二件是列宁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

本来列宁要在欧洲各国发动革命，但德国基尔水兵起义、匈牙利革命、进攻波兰等一系列革命暴动最后全失败了，列宁眼光不得不转向东方的落后国家，认为那里才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希望所在。

在此战略方针下，共产国际成立，以大力扶持东方各国的革命运动，包括倡导建立中共和朝共，而一开始对朝共更为重视，因为朝共第一拨人马就在苏联境内活动。

早期朝共有一个毛病，喜欢拉山头、分派别，到1920年前后，成立了不下20个朝鲜人的共产主义组织，几乎遍地都是。

后来渐渐形成两股势力：在中国黑龙江以北的苏联境内，以贝加尔湖为界，一西一东，东边以赤塔为基地的是朝共“赤塔派”，得到俄共（布）远东局的支持；西边是以伊尔库茨克为基地，得到俄共（布）西伯利亚局的支持。

在中国上海还有一拨朝共人士，称为“上海派”，因为共产国际远东局就设在上海。

后来，上海派与赤塔派联合，成为“上海-赤塔派”。

但按共产国际的章程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加入，必须先成立一个统一的具有代表性的党，不能大家都抢。

问题是，共产国际内部也分派别，对那些在本地区成立起来的朝共组织，知根知底，关系密切，自然更为信任。

在远东地区的朝共党员，大多数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他们也搞革命，也信仰马列主义，但内心里更倾向于以争取朝鲜独立自由为主要奋斗目标，这就是后来势力很大的“赤塔派”，他们跟朝共“上海派”联系较为紧密。

“上海派”早期最有名的领导人是李东辉，他见过列宁和托洛茨基，不但最早发起组织社会党，还组织创建了共产党，后者是第一个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朝共组织。

最奇特的是，他跟著名的朝鲜民族主义活动家李承晚关系不错，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李承晚是总统，李东辉是总理。

这种做法很像当年中国的国共合作，列宁对此特别欣赏，共产国际远东局也很支持。

朝共中的“伊尔库茨克派”，主要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活动，他们大都是已加入苏联国籍的朝鲜人，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俄共（布）更一致，等于俄共（布）的朝人支部，得到共产国际西伯利亚局支持。

1920~1924年之间，共产国际远东局跟西伯利亚局两方来回争斗，分别支持“赤塔派”和“伊尔库茨克派”，争相合并朝共其他规模较小的组织派别，向上级互相告状，斥责另一方是特务。

西伯利亚局的朝共人员到远东去，被远东局的人关押审判，反过来也一样，闹不清楚谁真谁假。

他们又都拥有自己的武装，互相对立，甚至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1921年6月一次争斗就杀了400多人。

这下只好由共产国际出面善后了。

1922年12月，共产国际解散了这两个朝共组织，成立朝鲜局，专门处理此类争斗。

但是也不行，因为共产国际内部也闹分裂了。

共产国际本来就是个各国共产党联合的组织，里面有各国的共产党人，本来哪国的人归哪国管，现在索性不要朝鲜人，让片山潜（日共）和维经斯基（俄国人）来主持朝鲜局。

然而，1923年1月举行的朝鲜民族代表大会还是分为两派（上海派支持的“改造派”和伊尔库茨克派支持的“创造派”），朝鲜局分裂了，李东辉宣布退出朝鲜局。

笔墨官司打到列宁和托洛茨基那儿。

最后的结果是，共产国际决定，一概不承认上面这些派别是共产党。

按照共产国际的建党原则：一国一党，而且组织要在本国活动发展，如果长期待在外国，必须加入当地的共产党。

换言之，朝共要回到朝鲜境内建党去。

于是，共产国际朝鲜局总部迁到了海参崴，然后到中国东北（满洲），再陆续往朝鲜境内派人去活动。

1925年4月，第一届朝共中央成立，把国内几派人联合起来，有“火曜派”“北风会”等，开始表现还挺红火的，向莫斯科共产国际打报告，共产国际听了很高兴，马上大笔拨钱支持。

当时朝鲜在日本殖民占领下，日本警察管得很严，共产国际支援的钱还没运回去，朝鲜境内的朝共组织就被日本人破获了，前后只存在了6个月。

之后另一派的一拨新人又成立朝共中央和组织。

但这个更短命，4个月后就让日本人破获了。

以后又有“汉城派”“马列（ML）派”相继掌权。

朝共组织短命的原因，除了日本警察确实搜捕很严厉外，根源还在朝共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告密、拆台，为了本派利益和名分，不惜出卖政治对手。

这样来回折腾，1925~1928三年多里，朝共中央连续换了四届人马，其中第三届中央，光书记就换了五个。

民族主义者发起的韩国临时政府那批人，内部分歧、派性斗争也很厉害，好几个重要人物遭到暗杀，都是朝鲜民族主义者干的。

中共与朝共的渊源到了1928年，内外交困之下，朝鲜境内的共产主义力量几乎不复存在，当时有句玩笑话说，朝共中央开会都在监狱里开，因为所有中央委员都抓进去了。

少数侥幸逃脱的人，跑到了莫斯科还互相指责、告密，不知谁真谁假，共产国际也没办法派人实地调查。

1928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再度做出决议，对以前的朝共中央和组织一概不予承认，要从头再建，这时候他们想起了中共。

朝共在苏联建不成，在朝鲜也建不成，只有中国的东北（满洲）仍有机会，那里革命力量还是很大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满洲全境的朝鲜移民不下几十万，其中不乏革命青年和共产主义者。

于是共产国际决议，希望中共帮助朝鲜建党。

在此之前，中共与朝共并没什么联系。

有的研究称，中朝两党之间早就形成了亲密的关系，我不这么看。

有种说法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在上海陈独秀的家里，会见过朝共领导人，但此说没有明确出处，也没讲清楚，中共与朝共两党领导人是否直接见过面开过会。

还有一说，称李东辉、朴镇淳等朝共早期领导人见过陈独秀李大钊，但只是风言风语，没有证据，找不到注释，无法坐实。

目前唯一能确定的，是朴镇淳从莫斯科到中国来时，共产国际给了他一笔钱，其中一部分交到中共手里。

过去这件事没弄清楚，给了多少钱？给谁了？是日元还是银元？都不知道。

我查到共产国际有两个报告专门提到此事：朝鲜人在苏联先后得到过两笔钱，第一笔400万纸卢布，不值钱，刚出发不久，在伊尔库茨克让当地俄国人截留了一半，到北京又让远东共和国（1920年4月成立，名义上独立，实际受苏俄控制，作为苏俄与进占海参崴等地的日本之间的缓冲地带，1922年11月并入苏联）驻华代表截了一半，真正到上海时仅剩下总数的四分之一；第二次给了40万金卢布，很值钱，由不同的人分着带，有的人路上失踪了，携带的现金也不知去向，最后到上海换成中国大洋，总共有25万多大洋，那时候可是一大笔钱了，可见共产国际真的是全力支持朝共。

上述报告里说，那25万多大洋，有1万零500大洋给了陈独秀，2万大洋给了日共，其他的钱都是朝共自己的。

当时有传言说朝共领导人李东辉用这笔钱在上海买了大房子，他的秘书金立用来娶了小老婆，李东辉为此专门两次写报告向共产国际汇报。

但还有两点疑问，报告里未能解释清楚：第一，那1万零500大洋是共产国际委托转给中共的，还是朝共主动给的？我的判断是共产国际指令给的；第二，这笔钱交给陈独秀了吗？我找了很多材料，都没有相关线索，只有后来王若飞在延安时曾提到过此事。

这是建党初期朝共与中共的唯一联系。

1925年以后，有一部分朝共人士转移到中国境内，因为逃避拘捕逃到了上海，成立朝共海外局，但他们未获朝共国内中央的承认，因此共产国际规定不能在朝鲜境外成立组织。

这帮人处境很尴尬，私下商量，要不咱们直接参加中共算了。

正好中共江苏省委成立法南（上海法租界和南市地区）支委，接收了他们，成立“中共上海韩人支部”，他们平时独立活动，存在时间不长，1932年前后就解散了。

当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有大量朝鲜人直接参加了中共，这拨人日后很有名。

比如武亭，保定军官军校毕业，1925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广州起义，到江西苏区后进入中央红军作战部，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后来任朝鲜义勇军司令员。

他特别得到中共高层重视，跟彭德怀关系极好，朝鲜战争期间，出任朝鲜人民军军长、炮兵司令官等职。

还有杨林，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后投奔江西苏区，任红十五军团师参谋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当时加入中共的还有金山、李铁夫等人。

金山1929年曾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长，李铁夫则是1936年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接受刘少奇主持的中共北方局领导。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30年代早期有批判“铁夫路线”的记载，其实他是朝鲜人。

但这些人跟朝共没什么关系，那个时候中共也不太在乎党员的国籍，直到“二战”结束以后才有相关的规定。

以前共产国际本来就不讲国籍，大家都是兄弟。

总而言之，直到1928年底之前，中朝两个共产党之间没什么特别关系，然后事情突然就发生了变化。

首度“融合”从192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二战”结束，是中朝两个共产党关系的第二阶段，其间发生的事也挺有意思，可扼要说一下。

1927年4月，中国的国共两党合作公开破裂，中共党员在关内尤其是上海等大城市待不住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分析，认为东北这地方不错，群众革命情绪高涨。

东北的中国本地老百姓老实一点，朝鲜人很不安分，点个火就着。

而1927年到1929年期间，中共在满洲的党员总共只有一二百人，分十几个支部，不少支部都是“光棍书记”，他们常向上级汇报，要充分利用当地的朝鲜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