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快速增长。
审计署公布的《2013年第32号公告：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约30.3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债务总计17.9万亿元。
在地方政府性债务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万亿元。
相较2010年底，省、市、县地方三级政府性债务增加近7万亿元，年化复合增长率为21.7%。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即将进入偿债高峰期。
根据审计署报告的数据计算，2014年到期需偿还的债务约占20%。
因此，今年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其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受到市场广泛关注。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新特点实际上，2011年审计署就对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过一次全面审计1。
与2011年的审计相比，2013年的审计范围更广，面向了全国31个省和5个计划单列市、391个市、2778个县和33091个乡。
通过对这两次审计数据的比较，可以发现地方政府性债务呈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举债的政府层级下移从政府层级看，省级、市级、县级、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分别为17780.84亿元、48434.61亿元、39573.60亿元和3070.12亿元；市县债务占比超过80%。
省级债务中大多是或有债务；就全部债务而言，省级债务的份额与县级债务相当，而市级债务的规模仍然是最大的。
省、市、县三级债务合计17.5万亿元，较2010年底增长了63.5%。
其中，县级政府性债务增长最快，增幅达到77.3%，年化复合增长率为25.8%。
（二）融资平台仍是地方的举债主体，但占比下降截至2010年底，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占全部地李宁各地政府债务规模及风险分析各地区债务负担分析2014年1月份，除西藏以外，其余各省或直辖市均陆续发布了政府债务审计报告，其中福建厦门市政府的债务报告单独披露，因此以下分析中，福建省的数据均不包括厦门。
截至2013年6月底，各地区的绝对债务水平最高的依次为江苏、广东、四川、上海，四地债务资料来源：各地审计局地方债务审计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方债务的比例高达47%，而截至2013年6月底，这一数据为39%。
由此可见，地方融资平台仍是地方债务的举债主体，但占比有所下降。
这主要源于国有企业独资或控股的企业债务在全部债务中的占比上升。
（三）地方政府对非银行贷款的依赖加剧截至2010年底，接近80%的地方债务来自于银行贷款。
而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债务中只有56.6%为银行贷款，在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中，有1.5万亿元的BT（建设—移交）融资、1.8万亿元的债券融资、1.4万亿元的信托融资，一共占到全部债务的26.5%。
（四）地方举债主要投向公益项目截至2013年6月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支出了101188.77亿元，其中用于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支出为87806.13亿元，占比达86.77%。
项目包括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教科文卫、农林水利、生态建设等。
其支出结构与2010年底时的结构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五）政府性债务的综合期限进一步缩短相比2010年底，2013年6月底的政府性债务期限更短，2年半内到期的债务占全部债务的53.9%。
而在截至2010年底的存量债务中，3年内到期的占53%，这意味着地方政府面临的再融资压力增大，其流动性风险上升。
（六）对土地依赖程度仍然较高截至2012年底，11个省级、316个市级和1396个县级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达到34865.24 亿元，占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93642.66亿元的37.23%。
而在2010年底的审计结果中，该比例为37.9%。
可见，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
居于首位，分别为23%和20%；安徽、山西、湖北、浙江、河南的增速也超过16%；另外，新疆、四川、江苏、海南的增速则超过了全国地方政府增长的平均水平；而上海、广东、厦门、吉林的增速较慢。
从地方政府的总债务率来看，北京的总债务率最高，达到98.93%；其次是重庆、贵州、云南、湖北、上海、吉林、海南和河北，均高于80%；第二梯队依次是四川、内蒙古、湖南、天津、辽宁，总债务率位于70%～80%之间；第三梯队分别是陕西、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广西、青海、福建和山东，这些省的总债务率在55%～70%之间；而甘肃、河南、宁夏、厦门、山西、安徽、黑龙江、新疆的总债务率均小于55%。
从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指标来看，债务率最高的地区依次是北京、贵州、湖北、云南、上海、吉林，其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均高于75%；四川、海南、重庆、辽宁、内蒙古、河北、浙江和湖南等地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则位于60%～75%之间；天津、陕西、青海、广东、江苏和江西的该债务率在50%～60%之间；而山西、宁夏、甘肃、安徽、河南、黑龙江、新疆、广西、厦门、山东、福建的地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均低于50%（见表2）。
地方债务风险综合评估从时间角度来看，地方政府性债务面临的偿付风险可分为短期和长期。
前者主要是流动性风险，后者主要是资不抵债的风险。
与国外相比，长期来看，我国地方政府资不抵债的风险较低。
一方面，中国的政府拥有大量可用于偿债的资产，比如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和大量的国有企业。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发债历史较短，政府债务累计的时间并不长，如果把政府看作一个实体，资料来源：各地审计局地方债务审计报告、海通证券研究所水平均超过8000亿元；第二梯队分别是湖南、湖北、辽宁、北京、河北、重庆、山东、浙江、贵州、陕西，其债务水平在6000亿～8000亿元之间；第三梯队依次是云南、河南、安徽、天津、内蒙古、福建、广西、吉林和山西，其债务水平在4000亿～6000亿元之间；其他地区的债务水平则小于4000亿元（见表1）。
从2013年上半年债务的增幅来看，福建、甘肃其资产负债率不会很高。
事实上，对比中国与国外政府性债务的主要宏观指标，可以发现，我国的债务状况还显得比较健康。
截至2012年底，经过或有债务调整后，中国全部政府性债务占GDP的比例只有39.43%，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
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短期内可能出现流动性风险。
其原因是，过去几年里，地方政府性债务扩张太快，而债务期限又短、或有债务较多，加上举债主体众多所引起的权责关系混乱，短期内很可能出现较大的债务偿付压力。
因此，本文对国内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评估集中在对流动性的分析，而不是对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
（一）评估债务压力的指标根据各地的债务审计情况，本文选取几个核心指标，以此来评估地方政府出现违约的可能性。
1.债务与综合财力的比率债务与综合财力的比率类似于企业部门中的总债务/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是反映地区债务负担的最基本指标。
直接债务率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与地区综合财力的比率；全部债务率是政府直接债务+或有债务（负有担保责任或救助责任的债务）占地区综合财力的比率。
其中，地区综合财力包括一般预算收入、上级补助性收入（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政府性基金收入和预算外收入。
以债务率水平衡量，债务负担较高的地区既有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也有云南、四川等西部欠发达省份。
2.债务期限地区政府性债务的期限越短，其流动性风险越大。
各地区的审计报告公布了截至2013年6月底，存量债务到期时间的分布。
假设2018年及以后到期的债务平均期限为7年，以此估算各地的债务加权到期时间。
那么债务加权到期时间超过3年的有5个省，其中期限最长的是海南省，约4.27年，而最短是内蒙古，只有2.15年。
这意味着在同样的债务水平下，内蒙古的流动性压力是海南省的约2倍。
3.非信贷和债券融资量非信贷和债券融资量可以用来衡量各地对影子银行的依赖程度。
尽管地方政府性债务仍然以信贷为主，但2011年以后，信贷占比大幅下降，影子银行成地方融资的重要渠道。
由于中央政府接下来对地方债务的管理是“堵斜门，开正道”，因此那些过度依赖“斜门”的地区将面临融资渠道的收窄。
非信贷和债券形式的债务占比超过40%的省份以中西部地区为主，有内蒙古、山西、四川、河南和云南，其对影子银行的依赖程度较高，而厦门、青海、上海、黑龙江等地则对影子银行的依赖程度较低。
4.县、乡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占比县、乡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占比可以用来衡量地区的违约可能性。
从信用评级的角度看，行政级别越低的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越少，其偿付能力越弱。
因此，同样的债务水平下，县、乡级债务占比较高的省份，其加权信用评级会较低。
我国县、乡级债务占比较高的地区呈现分化现象：一类是县域经济发达的地区，浙江、上海、江苏和北京的县、乡级债务占比均都超过了50%；另一类则处于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例如四川、贵州、内蒙古等地区的县、乡级债务占比也较高。
而政府或有债务是指负有担保责任债务和负有救助责任的债务。
显然，或有债务出现违约的概率相比直接债务更大，因此在政府性债务中，或有债务比例越高，出现信用事件的可能性越大。
北京虽然总债务率较高，但只有小部分是或有债务，因此风险较低。
而山西、甘肃、陕西、湖南等中西部地区的或有债务占比较高，因此风险较高。
5.逾期率和或有债务代偿率逾期率反映了地方的违约史和信用文化，代偿偿率较高。
对以上指标运用五分法进行量化评估，各指标所衡量的债务压力排名前20%的地区得5分，在20%～40%之间的得4分，以此类推，排名最后20%的地区得1分。
所有指标得分加总即为该地区的总得分。
综合评判的结果表明，湖南、贵州、重庆、四川、内蒙古债务压力大，青海、辽宁、黑龙江、海南和浙江债务压力较小（见表3）。
（二）评估债务承受能力的指标评估一个地区的信用风险，仅依靠债务比率等绝对指标，是比较有局限性的。
还应考虑不同地区所能承受的债务水平上限。
比如在债务/GDP 为200%的情况下，日本和西班牙的偿债表现必然大不相同。
某个地区所能承受的债务上限是由该地区获得收入的能力和持续性所决定的，具体可关注三个方面的指标。
1.国内生产总值（GDP）GDP 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最优量化指标。
中国经济实力的地区排名众所周知，东强西弱是主要特征。
2.人口变化与服务业水平人口变化主要包括人口的增长与流动，代表了社会对该地区长期发展前景的预期。
而服务业相比工业更加稳定，可以使该地区获得收入的可持续性增强；更重要的是，良好的服务业意味着良好的生活和生产配套，对当地房地产和土地价格也具有支撑作用。
人口可用人口总量来量化，服务业水平可用服务业占当地GDP 的比例来量化。
3.金融资源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意味着融资的便利性高。
我国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款决定了地区内的金融资源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