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赏析：《黄河大合唱》是中国近代合唱音乐的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也是中国近代大型音乐作品的典范之作。
《黄河大合唱》创作于1939年3月，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
途中亲临险峡急流、怒涛旋涡、礁石瀑布的境地，目睹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悠长高亢、深沉有力的船夫号子。
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一直酝酿着《黄河》词作，并在年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
冼星海听后异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并完成了这部大型声乐名作。
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由邬析零指挥），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
作者用感情饱满的笔墨，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歌颂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祖国。
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一黄河为背景，热情地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保卫祖国的必胜信念。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以他不可遏制的创作热情，仅仅用了6天时间，就完成厂这部巨作的初稿。
同年5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毛主席都跳了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
”（冼星海日记）《黄河大合唱》气势磅礴，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全曲包括序曲和8个乐章，并由配乐诗朗诵和乐队演奏将各乐平连成一个整体。
各个乐章从内容到音乐形象又具打相对的独立性，乐章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品以抗日和爱国两个主题为中心。
从深厚的情感和感人的艺术形象上一步步展开，直至宏伟的终曲，激荡的感情浪潮发展到了最高点。
管弦乐队演奏的《序曲》概括地对全曲进行了极富特点的描绘．乐队效果色彩浓郁。
音乐刻画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象征着崇高伟大的民族精神：几个主题经过发展后交织征一起，形成了序曲的高潮。
《黄河船夫曲》采用了劳动号子的体裁形式，展现了乌云满天．惊涛拍岸，船夫与暴风雨奋力拼搏的生动形象．表现了华夏子孙吃苦耐劳和一定能到达胜利彼岸的优秀品质。
九曲黄河上船大粗矿的号子以领唱、合唱的形式塑造出来，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作为大合唱的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可歌可泣的史诗的第一幕。
男高音独唱《黄河颂》是一首以黄河象征祖国的热情颂歌，充满了搏大、豪放的情怀。
第一部分以平稳的节奏、宽广的气息歌唱了黄河的雄姿。
第二部分以热情、奔放的旋律赞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热情激昂地颂扬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配乐诗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后，是民谣风格的抒情叙事曲《黄水谣》，朴素的音调优美而又平易动人：第一部分描写了奔流不息的黄河之水和中华儿女美好安宁的和平生活。
第二部分主题深沉、痛苦，描写了日寇侵略后妻离子散天各一方的悲惨情景。
音乐在低沉的情绪中结束，使人久久难忘。
《河边对口曲》如民间小曲般亲切而富于乡土气息，通过叙事般的对唱形式，手法简练，效果甚佳，描摹了国土沦丧后日寇铁蹄下人民的悲惨遭遇。
《黄河怨》以低沉凄惨、悲痛欲绝的音调，哭诉了一个遭受日寇蹂躏、失去丈夫孩子、留下“把血债清算”的遗愿而投入滚滚黄河怀抱的妇女的深仇大恨。
齐唱、轮唱《保卫黄河》表现了游击健儿的英勇气概，是一有人民战争壮阔场面的战斗进行曲。
“龙格龙格龙格龙”的衬词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宏伟场面和乐观主义的民族精神跃然眼前。
混声合唱《怒吼吧，黄河》是整部大合唱的终曲，也是全曲的高潮。
前面出现过的几个重要基本主题得到了综合的展现，愤怒的情绪、战斗的号角、坚定的节奏、丰满的合唱以宏伟的气势使音乐达到了最高潮，作品在乐队全奏和八声部合唱气吞山河的的澎湃波涛中结束。
《黄河大合唱》有五个版本。
一个是“延安版本”，是冼星海在延安用简谱写的。
因为当时延安条件非常艰苦，要组成一个真正的管弦乐队是不可能的。
当时只有几把小提琴，剩下的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吉他、口琴之类的乐器，大多数人都不能识五线谱，所以就用简谱。
第二个版本是“苏联版本”、是冼星海在前苏联重新配器的一个版本，在主旋律及声部上也作了一些调整。
第三个版本是“上海乐团版本”，就是李焕之1987年根据冼星海的“苏联版本”为上海乐团改编的一个版本。
第四个版本是“中央乐团版本”是1975年严良堃等人根据冼星海的延安版本重新配器的版本。
这个版本影响最大，传播最广。
今天，大家能听到的就是这个版本。
第五个版本是钢琴伴奏版本。
这个版本是由瞿维来编订的，主要是为演出方便而改编的。
《黄河大合唱》作为一部“大合唱”。
所谓“大合唱”就是“康塔塔”（cantata），是欧洲巴罗克时期重要的声乐体裁。
“康塔塔”虽然不具有歌剧那么完整的故事情节，但戏剧性还是存在的。
《黄河大合唱》作为一部中国的“康塔塔”，也具有这种戏剧性。
《黄河大合唱》一共八个乐章，每一章节，都是通过朗诵和乐队为背景串联起来。
虽然每个乐章在从表现形式、艺术形象、思想内容都各有侧重或有所不同，但是整个作品贯穿着一个主题思想，这就是“抗日救亡”，同时也歌颂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
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是一首混声合唱。
这里运用了黄河船夫号子的音调素材。
这一乐章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描绘了船夫们与风浪搏击的场面，音乐充满战斗的力量。
第二部分是根据开始的主题旋律，拉宽了节奏、放慢了速度，表现船夫们穿过了急流、靠近了河岸的那种欣慰。
这表明，中国人民尽管处在艰难抗战之中，但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第三部分，音乐又回到了乐章开始的速度上，但又由强渐弱，由近到远。
这一乐章通过黄河船夫与急浪、险滩的搏斗，象征着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日趋激烈的民族矛盾。
第二乐章的《黄河颂》，是一首男中音独唱曲，表达了诗人对黄河——母亲河的赞美。
这一乐章由三个乐段构成。
开始乐队奏出一个音域宽广、气息深长的引子，这就是这一乐章的主题，显示出了黄河的雄伟气魄。
接下，男中音唱出了内心热情的赞美。
这里唱出了黄河的源远流长和曲折婉转，它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幅员辽阔。
第二段从“啊、黄河”开始，进入一个热情澎湃的音乐段落，这里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及其光荣的革命传统。
接着又来了一个“啊、黄河”。
这是一个激情的甩腔，音乐上更加热情昂扬。
似乎在说，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我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誓与外敌斗争到底。
此时音乐到达高潮。
跟进来的第三个“啊、黄河”使音乐进入第三乐段，这时音乐变成4/4拍，气息宽广，像黄河一样奔流而下。
这个章表达了诗人对黄河的赞美，但又将黄河形象地比作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因此，这里对黄河的赞美也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赞美。
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是一个配乐诗朗诵。
原来是由三弦伴奏，后来改为由琵琶伴奏。
这个乐章，冼星海吸取了《义勇军进行曲》《满江红》的音调素材，讲述了民族的灾难，也歌颂了民族的英雄。
是诗人进一步对黄河、对中华民族的赞美。
同时也暗示着黄河或者说是中华民族将面临一场劫难。
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在音乐会上很难听到这一乐章了，因为考虑到演出效果，它常常被省略！第四乐章是《黄水谣》，是女声二部合唱。
这是一首民谣体的三段体歌曲，其曲调非常优美动人，把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祖国的无限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第一段展现出黄河两岸人民安宁、平静的生活，音乐十分流畅，也显得十分祥和。
中段情绪急转直下，“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
这一段表现日寇入侵中国，践踏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段是第一乐段的再现，但在情感上则变得压抑和悲凉。
这一乐章是全曲中的一个转折点，整个作品的悲剧性和戏剧的矛盾就此展开。
第五乐章是《河边对口曲》，是一个男声二重唱及混声合唱。
采用了乐段反复的民间音乐结构形式，音乐吸取了山西民歌的音调，采用锣鼓伴奏的方法。
整个乐章是两个流亡者的对话。
这里作者借两个流亡者的对话，讲述了全国广大流民、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的悲惨遭遇。
引出合唱发出“打回老家去”的呐喊。
第六乐章《黄河怨》，是一首女声独唱。
用悲惨缠绵的音调唱出被压迫、被侮辱的沦陷区妇女的痛苦的哀怨。
这一段是一个绝望的妇女的内心独白。
这个妇女的丈夫流离失所，不只去向，她的儿子也被日本鬼子杀死了，自己又被鬼子给糟蹋了，最后不得不跳入黄河母亲怀抱自杀而死。
作者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构思，就是想通过一个妇女的死来激发全国人民的斗志。
在整个《黄河大合唱》中，这是戏剧性最强的一段，作为一首独唱歌曲，技巧性非常强，是检验女高音的“试金石”。
第七乐章《保卫黄河》，是一首轮唱、合唱歌曲，是人们最熟悉的一首。
这里采用了“卡农”的复调手法，给人一种此起彼伏、群情激奋、万马奔腾的艺术效果。
首先是二部轮唱、然后是三部轮唱，并穿插了“龙格龙”的衬词，增强了音乐的气氛，使人感觉到抗日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和势不可挡。
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是一个混声合唱歌曲，它是整个作品的主题思想的概括和升华，也像是一个回顾，用富于诗意和浪漫色彩的笔调，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终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必胜信心。
“黄河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珠江在怒吼”描述了全民抗战的战争态势。
最后发出了“战斗的警号”，这一句被多次重复，整个音乐给人以巨大的号召力，无疑是向法西斯、侵略者的宣战！整个作品虽然没有像歌剧那样，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但它却有一个严密的戏剧性构思，给人一种强烈的矛盾冲突。
这个矛盾冲突就在于开始时的人与自然的冲突，是船夫与险滩、急浪的搏斗，后半部分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
但二者是相呼应的，即通过人与大自然的搏斗，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英勇顽强，进而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民族矛盾得以解决作了铺垫。
整个作品就在于展示这个矛盾（《黄水谣》）、激化这个矛盾（《黄河怨》）、解决这个矛盾（《保卫黄河》）。
这种矛盾的展示、激化、解决正是其戏剧性所在。
作品：黄河大合唱（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二月里来、夜半歌声、在太行山上（歌曲）、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室内乐）等等。
论著冼星海发表过20余篇音乐论文和编写过一些音乐教材。
他在去延安之前发表的《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1937)、《救亡歌咏运动和新音乐的前途》(1938)、《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等短文中，着重总结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经验，论述了以聂耳为代表的新兴音乐的方向和发展前景。
到延安后陆续发表了《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1939)、《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1940)、《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1940)等论文，并在1940年1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作了《边区的音乐运动》的报告。
他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就如何发展中国新音乐、中国新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国新音乐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以及中国民歌的特点和民歌研究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他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指导中国新音乐的建设。
他认为不论是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还是大众化问题，都应以发展中国的工农音乐为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