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卷第6期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11月V o l.18 N o.6Journal of Chang Chun T eachers Co llege N ov 1999
评孔孟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
桑秋杰
(长春师范学院历史系 讲师 长春 130032)
摘 要 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是教育家们常论常新的课题。
我国对人与
教育的第一次论争是战国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他们从理论的高度对人与教育的关
系进行了全面阐述。
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理论,而孟子则提出了“性善论”与“充善
端”。
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微有歧异,但最终都认为教育在改变人性、促进人的发展方面起决
定作用。
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孔子 孟子 人性论 教育与人
中图分类号:B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8X(1999)06-0024-03
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是教育家历来研究探讨的永恒主题。
战国时期有一场对人生问题的论争,“孟子道性善”是其中重要的一派观点,而且是第一次从理论高度对人自身本质加以认识和阐述,并从此形成了论政治必先论教育,论教育必先论人性的思维习惯。
因此,从孟子开始,中国古代教育家在论述教育,论及教育在改变人性、促进人的发展方面的作用这个问题时,大多是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的。
那么,何谓人性?
“性”于孔子之前,在民间早有口传,但正式见于文献大概是在《论语》。
《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也”。
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性”字在《论语》中,仅出现过两次,但是,由这两个“性”引起的后世经师们对孔子之“性”的解释及经师们对“性”本身含义的论争,则可以用一个“繁”字来概括。
古往今来,历来的教育大师都曾对“性”有过阐释。
而陶希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章中说:“人是动物的一种,人之所以为人,在其中有自然的理性,可以超越物欲的束缚,探求真理,完成人的目的,由肉体与理性两部分有机组成的统一体。
”陶先生把人性解释为“肉体与理性的有机统一体”,笔者认为是比较科学、全面、合理的,它不仅是关于古代教育大师“人性论”的综合提炼,而且与当今社会人们对“人性”的理解相吻合,是“人性论”比较完善的解释。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
我们的祖先一代传一代,不仅赋予了我们生命,而且赋予了我们思想与智慧。
但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发展首先取决于人的发展。
人如何才能发展?归根到底需要人首先对人自身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然后在认识自身的基础上通过努力而发展自己。
收稿日期:199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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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相近”与“习相远”
教育能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建立在教育对人的发展有重要作用的认识基础上的。
孔子对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持肯定态度。
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一理论,指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从而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天赋比平民天赋高贵、优越的思想。
这一理论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重大突破,成为人人有可能接受教育,人人都应接受教育的理论依据。
《论语》中子贡说夫子不谈“性”,对“性”和“天道”的见解学生们不得而知。
但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话中却闪现着孔子对“性”的见解。
夫子所言“性”,是指人本来的才性(即先天素质),“习”是指后天习染,包括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孔子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才造成人的重大差别。
因此,他对后天非常重视,主张“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且强调“时习之”。
孔子认为人性天生是有差异的,而后天由于“习染”作用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则更大。
从“习相远”的观点出发,孔子认为人要发展,教育条件是很重要的。
人一生中任何阶段的发展,尤其是少儿时期的发展,教育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少成若天性,习贯之为常”。
也就是说:少儿时期通过教育养成的智能,犹如天生自然一样。
他还主张人应当终生不断受教育。
只有这样,知识的掌握和道德的修养才不至于停顿、倒退。
这个人生的学习教育的全过程,要到进入坟墓才算结束。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种观点是孔子人性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人性问题,孔子还提出把人性分为三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即把人分成“上智、中人、下愚”三等。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针对中人而言的。
中人是有条件接受教育,可以对他们谈高深的学问。
中人在社会上居多数,对中人的发展,教育能起重大作用。
因此,孔子在实践上强调重视教育,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自己虽不以生而知之的天才自居,但他相信世上有不接触实际,生而知之的天才,而且“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是唯心主义的,他甚至把妇女排除在受教育之外,也是不科学的,这是他的人性论及教育思想的一个缺憾。
孔子的这种把人性分成三等的论点为后来的董仲舒、颜之推等人所接受。
董仲舒把人也划分为三等,他所说的性,是就普通人而言的。
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
名性者,中民之性,……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
也就是说,教育对于不同的人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圣人能够自觉控制自己的感情欲望,注定要向善的方向发展,斗筲之人的感情欲望强烈,很难进行自我节制,注定要向恶的方向发展,只有用刑罚制止他们作恶。
因此,只有具有“中民之性”的人,才是受教育的主要对象。
梁朝的颜之推也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
这种观点同孔子、董仲舒的观点可以说是一致的,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但却是强调士大夫受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
因此,绝大多数士族子弟都属于中庸之人,他们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获得知识。
否则,终为懵懂之人。
二、“性善论”与“充善端”
《孟子・告子上》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良知”、“良能”,是人所固有的。
因此,孟子在人性问题上主张“性善论”。
这虽然是一种先验论的“伦理绝对主义”,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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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但“性善论”却又揭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成为孟子教育思想的基础,并对后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性善论”并非是说人性本初就是善的,就具备现成的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品质,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道德的可能性,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所谓“端”是指事物的开头或缘由。
人所具备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心理倾向,不过是仁义礼智的起点或可能性。
可能不等于现实,要将“四端”转化为现实的道德品质,需靠学习和教育。
即所谓“学问无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己矣”,或者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所以,孟子以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引导人保存、找回和扩充其固有的善端。
有没有教育,在人的身上善与不善就可以表现出成倍、数倍的差距。
我们不难看出,孟子的“性善论”是一种有限定的“性善论”,他认为性本身称不上善,所谓善性是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学习积淀而成的。
所以人性的善是人类学习的结果,是人类缓慢进化的起点与内在依据。
这也就是孟子为何要把性善解释为“端”,把教育过程视为扩充本性的过程的原因。
西汉董仲舒也提出了“性有善端,心有善质,但性非善”。
他所谓的善,是指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即“循三纲五纪,通入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
”他强调“性待教而后善”。
说明他对道德的社会性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同时也为他强调教育的作用提供了思想基础。
承认“性己善”,就等于否定了教育,这与德治的原则背道而驰。
“谓性己善,不几于无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顺于为政之道矣。
”在这里,孟、董二人都认为人性不是生而为善的,并强调了教育是扩充善端,达到善果的过程。
尽管从字面上看,董仲舒的“性非善”与孟子的“性善论”是相对立的,但从上述我们对二人“人性论”的理解来看,他们可算是异曲同工的。
孟子的“性善论”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强调个性理性自觉的“内发说”。
这种观点为两汉经学大师郑玄所继承。
郑玄承认人性有善的成份,但还需要加工与发展。
人性譬如玉,“玉虽美,需雕琢而成器”。
人性的发展完善需要教育。
“人之心,皆有仁义,教之则进”。
相反,不教则不进。
郑玄在主张性善的前提下,也承认人性的差异性,而人的差异性也进一步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
这一点可以断定是受了孔子观点的影响。
从以上论述来看,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阐述了教育在改变人性、促进人的发展方面起决定作用。
今天,我们再从“人性论”的基础上论述“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目的就在于呼吁人性善端的回归,呼吁文明与和平的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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