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翻译学论文-彼得.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初探一、引言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1916年出生,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
纽马克认为翻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1]。
说它是科学,因为翻译是严谨的、一丝不苟的,具有很严格的标准,比如一些科技术语、成语、度量单位或部分社交用语已经有了特定的翻译模式;翻译又是艺术,因为在很多场合要求译者进行选择判断,不能墨守陈规,否则只能反映表层意思,触及不到深层的含义。
纽马克在分析和总结各家各派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将文体论、话语分析、符号学、格语法的理论、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和研究,对于翻译理论、翻译教学、翻译语言学以及翻译技巧都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1981年,在《翻译问题探索》(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中,纽马克提出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1]两个重要的翻译策略,成为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尽管已经年已耄耋,纽马克仍然笔耕不辍,不断发表学术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他又提出"关联翻译法",进一步完善了他的翻译理论。
下面本文将就纽马克的主要译论观点进行初步探析,以求对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做更深层次的理解,并将相关翻译标准应用到英汉、汉英翻译中去。
二、文本功能及其分类纽马克认为,翻译活动即是对文本的翻译,研究翻译不能离开文本。
在修正布勒(Buhler)、雅各布森(Jakobson)功能模式的语言理论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纽马克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文本功能及其分类。
他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号召功能(vocativefunction)。
(一)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表达功能的核心是讲话人、作者。
语言表达功能的核心在于讲话人或作者运用这些话语表情达意,不去考虑读者的反应。
纽马克认为,从翻译的目的看,典型的表达型文本有:1、严肃的文学作品,包括抒情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等;2、权威性言论,主要有政治人物的政治演说及文件等,法律法规文献,公认的权威人物撰写的科学、哲学和学术著作。
这些文本的权威性来自其作者的地位或可靠性以及他们的语言能力。
虽然这样的文本大多不具有言外之意,但往往带有其作者个人特征的"印记";3、自传、散文及个人信函。
当这些文本是作者个人情感的一种宣泄,当读者背景模糊时,便属于表达型文本。
在翻译表达型文本时,要遵循"作者第一"的原则。
以原作者为核心,既要忠实原作者表达的思想内容,又要忠实原作者的语言风格。
在这类文本的翻译中,译者不仅不容许对原文进行修饰和修正,而且必须尽可能以词、短语和分句作为基本翻译单位。
(二)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语言信息功能的核心是外在的语境、话题的事实或语言之外的因素等。
典型的信息型文本涉及百科知识,其形式往往非常标准化,如教材、技术报告、报纸或杂志文章、学术论文、备忘录或会议记录等。
信息型文本由于强调"真实性",通常用不带个人特色的现代语言写成。
因此,在翻译信息型文本时,应遵循"真实性第一"的原则。
译者在语言应用上,可以不以原作为标准,而以读者的语言层次为标准,力求通顺易懂,必要时还可以对原文进行修正。
与表达型文本相比,译者有更大的自由度,比如当原文表达含糊、混乱或不确切时,译者有责任进行修改,以对目的语读者负责。
鉴于此,翻译信息型文本为主的对外交流材料时,可以不受原文结构的束缚,打乱原文的叙述顺序,采用自由的方式,以原文信息加以充实。
这种场合,由于许多信息资料通过翻译得以进一步整理,有时译者翻译的文本反而好于原文[3]。
(三)号召功能(vocative function)号召型文本的对象是读者或被打招呼的人,意在号召读者们按照作者的意图去行动、思考、感受或作出反应。
需要注意的是,号召的受众不是个人,而是读者群。
号召类文本包括说明书、宣传资料、申请书、案情资料、通俗读物(寓教于乐的文本)等。
在动笔翻译前,译者要考虑原语的语言文化背景,以及目的语的语用效果。
例如,中国的菜名翻译是门深奥的学问,有一道菜叫"驴打滚"(蒸熟的江米裹上甜豆面粉),翻译成英文是glutinous rice rolls with sweet been flour,翻译中假如出现"驴"(donkey)就要让英美人士费解了。
三、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纽马克认为针对不同的文本应当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和标准,因此在《翻译问题探索》一书中他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个重要的概念。
从文本的角度讲,表达型文本通常以语义翻译为主,而信息和号召类文本则主要采用交际翻译方法[4]。
(一)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区别1、从理论上讲,两者有很大的差异纽马克的语义翻译的意思是:"译者只在目的语句法和语义的限制内,试图再现原作者的准确语境意义[1]"。
因此,语义翻译往往会尽可能地在目的语规定的范围内复制原文形式。
语义翻译把原文的词句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哪怕是原文出现歧义和错误。
纽马克说:"交际翻译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在目的语中再现原文读者感受到的同样效果。
"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语义翻译较客观,力求保留原文的文化、词汇和句法特色,忠实于原文作者;而交际翻译较主观,以译文的可读性为主,注重译文读者的反应,向读者群准确地传递原文的交际信息。
为此,译者可对原作进行修正,但这并不等于说译者可以不尊重原语文本,毕竟原文本是翻译的唯一源泉。
2、在表达形式上亦有区别语义翻译要求译文最大可能地和原文形式贴近,并尽量保留原文的谐音效果。
如果原文语言偏离了原语文体规范,译文也应体现出来。
当信息的内容与效果发生矛盾时,语义翻译重内容而不重效果,交际翻译则重效果而轻内容。
以Beware the dog!为例,为了准确传达其讯息,应采用交际翻译将其译成"提防恶犬",能够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同时,语义翻译以较小的单词、短语或者从句为翻译单位,交际翻译以段落为翻译单位[5]。
(二)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共同点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运用不是绝对的,二者可以交换使用。
如果原文信息带有普遍性,不带文化特性,信息内容的重要性与表达信息的方式和手段同等重要,而译文读者的知识水平和兴趣又与原文读者相当,就可以同时采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应该说这是最"理想"的翻译,因为可以同时照顾到原文作者和译文作者。
比如翻译重要的宗教、哲学、艺术、科学文献,语义翻译或交际翻译都会产生彼此相似的效果。
在翻译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同一篇作品中,有的部分须采取语义翻译,有的部分须采用交际翻译,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因此,没有绝对的语义翻译,或绝对的交际翻译[6]。
四、纽马克翻译理论的实践意义传统的翻译理论一向以忠实为己任,对原作亦步亦趋,很少注意到文本类型间的差异。
忠实与通顺之争由来已久。
长期以来,翻译理论探讨的重点是"信"和"达" 的问题。
在我国,从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开始,就产生了对此问题的探讨。
近代严复主张"信、达、雅",现代鲁迅"力求易解"、"保存原作风姿",茅盾的"艺术创作性翻译",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标准都在我国翻译界产生过很大影响,对翻译实践也产生了重大指导作用。
严复的"信、达、雅"中,"信"以源语文本为依归,而"达"和"雅"都以目的语文本为依归。
把"忠实"和"通顺"看作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准,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以上对翻译标准的探讨都是针对文学翻译而言的。
实际上,在翻译实践中,要翻译的文本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文本在翻译转换过程中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例如,为出版社翻译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和给朋友翻译一份照相机的产品说明书,一般不会使用同一翻译标准。
为商业机构翻译贸易合同和给广告商翻译宣传广告也不会使用相同翻译标准。
因此,正如纽马克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The Theory and Craft of Translation)中说的:"如果原作是一首诗,那就以表情为主。
如果原作是一个科学报告,那就以达意为主。
如果是一幅广告,那它的主要目的就显然不是抒发什么情感,也不是摆什么事实,而是引诱读者,要他掏出钱来买东西。
在翻译时,译者依着原文的词句,力求准确无误地理解。
至于译文, 自然要看原著以什么为主,是文学作品还是别的,分别采用适当的译法。
"因此,表达型文本的翻译既要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又要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信息型文本要忠实于原文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号召型文本则要忠实于读者的反应。
信息型和号召文本的翻译有更大程度上的自由,无须拘泥于原作的语言形式,可以译得更通顺流畅。
更为重要的是,纽马克著作中的大量例子为接受翻译培训的人员提供了充足的指导和建议,他所处理的许多问题与翻译实践有着密切关联。
五、结语语言是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翻译理论使我们对语言翻译标准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纽马克对文本功能的划分,具有非常直接的实践指导意义。
但应当注意的是,即使相同的文本类型,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
翻译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
另外,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主要以印欧语系为研究对象,对于我国的英汉、汉英翻译是否适用,还需在我们的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修正。
总的来说,他的文本类型翻译理论对我国的翻译实践很有启发,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纽马克孜孜以求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1]Newmark,Peter.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Pergamon Press,1981:21-22.[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23-136.[3]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51-154.[4]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New York: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Ltd,1988:16.[5]原虹.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3,(2):1-2.[6]蔡萍.纽马克翻译理论浅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