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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

压抑、抵制与和解——浅析弗洛伊德心理人格论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立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二十世纪初以其性心理学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震惊了当时的国际心理学界,也在社会上造成了强烈的思想冲击。

心理人格理论便是他的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人格划分为自我、本我和超我三部分,每部分有其特殊的性质与作用,而三者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人类复杂多变的心理行为的基础。

弗洛伊德这一理论的提出并非偶然。

在1920年出版的《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他提出了“死本能”的概念。

但是,对死本能能否归入潜意识(无意识,下同)中,弗洛伊德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这让弗洛伊德意识到,人类心灵的构成远比他认识到的要多得多。

他发现“意识”和“潜意识”之类的词语已经越来越容易混淆了。

他希望可以用新的、更加贴切的词语来取代它们。

基于这样的思想,弗洛伊德重新对人类心灵结构进行了设想,从而创建了被其信徒称作“结构理论”的观点。

一.“本我”“本我”(也作“伊底”)这一概念是弗洛伊德受作家乔治·格劳代克(Georg Groddeck)的启发而建立的。

格劳代克“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在我们所谓自我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基本上是被动的,正如他所表明的,我们是在不知道的、无法控制的力量下‘生活’着。

”而“本我”这个名词早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存在了。

关于“本我”,弗洛伊德称“这是我们人格的模糊而不宜把捉的部分”。

他形象地称之为“一大锅沸腾汹涌的兴奋”。

显然,在弗洛伊德那里,本我是属于无意识范畴的,而且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所具有的原始的、动物性的人格特征。

它既无组织,又无统一的意志“仅仅有一种冲动为本能需要追求满足。

至于逻辑律——尤其是矛盾律——则不适用于伊底的历程。

”“它的唯一内容,据我们的观点看来,就是力求发泄的本能冲动。

”而且这种冲动的精力与心灵其他区域的的精力状态是不同的,它更加流动不定,且易于发泄。

因此,在本我那里没有价值、善恶、道德之类的概念,支配本我的是“快乐原则”。

同时,本我无所谓否定,没有时间观念,也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有所变化。

“那些永不超越于伊底之外的意动的冲动,甚至于那些因被压抑而降落于伊底的印象,都几乎永久存在,几十年不变,却又似乎是新近发生的。

”可见,本我正是这样一种“随心所欲”的力量,然而人要称其为人,就不能对其放任自流,因此就有了“自我”对“本我”的约束。

对此,下文将有所论及。

二.“自我”:重新解构。

“自我”并不是什么新概念。

在弗洛伊德之前,这个术语就已被广泛使用了,同时也不仅限于心理学的领域——如康德就提出过“自我意识”的概念。

弗洛伊德在早期著作中便提到了自我,但是意义却不明确。

大致说来,一种用法是把一个人的自身(self)作为一个整体与他人区别开来;另一种用法是,他把心理上的一个特殊部分的特征表示为具有某些特别的属性和功能。

基于第二种意义,弗洛伊德早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就用这个术语对自我做了精心阐述。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弗洛伊德都没有再涉及这个概念了,而专注于研究潜意识及其本能。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问题暴露了出来:许多病人在自己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对精神分析师所做的精神分析表现出了强烈的抵抗情绪。

“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种意识之外的情境中。

我们在自我本身也发现了某种潜意识的东西。

”经过修订后,弗洛伊德对“自我”的认识是,“自我”包括“意识自我”和“潜意识自我”。

前者控制着运动系统(人类的运动神经系统),后者压抑着令人烦恼的想法,对梦进行监视。

可以说,“自我”是“本我”与客观世界接触的桥梁,也是它们之间的协调者。

虽然自我也关心自身,但是与本我的“快乐原则”相对,支配自我的是“现实原则”——在付诸行动时,必须要考虑客观环境。

“自我……将外界的知觉影像保存于记忆遗迹之内,且复依据唯实原则,排除外界的这幅画面中所有来源于内部激动的元素。

”“唯乐原则对伊底(本我)历程发挥巨大的影响,唯实原则则保证较满意的安全与成功。

”一方面,自我压抑了本我不合实际的冲动,另一方面,也适时地满足本我的要求,将本我的力量引入正轨。

可以说,自我的存在保护了本我,而不至于放任本我以致做出荒唐可笑的事来——弗洛伊德将此比喻为骑手和马的关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那里的自我与本我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甚至可以说,自我就是本我的一个部分,是从本我分化而来的。

“显而易见,自我就是本我的那一部分,即通过知觉-意识的媒介已被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所改变的那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表面-分化的一种扩展。

”“我们尽可承认自我是伊底的这样一个部分,这部分可因和外界接近而受其影响,又可为感受刺激的目的服务而使机体不受损害,其功用有类于环绕活的物质的周围的外层。

它与外界的这个关系尤其是自我的特点。

”“自我究竟只是伊底的一部分,是因接近现实的危险而有意改造的部分。

”这样的骑手和马的关系在弗洛伊德看来也不是简单的驾驭与被驾驭的关系。

“如果一个骑手不想同他的马分手,他常常被迫引导它到他想去的地方去;同样如此,自我经常把本我的愿望付诸实施,好像是它自己的愿望那样。

”这样看来,自我无疑又是为本我服务的了。

此外,弗洛伊德还提到,自我的精力借自本我,这种借的方法几乎是可以被称为“欺诈手段”的。

“例如这种方法就是摹拟作用,无论其所描述的对象究竟系被保留着或放弃了的……摹拟对象,也就可以代替对象而自荐于伊底,并吸引伊底的精力,里比多以为己有。

”从以上角度来看,自我和本我是又有着统一的一面的。

那么,既然“自我”也有适时满足“本我”愿望的一面,就自然有一种潜在的危险隐藏与其中。

对这些不受“自我”抑制的内容——被释放的欲求的可行性的判断,显然只有外界环境是不够的,否则如果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这种欲求难免会被越发地放大。

于是,在本我和自我之上,又有了超我的作用。

三.“超我”“超我”(也称“自我理想”)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是从“自我”分化而来的。

这来源于弗洛伊德对一种侦察幻想症的临床经验。

这类病人总是在自己的行动中有一种被侦察(或曰监视)的幻觉,甚至仿佛可以听到“侦察者”宣告侦察的结果。

从而,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大家的自我都有一种侦察的机能以惩罚恐吓我们,对他们来说,这种机能脱离了他们的自我,以致被误认为外界的实在。

”而侦察只是判罪及惩罚的第一步,这里,良心正是作为侦察的另一活动存在。

良心最容易脱离自我进而与自我对峙。

将良心作为裁判需要的自我侦察机能独立出来,便是“超我”的大致形态。

但是良心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幼童便是无所谓道德而言的(本我起支配作用),而其来源应是父母的权威。

但是,超我的选择是片面的,它只保留了父母的严酷性及惩罚的职能,而舍弃了爱护的情感。

至于父母的职能怎样变成超我,这一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弗洛伊德提出了“摹拟作用”作为其基础。

“一个人若丧失了爱的对象,或不得不放弃了它,他常摹拟它以补偿其损失。

”同时,弗洛伊德提出了“恋母情结”(俄狄浦斯情结)作为摹拟作用的佐证,认为超我即为这一情结的后身(或解脱)。

“受伊谛普斯情结支配的性欲期的广泛普遍的结果可以被看作是在自我中形成的一种沉淀物,是由以某种方式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这两种认同作用构成的。

自我的这种变化保留着它的特殊地位;它以一种自我理想或超我的形式与其他成分形成对照。

”“研究也证明如果恋母情结没有完全克服,超我也不能有充分的力量和发展。

”恋母情结逐渐被摆脱后,超我的发展便与原来的父母渐行渐远,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超我也可以受父母之外的人影响,如继父继母等养育儿童的人们、教师、模范人物等。

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丧失权威后的父母也是可以作为摹拟的对象的,只不过这时的影响只限于“自我”了,超我则早已在最早地父母形象那里铸成。

实际上,进一步分析便可发现,儿童的超我其实不是以父母,而是以父母的超我为模型的,这就带来了一种延续性——弗洛伊德由此开启了对集体心理的思考。

“人类不完全生活于现在;超我的意识形态保存过去,保存民族的传统……”在临床中(主要是忧郁症),弗洛伊德观察到了“超我”机能的严肃性,甚至残暴性,以及它和自我关系的种种变化。

在忧郁症病人身上体现出超我是怎样以最严格的道德标准虐待自我的,罪恶感也正是产生于这种压迫之中。

而往往在快乐的情境中,这种罪恶感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分析中,弗洛伊德注意到很多病人在潜意识中都会怀有一种迫切需要得到惩罚的罪恶感——在某种程度上说,超我也许是服务于死本能的。

同时,他还发现超我的“这种情感似若为神所赋予而深埋于我们的内心,但其行使职权则有一种周期性的现象。

”自我在一段时间内会相当“放肆”,而却没有明显受到超我的约束,这是很令人费解的。

对此,弗洛伊德也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

除了自我监视、良心的活动以外,“超我”还具有一种保持理想的活动。

超我是自我理想的代表,自我将超我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并努力实现要求。

由于超我来源于父母,因此“这个自我的理想无疑就是早年的父母的形象,是儿童赞美父母十全十美的表示。

”“自我”对于“超我”的自卑感也就因此产生了。

1这与“罪恶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区分的,而弗洛伊德本人也认为没有这种明细区分的必要。

这也不禁令我们想到图腾崇拜——宗教信仰者上帝面前总是怀有的那种谦卑感。

“超我”之于“自我”的作用也就因此明晰了:超我以最高道德作为评判标准,对整个心灵进行监视,而自我的欲求(当然包括来自本我的欲求)便是这种监视的重要内容。

对那些合乎超我标准的予以“放行”,付诸行动,或者有点类似奖励机制;而不合乎标准的,超我便采取严酷的抑制,以致惩罚。

从这一点上看,它无疑是整个心灵活动的最高评判者。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超我并非绝对正确,它有个体差异。

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难说他的超我是符合社会公德(或者多数人的集体“超我”)要求的。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超我并非总是通过自我观察本我而与本我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

从超我的形成过程不难看出,它实际上是继承了在儿时本我中所怀有的俄狄浦斯情结。

从这一点来说,超我和本我在时间上都是代表过去的。

四.“自我”、“本我”与“超我”:压抑、抵制与和解。

最后还需要说明一下三种人格机制的彼此关系问题。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自我对本我、超我对自我是怎样实施压抑的,而这种压抑似乎在超我那里表现得最为严格。

压抑的存在就必然带来了抵制的产生,而这种抵制显然在本我身上要表现得更加强烈。

尽管如此,我们应当看到和解的实现:通过释放一部分欲求,自我与本我实现了和解;通过自我理想(或者奖励机制),超我与自我实现了和解。

但是,在多数人的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心理人格是实现了较好的平衡的,不总是偏向于三种情形下的任何一种。

这应当归功于“自我”的中间调解者角色。

“自我既然一方面受伊底的鞭策,另一方面受超我的包围,第三方面受外界的挫折,乃只得力图减少各方面的势力和影响,而造成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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