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明朝历史知识点：明朝的对外关系 1. 郑和下西洋郑和原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明州（今晋宁）人，回族，世奉伊斯兰教。

十二岁入燕王朱棣藩邸，为宦者。

朱棣称帝后，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

世称“三保（三宝）太监”。

郑和有才能，又是伊斯兰教徒，时南洋诸国多奉伊斯兰教，因之成祖欲遣人前往，郑和便入选。

明代以婆罗洲（今加里曼丹）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

郑和所到之处大都在婆罗洲以西，所以称为郑和下西洋。

下西洋的原因：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国威，扩大明朝在海外的政治影响，招致各国来朝来贡。

其次，也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尤其是朝贡贸易，让各国以朝贡的形式来中国做买卖。

或说郑和航行的目的在于追寻建文帝的踪迹。

当然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在明成祖不能没有疑问，使郑和兼有这样的动机也未可定，然而这决不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

下西洋的经过：郑和奉命出使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凡七次。

第一次在永乐三年（1405年）冬至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第二次在永乐五年冬至永乐七年（1409年）夏末，第三次在永乐七年九月至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第四次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第五次在永乐十五年（141 7年）冬至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第六次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至永乐二十年（1442年）八月，第七次在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

郑和船队所到的主要地方有：渤泥（今加里曼丹）、满剌加（今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彭亨（在今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三佛齐（今巨港一带）、爪哇、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榜葛刺（今孟加拉）、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科泽科德）、小葛兰（今印度西海岸）、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属伊朗）、阿丹（今亚丁）、天方（今麦加）、木骨都束（今非洲东岸，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瓦）、竹步（今索马里的朱巴河口一带）、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

总之，从1405到1433年，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前后二十余年，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处到达了红海的海口和非洲东岸，并且越过了赤道。

下西洋的意义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有着伟大的意义。

第一，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事业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开始于1405年，这比哥伦布在1492年到美洲要早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在1487年发现好望角要早八十二年，比达·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库特要早九十三年，比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要早一百一十六年。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

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二艘，官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

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

第四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六十三艘，官兵二万七千六百余人。

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六十一艘，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余人。

郑和的船队以宝船为主构成，此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许多船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

郑和的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合138米多，阔一十八丈（合56米）。

这种宝船有九桅，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二三百人莫能举动。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

而达·伽马去印度仅有四船、约一百六十人，哥伦布去美洲仅有三船、八十余人，麦哲伦去菲律宾仅有五船、二百六十余人，这和郑和的船队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郑和七下西洋的结果，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把亚、非的广大海域联成一气，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

第二，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郑和下西洋是和平进行的，没有征讨和杀伐，有之完全出于自卫。

如旧港王陈祖义是华侨，经常劫掠过往船只，又谋劫郑和的船，郑和即擒陈祖义携归，陈祖义伏诛。

又郑和至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前来劫船，郑和即生擒亚烈苦奈儿携至北京，明成祖又放其归国。

郑和的船队在所到之处，首先向国王、头人等，宣读皇帝诏书，赏赐大量物品，然后即展开贸易活动，甚至派小船往偏僻去处贸易。

如在古里，按当地习惯交易，货物议价以拍掌为定，以后价有贵贱，再不改悔。

又在祖法儿（在阿拉伯半岛南岸），其国王遣头目遍谕国人，皆以乳香、苏合油之类来交换丝绸、瓷器等物。

郑和的船队总是满载货物往返，主要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载出的手工业品有丝绸、瓷器、铁器、铜线等等，载归的土特产品有奇货重宝及珍禽异兽等，如珍珠、珊瑚、宝石、香料、麒麟（长颈鹿）、狮子、驼鸟之类。

因为所载都是珠宝财货，所以郑和的船被称为“宝船”。

郑和开始下西洋后，亚、非各国多遣使来中国建交及进行贸易。

如1415年（永乐十三年），东非麻林国遣使来献麒麟，一时轰动京师。

麒麟被中国视为吉祥之物，永乐皇帝亲御奉天门受礼，文武大臣莫不称贺。

1417年（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三王各率人抵京，凡三百四十余人，受到永乐皇帝隆重接待。

东王在归途中死于山东德州，永乐皇帝命为之建墓立碑。

东王墓至今犹保存完好。

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者来京，凡一千二百人，一时使者盈满朝廷。

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人民到南洋去的日益增多，把中国进步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品带到南洋各地，对南洋的开发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郑和下西洋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

随从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经各国的情况，丰富了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

又郑和下西洋时绘有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见明茅之仪《武备志》卷240），一般简称为《郑和航海图》。

此图蜚声中外，其中虽有一些错误，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2. 倭寇之患倭寇的侵扰：倭是当时对日本的通称。

明朝初年，日本正处于分裂混战的南北朝时期，一些封建主为了取得财富，便组织许多武士、浪人和商人，结成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一带进行走私贸易和劫掠骚扰，被称作倭寇。

倭寇先是侵扰山东，以后渐次南下，经江苏，浙江而达于福建、广东沿海，所在出没无常，忽来忽去，杀伤居民，掠夺财货。

但在明朝初年，由于沿海加强海防，倭寇不敢肆虐，没有酿成大患。

倭寇为患最烈的时期，是在明世宗嘉靖年间。

那时奸臣严嵩当权，政治极其腐败，海防松弛。

如明初沿海防倭各军，每卫约五千余人，至此无一足额，甚至仅余一半，惟余老弱。

沿海防倭战船也多年失修，存者仅十之一二。

因此倭寇所至，无力抵御。

另外，中国沿海地区也由于工商业的发达、许多土豪大家、富商巨贾都私自出海贸易，或与倭寇相勾结。

在走私贸易中，又出现一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如著名的头子有许栋（徽州歙县人）、李光头（闽人）、汪直（或作王直，徽州歙县人）、徐海（徽州人）等，莫不建造巨舰，结穴于海中岛屿，不仅从事武装走私，又兼行劫掠活动，而且勾引倭寇劫掠。

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倭寇更猖獗。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与汪直，徐海等勾结，率战舰数百艘，分路进扰浙东、西及江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流劫数省，并深入内地、攻掠徽州、芜湖、南京，所至掘坟墓，掳妇女，杀掠甚惨。

有一股倭寇不过七十二人，自浙江严州、衢州，过江西饶州，历徽州等地，而至南京。

南京明军与之接战，死者八、九百人，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

南京十三门紧闭，大小官员皆登城守门，全城百姓也被点上城，虽然倭寇已退走，犹不敢解严。

明朝官吏和官军的腐败无能，于此可见一斑。

戚继光、俞大猷平倭寇正当倭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明军中有两位抗倭名将出现，这就是戚继光和俞大猷。

他们招募训练新军，依靠人民的支持，终于讨平了倭寇。

戚继光，山东蓬莱人，原在山东防倭，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奉调到浙江，镇守台州（今浙江临海）等地，不久升为参将。

戚继光见卫所兵不习战，乃招募农民和矿夫三千人，组成一支新军，亲自练成精兵，人称为“戚家军”。

他又针对江南的地形及倭寇活动的特点，创造了一种鸳鸯阵法，将兵士十二人分为一队，用长短兵器相配合，以便于短兵相接，有效地杀伤倭寇。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举侵袭台州，焚掠海边的桃渚、圻头。

戚继光率军与战，连战皆捷，全部歼灭倭寇。

浙东的倭寇之患被扫除。

随后，福建方面的倭寇又猖獗起来，戚继光又奉命入闽剿寇。

时福建倭寇结大营于宁德的横屿、福清的牛田、兴化（今莆田）的林墩，互为声援。

戚继光首先破横屿，又乘胜破牛田，然后袭破林墩，痛歼倭寇。

倭寇三大巢穴全部荡平，戚继光班师回浙。

不久，新倭又大量来到福建，攻陷兴化城，占据平海卫（在兴化城东南临海处）作为巢穴。

明廷鉴于情势严重，升副总兵俞大猷为总兵，升参将戚继光为副总兵，驰赴福建救援。

在此之前，广东总兵刘显也已奉命入闽。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率军赶到，与俞大猷、刘显合力进攻平海卫，戚家军首登敌垒，其他两军相继突入，遂大败倭寇，攻克平海卫，接着收复兴化城。

事后，戚继光升为总兵，俞大猷调入广东。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戚继光再败倭寇，福建倭寇完全平定。

福建倭寇平定后，广东倭患转烈，有倭寇二万余人，侵扰潮州、惠州一带。

嘉靖四十三年，明廷任命吴桂芳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负责剿倭。

在吴桂芳的支持下，俞大猷招收山区农民及矿夫组成新军，又调集许多官兵，先后大战于海丰等地，将倭寇擒斩殆尽。

于是广东的倭寇也被肃清了。

至此，东南沿海的倭患完全解除，抗倭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3. 援朝抗日十六世纪下半叶，日本已逐渐因纷争割据走向统一局面。

后来，日本关白（宰相）丰臣秀吉战胜其他诸侯，完成了日本的统一。

为了满足封建主与商人的要求，丰臣秀吉积极从事海外扩张，企图占有朝鲜，并借朝鲜为跳板，以侵略中国。

1590年（万历十八年），丰臣秀吉曾致书朝鲜国王李昖，要求假道朝鲜进攻明朝，并要朝鲜国王率兵作为前导，书中说道：“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

“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会军营为我前导”。

当然，朝鲜国王没有听从其计。

1592年（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遣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率军十余万，战舰数百艘，侵入朝鲜，攻破釜山，连下王京（汉城）、开城，平壤诸地，“朝鲜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

朝鲜国王李昖逃到鸭绿江边的义州，遣使向明朝求援。

这年年底，明朝即派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统领援军过鸭绿江。

1593年，在朝鲜军队的配合下，明军进攻平壤，打败日本最精锐的小西行长部队，光复平壤。

平壤大捷对于战争胜利有决定性意义。

不久，明军与朝鲜军队又收复开城，随后又恢复王京及汉江以南千余里的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