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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中规定的合理期限的规定解释(可编辑).doc

合同中规定的合理期限的规定解释(可编辑) 合同中规定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合理期限一语在立法上概念模糊不清司法适用存在分歧在合同法中多次使用值得论证建议就合理期限之规定进行立法完善。

关键词:合理期限合同法立法立法技术在经历了长期合同立法割据造成或法规竞合、或相互抵触立法资源浪费、成本增加司法冲突不断、执法困难交织的局面之后一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颁行无疑给法律界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一大喜讯圈内圈外颂扬有加。

但是综观整个《合同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统一合同法较之前三部合同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有了很大的立法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完美无瑕它在立法上依旧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陷诸如缔约过失责任问题、债的保全措施问题、合理期限泛用问题、履行生效问题、合同类型缺漏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若得不到重视并及时解决势必造成司法实践的困难使这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民商事法律的功能和效力的发挥受到冲击。

因此法学界同仁都必定会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积极探讨。

本文拟就该法众多的问题之一──“合理期限”一语的泛用问题阐发些许愚论并借以就教于方家。

①“合理期限”在《合同法》中前后使用共计六处之多分别出现在第二章(合同的订立)第条第四章(合同的履行)第条第六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第、条第七章(违约责任)第、条。

适用的条件和情况分别是:承诺到达要约人的期限中止履行后对方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的期限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期限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何时行使经对方催告后仍不行使该权利消灭的期限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债权人未要求履行而丧失请求权的期限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应当提供证明的期限。

诸多条件下使用“合理期限”在立法上是否妥当笔者认为甚有论析之必要。

一、合理期限的法理透视民法上的期限即法律行为所附之期限是指当事人以将来确定发生事实的到来决定法律行为运转效力的发生、或存续或了结的附款。

(P)针对于合同法律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要求对方履行义务的时间界限也是确定合同是否按时履行义务的客观标准。

(P)合同的期限是订立合同的基本条款之一在《合同法》第条中有明确规定。

但是由于合同类型繁多具体条件和情况殊异有些合同是不宜或不可能订出明确的履行期限的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客观事实。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合同法》多处采用“合理期限”这一用语。

法律明确定有期限的自不待言当事人约定期限的交易双方均认可亦无须赘述。

但是在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亦无约定期限的情况下一旦双方对履行期限问题发生争议如何认定期限合理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合同法》为制定法列举性很强其一经施行必然依法条之规定付诸司法实践。

遗憾的是该法使用“合理期限”达六处之多出现在从合同订立到违约责任的不同阶段其含义必定有所差异。

纵然立法技术难以达到对一切合同的期限作出精确界定但根据不同的适用阶段作出相对归类和较为细化的概括性规定应不是十分困难的事也能使得司法实践操作的根据较为充分。

除立法技术原因外《合同法》在制定时恐怕对“合理期限”泛用所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亦考虑不够。

作为成文法之特别法《合同法》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

“然社会事物变化万端法律之观点自难概括无遗”。

(P)当成文法未能对具体事物给予明确解释时可适用习惯法习惯法也无法解决法院又不得以法律无规定或规定不明确而拒绝受理争议案件时大多数国家的民商法都认为可依自然法则裁判。

这在一些国家的民法中有明确规定。

如《奥地利民法典》第条规定:“无类推之法规时应熟思慎虑依自然法则断之”《瑞士民法典》第条第项规定:“本法未规定者审判官依习惯无习惯者依自居于立法者之地位所应制定之法规判断之”第项规定:“于此情形法院须恪守稳妥之学说与判例”。

在“实体法不备或不明确时法律人须返回此种事物之本质”。

(P)这正是法理要义之所在。

从法理的角度考察《合同法》当事人完全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地订立合同悉数遵从民法的基本原则。

对法律不能精确规制的合同期限各国立法均面临同样的课题表述方式也不相同。

《德国民法典》表述为“适当的期限(见第、条)(P、P)《日本民法典》表述为“相当期限”(见第、条)(P、P)我国台湾地区表述为“相当期间”(见《中华民国民法典》第条)(P)我国《合同法》采用“合理期限”。

无论“适当、相当”还是“合理”其基本含义是相同的。

对“合理”一词如何理解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社会普遍认可的事理。

这一观点近似于自然法之法理。

也就是说某种情形是否合理没有法律强制性规定是社会生活约定俗成的而不依某一方当事人的主张。

一般社会公众均认为是合理的那么它就是合理的。

(二)交易习惯。

在特定的交易中一般都会有该种交易的持久性或连续性而形成某种交易习惯。

在合同双方当事人未订立明确期限时依该种交易习惯确定的履行期限即为合理期限。

(三)行业常规。

有的行业关于合同期限有沿用的常规订立合同时不再载明则按照行业交易常规确定期限是否合理。

(四)当事人认可的情理。

订立合同充分体现意思自治原则尊重当事人契约自由是合同立法的基本精神。

只要当事人对方所涉处的条件或情况给予相应的理解或谅解就合同之期限相互认可并不反悔该期限即为合理期限。

(五)法官根据对同类案件的判决作出的推理。

这本是判例法的原则但鉴于两大法系的相互吸收和借鉴《合同法》业已采纳了英美法系的某些观点和作法(如不安抗辩权)所以法官根据同类案件的判决对期限的合理性的认定也应在某种程度上给予肯定但必须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以防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合同法》多处使用“合理期限”却未对这一概念所适用的情况作出相对细化的解释和说明未免过于笼统。

概念的不周延无疑会影响法律效力的发挥和实践操作故而对“合理期限”进行法理分析应当有所助益。

二、“合理期限”在《合同法》具体条款中的使用分析(一)第条第款第项:“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此条“所谓合理期限就是要考虑给承诺必要的时间”(P)它“涉及要约人接受要约约束期间问题也涉及受要约人作出承诺期间的问题”(P)。

“承诺期限是否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各国作法不尽一致”如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该期限最多不超过三个月(P)德、日等国采用“适当期限”和“相当期间”。

我国秉承大陆法系之立法传统倾向于不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而依当事人意思自治采用“合理期限”。

该条中的合理期限应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要约到达受要约人的时间二是作出承诺所必要的时间三是承诺通知到要约人所必须的时间。

实践中应考虑要根据每个要约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如传递方式、行业习惯等多种因素(P)。

(二)第条:“……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本条是关于不安抗辩权行使的规定。

为了合同能够很好履行在订立合同时要尽量想得周到订得具体。

如果订立合同时对有些问题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太明确怎么办?总的原则是应当加以补救不要因此而妨碍合同的履行(P)。

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请求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行但债权人请求履行往往直接影响到债务人的利益所以应当给予债务人必要的准备时间(P)。

因而此条中的“合理期限”侧重于债务人“必要的准备时间”。

这一理解是与《民法通则》(第条)和原《技术合同法》(第条)规定相一致的。

(三)第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第条第款:“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这两条是关于合同解除方式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规定。

迟延履行即不按约定的时间履行。

因为时间因素对合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迟延履行可能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害特别是迟延履行主要债务将可能使合同同目的落空。

如果经债权人催告后仍不能履行债务人的诚意与履行能力就值得怀疑故经过债权人给予一定宽限期之后仍未履行的债权人有权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

同样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在经对方催告后于一定时间内怠于行使解除权说明其对解除权业已淡视该权利于其已无多大意义。

为保护相对人之利益稳定因该合同而处于悬置状态的财产关系法律规定该权利消灭。

这两条中的“合理期限”需要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加以判断如由交通、通信状况决定的在途期间标的物的生产过程所需时间等。

(四)第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

”本条是关于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非金钱债务应承担的违约责任的规定。

非金钱债务具有相当广泛性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有些必须实际履行有些则不必。

如果债权人不提出继续履行的请求必将使合同违约的责任形式于一定时期内处于不定状态表明债权人对该债务的履行漠不关心不利于违约人责任的及时确定或解除。

笔者认为本条之合理期限不同于前文所述及各合理期限其意应理解为诉讼期限。

(五)第条:“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本条是关于遭遇不可抗力一方当事人义务的规定即及时通知和提供证明的义务。

不可抗力发生后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当提供有关机构的证明证明不可抗力发生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影响。

这种证明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因而该条的合理期限应含当事人尽力消除不可抗力才能取得证明的时间和因传递方式不同而需用的在途期间。

三、“合理期限”在《合同法》中频繁使用的弊害分析(一)“合理期限”概念模糊不清其泛用在立法上缺乏严谨性。

诚如前文所述期限的界定受客观事实和立法技术限制各国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完全作出精确的规制是不可能的因而有必要针对特殊的情况制定出一些弹性条款但绝对不宜过多。

《德国民法典》条《日本民法典》条《法国民法典》条但其中关于期限的弹性规定却为数极寥而我国《合同法》仅为一部单行法总计才条其中弹性规定“合理期限”就有六处之多。

相比之下显而易见该用语不能摆脱泛用之嫌。

它的概念模糊立法未能对“合理期限”本身及它所涉及的具体情况作出解释和归类说明其内涵的把握就容易产生分歧因此缺乏立法上的严谨性。

依笔者之观点其一这一用语可以使用但不宜泛用其二如果确因多方因素限制而不得不多用就应该在立法上就合理期限的内涵包括哪些方面分类别分层次作出相对清晰的说明。

否则只是笼而统之泛用“合理期限”无疑戕害了立法的严谨性。

法律是度量公平正义的准绳和衡器当它本身的刻度多处模糊不清时它的信度和效度必然会降低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二)“合理期限”泛用扩张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悖于成文法的基本精神。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处理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合理期限在立法上的模糊不清必然导致准绳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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