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与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张占斌“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加强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完善优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助体系,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
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快发展慈善公益组织,推进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努力发挥其在第三次分配中的经济调节和社会关系中的协调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要认真研究整体的制度保障、社会信用和发展理念三大问题近年来,由于对外开放和政府的推动,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稳步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三种类型的民间组织都已形成一定规模。
但总体上看,我国慈善公益组织和事业发展仍处在起步阶段,从国家发展的需要来看,还很不适应,在前进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抓紧认真研究探讨解决。
第一,慈善公益组织和事业发展的法律框架急需构建与完善。
我国政府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对1989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并于1998年颁布了新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同一年还颁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9年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2004年又颁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
目前正在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进行修订。
此外,民政部还有一些社会团体管理规章。
这些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框架和法制环境。
尽管目前已出台一些相关的行政法规,但是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仍然不确定。
根据我国现有的社团管理法规要求建立社团组织时,必须通过一个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即先取得“行政合法性”后才能取得“法律合法性”。
这种管理体制造成了大量的官办民间组织的出现,政府仍然垄断着民间组织成立的决定权。
由于这些限制,使许多真正从民间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由于无法找到主管单位,而无法在民政部登记获得合法的身份。
另外,我国政府对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
双重管理体制将组织的成立、管理、运行以至于最后解体都纳入政府管理体系。
合法登记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往往不是半官半民的组织就是准政府机构。
而真正的从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恰恰是由于现行制度的限制无法“合法地”纳入体制的控制之中,也很难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同时面临着法律和政策上的不确定因素。
现在,政府在针对民间组织的具体管理措施的立法上远远滞后于民间组织的发展。
个案明显地表明,凡是比较成功的组织,都与创办者的特殊地位能取得政府的支持分不开,而他们所遇到的最大困难也在于如何被承认为非营利组织,取得合法运营的条件。
在这方面,政府的态度也有一个转变过程。
以前历次所颁布的社团管理条例和有关法规,其主要精神大多以防范为主。
2004年颁布的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件》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并借鉴国际经验而制定,在精神上和具体细节上比以前都有很大的进步。
表现在:除强调“管理”外,增加了“维护基金会、捐赠人和受益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基金会的财产和收入受到法律保护的内容;纯民间的公益基金会的地位首次得到承认。
尽管现在《新条例》还不完善,但也足以对民间公益力量起到鼓舞作用,引发新的捐赠行为和基金会的成立。
同时,当前造成各种民间组织的艰难处境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政府的法规和实际作为,《新条例》对此并未予以解决。
概括起来仍是两大问题:一是注册难,二是税收优惠难落实。
注册难主要难在必须有“主管单位”。
目前的实际情况不是上级干预过多,而是找不到单位愿意承揽这种增加责任,甚至担风险的事。
何况公益事业面非常广,现有的政府部门无法涵盖丰富多彩的社会需求。
许多很受社会欢迎的组织为找不到“婆婆”而犯愁,因为无法注册,也就没有合法地位。
第二,进一步提高慈善等公益组织的公信度。
与国外一些运作成熟、管理规范的慈善公益组织比较,我们还有相当的差距。
有的慈善公益组织不会募集和运作资金,只是筹了一笔开办费,挂了一块牌,坐吃山空。
有的慈善公益组织自律机制不健全,缺乏严格的财务管理,成了个别组织和个人的小金库。
慈善公益组织的现状,反映了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总体水平,慈善公益组织存在的这些问题有的是基金会所特有的,但相当一部分是当前民间组织的共性问题,如行政色彩比较浓,专业和专职人员缺乏,自律机制不健全等。
在慈善公益事业组织方面,当前健康发展的中心问题是信誉问题,也就是缺少问责制。
目前中国的志愿性捐献的不足与国内捐献文化、捐献制度的缺位有关,更与公益组织的公信力不高有关。
在这方面,需要慈善机构强化内部规范管理,规范运行,真正赢得社会认同,最大限度地吸引社会拥护群。
第三,发展慈善公益事业要具有与时俱进的观念。
慈善事业作为一项有着实质内容的道德事业和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混合型社会分配方式。
在经济意义上,慈善事业实际是一种独特的财富转移方式。
但许多人对慈善事业还存在认识误区和观念障碍,只将慈善事业看成单纯的道德事业,而未能将其作为社会分工产物并不断发展的公益事业来对待,从而与发达国家的慈善理念存在较大差距。
在慈善事业实践中,项目实施的效果较易评判,而参与慈善活动的有关各方特别是捐献者的动机却十分复杂。
从国内外捐献者的现状分析,其动机至少有如下种类:无私奉献型,同情弱者型,互助友爱型,塑造形象型,经济谋划型,政治需要型,沽名钓誉型和最终利己型等。
但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其参与捐献,就能实施有效救助。
实施效果是真正评价慈善事业成败的标志。
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动机与效果分离,在追求慈善效果的前提下提升社会道德。
国外的经验也是这样。
另外,中国的民营企业站稳脚跟时间不长,近几年来也开始有“企业公民”的观念,虽然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但真正把自己的命运与整个社会兴衰联系在一起的还不多,捐赠常带有宣传自己的附加条件。
对此社会要给予充分的理解,从个别人分散的个人追求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并体现到行动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发展慈善公益事业需要重点推进的五个方面只有公正看到中国发展慈善公益事业环境向好,承认慈善事业发展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我们才能有信心做好相应的工作,当前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探索:第一,积极培育和弘扬慈善精神。
自古以来国人就有乐善好施、扶危助困的慈善传统,应当说在有了一定财富的情况下,慈善精神更有生长的土壤。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曾经说:“一个人到死的时候还是家财万贯,这是一种可耻。
”比尔·盖茨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宣布,将“捐出所有个人的财产”,以他和妻子命名的“比尔·梅林达-- 盖茨基金会”已经为慈善事业捐出了250多亿美元。
2006年6月15日比尔·盖茨还宣布自己今后两年还要淡出微软日常事务,而把精力集中在卫生、教育等领域的慈善事业。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一些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已经有了良好的影响,但与美国相比,在许多方面还有不足,在全社会积极培育和弘扬慈善精神,越来越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二,大力发展社区慈善事业。
最近,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强调“大力发展社区慈善事业,加强对社区捐助接收站点‘慈善超市’的建设和管理”。
发展社区慈善组织,作为缓解社区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已得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中国社会转型,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们对单位的依赖,正在逐渐转向对社区的依赖。
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社会老龄化问题、竞争弱势群体等,都在呼唤着基层社区慈善组织的诞生和发展,以便通过发挥慈善组织的特有功能,从源头上稳定社会。
在完善、健全由政府职能部门直接运作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同时,进一步创造条件,推进以民间名义和形式出现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力争形成以发掘社会潜在物质和精神资源为动力,面对各类弱势群体的覆盖面更加宽广的社会公益组织网络。
在这个社会保障系统网络中,要形成以民间社会公益机构为补充,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格局。
第三,需要有吸引力的慈善公益项目。
慈善事业是高尚的社会事业,高尚的社会事业不仅需要无私奉献,同时也需要有吸引力的品牌项目,才能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
与古代、近代的自发、分散、随机性的慈善活动不同,现代慈善事业有社会化、经常化、规模化的特点,突出社会阶层成员的广泛参与性。
现在慈善事业是社会性事业,而非单个的慈善活动和个体的慈善行为,只有社会性的慈善行为才能构成慈善事业的主体。
近些年来,我国一些慈善公益项目在社会上得到了一定认同,政府和社会舆论对项目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例如:“希望工程”、“视觉行动”、“光彩事业”、“母亲水窖”、“流动图书馆”、“保护母亲河”等。
从经验来看,慈善公益组织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无疑都是通过实施项目来实现的,需要专门的组织来运作专门的项目,以保证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最有效地开发和运用慈善资源。
因此,慈善公益组织虽然从事的是慈善事业,也要像营利组织那样,生产名牌产品,才能存续并发展起来,同时面向所有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并保持它的经常性、持续性、规范性和相对稳定性。
但大多数慈善公益组织的项目还存在着“小”、“散”、“乱”等问题,影响力不够,缺少品牌效应,还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这是需要逐步改善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的慈善公益组织都做大项目,而是提出无论大小都要在社会上(某个领域)有一定的影响,这样才能持续发展下去。
第四,积极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
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无论在运作方式还是运行规范上都已十分成熟,我们应积极借鉴,我们的“管理”理念更要有些“积极”的方式。
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之所以发达,对于社会发展能够发挥那么大的作用,首先当然离不开他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高水平。
说到底,老百姓富了,才有可能捐献。
但是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之所以发达,社团精神、消费习俗和税收制度也是重要原因。
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去处理可由社会自身调解的种种矛盾,而给政府留下缓冲余地,当不失为我们可借鉴的一种治国方式。
第五,加快进行相关制度的改进和创新。
国外的慈善事业发展表明,慈善事业有序发展需要相应的制度保证。
我国现在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也是相应的制度改进和创新的活跃期,建立有利于激励个人、组织更积极的慈善捐赠行为的制度,应提上日程。
从税收政策上来讲,现在的情况是,“一定量捐赠不纳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国没有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却成为阻碍慈善捐赠的制度障碍。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进行慈善捐款,捐款额度在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企业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如果捐赠金额超过3%,企业就得为所捐款部分纳税。
这一条款是从美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借鉴过来的,但是这一条款可能忽视了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差异,无法调动企业和个人进行慈善捐赠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