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工业化程度_外向型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摘要]本文在介绍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的基础上，提出在考虑转移成本以后，准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形态，这种提前形态与我国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有关。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会产生失衡效应和加速效应，从而促使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

本文最后对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提出了若干见解。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二元经济结构外向型工业化失衡效应加速效应〔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7-0069-07一、“刘易斯转折点”与“准刘易斯转折点”自2003年底以来，从珠江三角洲开始，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农民工短缺的所谓“民工荒”现象。

近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了常态，不仅技工短缺，普工同样短缺，而且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部门正好是该地区的主导产业――电子、服装等加工制造业。

根据广东省劳动保障厅公布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2007年第四季度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偏紧，求人倍率为1.46（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即三个岗位只有两个求职者。

供需缺口较大的工种分别是电子元器件制造工（求人倍率为3.87）、裁剪缝纫工（求人倍率3.46）、机械冷加工（求人倍率3.42）、普通生产工（求人倍率3.34）和推销展销人员（求人倍率2.80）。

（《广州日报》2008年2月14日A16）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

二元经济的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为止。

二元经济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的这种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在此转折点之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而转折发生之后，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全面提高。

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口红利”；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是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被迫转变。

中国学者蔡�（2007a，2007b）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大幅度减少。

目前农村只有几千万现成的劳动力可以转移，这几千万人之所以还留在农村，是因为他们转移能力比较低。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面临剩余劳动力短缺的重大转折，亟待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

但也有经济学家（周祝平，2007）质疑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他们指出，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都还很低，农村还滞留着相当多的剩余劳动力，加上城市存在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大学毕业生就业变得日益困难，非农产业到底有没有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断言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为时尚早。

还有学者（唐茂华，2007）指出，根据刘易斯的论述，转折应当有两次。

第一次转折是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但这种工资上升是由于传统部门变得更加富裕、使劳动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提高等外生变化所导致，而非源于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短缺，第一次转折因此可称为工资转折。

刘易斯本人认为这次转折是无关紧要的。

第二次转折是由劳动力供求由过剩转为短缺的内生变化所导致，可以称为供求转折，这次转折才是决定性的，按刘易斯（1989）的话来说，“正是在这里我们超越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

反对转折论者认为，目前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和民工工资上升现象并非意味着已经到达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顶多是到达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进入了一个制度工资开始上升，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劳动力短缺主要是结构性和周期性的。

从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到第二转折点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大可不必为此而恐慌。

还有学者（刘建进，2007）指出，关于我国目前已经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与亚洲已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不符合。

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日本是1960年前后，当时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0%；中国台湾地区是1970年前后，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为37%；韩国是1980年前后，其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为34%，而我国目前的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仍高达60%左右。

将我国目前工资持续上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现象称为“准刘易斯转折点”更为妥当。

笔者认为，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出现视为与劳动力供求关系无关的外生因素（如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品价值上升，或者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就业观念发生变化）所引起，无论是否出于刘易斯的本意，这种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无论是出自政策因素还是技术因素，既然这些因素是外生的，就意味着它们是随机的，因而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由外生变化所引起的工资上升一定会出现在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所引起的工资上升之前，亦即两个转折点在逻辑上不应有先后顺序之分，不宜以第一、第二相称。

其次，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应当将其视为单纯的外生因素。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带来技术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改变劳动力的结构和素质，并进而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工资水平，其内生性十分明显。

最后，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刘易斯转折点，并非一定要等到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转移殆尽之后才出现。

在经济增长率为常数的情况下，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时机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含隐性失业者）的数量；二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

除了弃农务工所产生的机会成本以外，其他转移成本是刘易斯的模型所没有考虑的。

假设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不变（人口增长率为零），劳动力的转移成本越高，则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时机越早，这意味着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尚未转移殆尽之前就可能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将始终余下部分难以转移的劳动力；反之，刘易斯转折点就会出现得越晚；若转移成本为零，则刘易斯转折点将会在农村全部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之后方才出现。

除了机会成本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主要来自四方面因素：（1）劳动力转移的物理距离和交通便捷程度；（2）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环境；（3）对家庭和故乡的依恋等社会文化因素；（4）个体转移能力（对新工作和城市环境的适应能力等）。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主张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学者也认为，该转折点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完全被淘干。

由于转移成本的存在，即使现代部门的工资出现了上升，只要上升的幅度不足以补偿转移成本，就仍会有部分剩余劳动力（据各种估计，数量从几千万到1亿多）选择继续留在农村。

而对于劳动力转移受阻的原因，一些学者（蔡�、王美艳，2005）强调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

其实，物理距离和社会文化也是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从劳动力转移的物理距离和转移对象来看，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分为就地转移和跨地区流动两种途径。

前者是通过发展乡镇工业而在家乡的小城镇就业和兼业，即所谓“离土不离乡”；后者是指跨地区外出打工。

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这种“洗脚上田”的劳动力转移模式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的乡镇企业鼎盛时期流行一时。

它既无离乡背井之苦，又可兼营农业和照顾家庭，转移成本十分低廉，可惜这种模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式微而趋于萎缩。

跨地区流动，即内地农民工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打工，这种候鸟式的远距离移动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成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流模式。

但是，在该模式下务工者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土地抛荒，转移成本十分高昂。

这种模式导致部分转移能力弱的劳动力在沿海城市发生“民工荒”的情况下依然不得不留在农村，促成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准刘易斯转折点视为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刘易斯转折点的一种时机提前的形态。

本文为全文原貌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原版全文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形态？笔者认为，除了考虑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外，还必须认识到，在劳动力转移途径的背后，反映的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和跨地区流动，其代表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模式。

因此，要解开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之谜，必须从剖析中国工业化模式的特征入手。

二、经济全球化与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是建立在封闭经济的假设前提基础上的。

①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充分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外向型工业化模式，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两种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大量外资流入中国沿海地区，大量内地廉价劳动力也流入沿海；资本与劳动力在沿海结合，形成了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群，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有学者测算（孟建军、周绍杰，2004）FDI 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动我国经济增长0.24-0.3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的就业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上升0.8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将上升0.95个百分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外转移1个百分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上升0.2个百分点。

可以说，流入中国沿海地区的外资与内地廉价劳动力的结合，成为牵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

笔者认为，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会产生两种效应：失衡效应和加速效应。

失衡效应是指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大量外资的流入并未迅速提高工人的人均工资，缩小东道国内部的收入差距，反而可能促使东道国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

按照新古典理论，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将会带来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这意味着资本流动将会使国家之间和一国内部的收入差距缩小。

对于受资国来说，由于外资的流入，劳动力的价格（工资）将会上升，资本的收益将会下降。

新古典关于资本国际移动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麦克道格尔-肯普模型（Macdougall-Kemp Model）。

该模型假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发达国家（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外国）；两种要素：资本和劳动，其中，资本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劳动力则不能流动。

如下图所示，横轴的OH往右表示本国所拥有的资本存量，OF往左表示外国的资本存量。

纵轴表示两个国家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水平，本国为GH，外国为IE。

在发生资本流动前，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存量分别为OHK1和OFK1。

此时本国与外国的资本收益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之间存在差异。

由于外国的资本收益率MPKF要高于本国的资本收益率MPKH，为了使资本得到更有效的配置，本国的资本所有者将把资本转移到外国以获取额外收益，资本流动开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