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治理与规制博弈研究文献综述杨怡【摘要】由于环境污染，多年来污染事件频发，土壤污染、空气污染、河水及海洋污染、土地荒漠化、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我国也开始越来越重视环境污染治理与规制博弈研究，研究角度和层面多种多样。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出发，对今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污染治理与规制博弈研究的文章进行了归纳总结，从而为此类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环境污染治理博弈分析环境规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被誉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环境资源也急剧恶化。

多年来，我国环境保护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环境保护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致使环境污染严重事件时常发生，不少地方环境污染在治理后不久即又反弹，环境保护陷入了“污染-治理-在污染-再治理”的困境。

一下是我所总结的有关环境污染治理的研究成果，为此类研究提供参考。

一．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环境问题一直为世人所关注，经济学一直有关于经济福利和自然资产储备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有关环境经济方面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很多的历史文献。

早在20世纪20年代，阿瑟·庇古就有把污染看做是外部性的思想。

格雷和候特陵分别在1914年和1913年对可耗竭资源如镁金属矿藏的折耗程度做过分析。

而关于增长的极限的分析则早在19世纪就由约翰·斯图拉特·穆勒做出了。

但环境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资源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很早引起人们的重视。

有关环境与经济的综合理论体系的形成只是近30年才逐渐形成，并在80年代末当焦点转移到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时学者们对于环境与经济增长特别是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才开始重视，中国学者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相对更晚。

文献表明中国学者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90年代才开始，有关研究成果多是近几年才大量涌现。

关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最早始于1994年由Selden和Song两位学者提出的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EKC曲线近年来成为环境经济实证研究中一个充满争议的主题，它表明:环境恶化与人均GDP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呈正向变动关系，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二者表现为反向变化关系；张娟（2012）研究结果表明倒U型的EKC曲线是成立的；郭军华，李帮义（2010）研究表明，只有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符合EKC特征，工业废水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逐渐减少，而工业废气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协整关系；李周、包晓斌（2002）认为中国目前尚未到达倒U型的转折点。

刘小丽（2009）研究显示，GDP的增长能够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且第二产业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Ordas Criado C.,Valente S.,Stengos.[1](2011)研究结果表明稳定的污染水平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污染增长率与产出水平正相关，与污染物排放水平负相关。

Fodha Mouez (2010)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对于突尼斯来说，降低污染物排放的政策和更多地增加污染治理费用将不会伤害经济增长[2]。

De Freitas, Luciano Charlita(2011)指出提高能源强度是降低污染排放的关键因素。

澳大利亚学者麦格纳里提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收入分配函数而非其均值。

如果多数人投票机制发生作用，那么收入分配参数将通过影响对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而决定污染削减的水平。

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或者雷同或者结论相互矛盾，究其原因在于选取的数据特别是环境污染指标的选取不同所引起的。

采用单一的环境污染指标如废弃排放量来研究与采用其他的环境污染指标如工业废水排放量进行研究，完全有可能得出不同结论。

现有的文献尚没有学者用综合性的环境污染指标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环境污染治理博弈研究国内外对环境污染治理博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源、环境污染治理以及越界污染治理博弈分析。

（1）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源。

早在20世纪初期Pigou[3](1931)认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基于市场机制的边际收益无法反映边际成本而造成的市场失灵现象，并最终导致资源无法得到最优配置,从而使市场机制无法自发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里托最优状态，环境污染的产生是市场失灵的结果。

霍斯特·西伯特[4](2001)则认为环境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公共资源，而不是公共物品。

国内学者在对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源进行研究时，也基本沿用了国外学者的观点。

杨风娟（2007），栗凤娟、郭成苇（2005）、王鹏飞（2007）等人认为环境资源的产权、外部性及市场失灵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吴爱菊（2008）认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活动的盲目性、趋利性以及思想认识的主观性和局限性。

璐璐（2012）、祝合勇（2011）、屈艺（2011）等人分别探讨了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大气污染、河水污染的成因，但对这些污染的深层次原因并没有特别地进行分析。

孙超、李超（2009）运用外部性的经济理论分析了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源在于企业最大化的目标；潘勇（2000），朱满德、刘超、董景奎（2007）等学者则从利用博弈分析工具对屡禁不止的排污现象、污染反弹现象进行了研究，但对如何防止污染反弹并没有给出有效的分析理论。

（2）环境污染治理博弈分析。

Pigon建议可以通过征税，使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或令排污企业增加排污费用。

通过征税或提高企业进行污染处理方面的投入等办法，来实现环境污染的内部化，从而解决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

Coase（1960）则提出了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的外部性理论，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私人之间的谈判和交易成本的选择等来将外部性的问题内部化，认为明确的产权界定是防止“公共地悲剧”发生的根本方法。

尚宇红（2005），熊鹰、徐翔（2007）、刘志荣（2007）就环境污染中的政府监管与企业之间的责任、行为特征等进行了分析。

陈舜友、丁祖荣、李娟（2008）就清洁生产中政府与企业间的责任、行为特征等进行了分析。

卢方元（2007）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分析，重点分析了排污企业之间，环保部门与排污企业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策略选择行为。

分别结果认为排污企业是否对排污进行治理取决于收益与成本的对比，如果排污企业直接排污的收益大于污染治理后的收益，则企业会选择排污。

同样环保部门监管对排污企业的监管力度不够时，环境污染就会产生。

蒋成军（2008）同样认为政府的处罚力度对企业排污的选择策略有重要的影响。

孙米墙、杨忠直（2006）提出要扭转环境污染的态势，政府需要加大处罚的力度，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同时应降低环保设备和污染处理技术成本。

（3）越界污染治理博弈分析。

Akihiko Yanase[5] (2009)认为由于免费搭车的存在，更严厉的排放政策将提高外国公司的竞争能力，而外国公司还能享受到由于这个国家排放减少的努力通过环境“越界效应”所导致的全球环境提高的好处，由于这些策略效应，非合作政策博弈中环境政策的效应将会偏离社会最优的水平，并且排放税博弈要比命令控制型的博弈的结果对污染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更加扭曲。

王艳、叶淑红、丁德文[6](2005)提出建立国际环境合作联盟，制定联盟间合作协议非常必要。

抢到通过加强对国际联盟的监督控制，提高国际合作治污协议的实施力度对解决跨国越界污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蒋满元[7]（2003）认为博弈论指明了如何减少国际公约中搭便车倾向的方法：一是采用单边支付的手段，另一种则是内在关联博弈。

Norimichi Matsueda[8](2002)就曾对单向跨界污染中单边支付问题进行过研究，结果表明，单边支付之所以被搁置不用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受害国对污染国的减污行为惊醒补贴或援助，但却并不知道污染国是否惊醒了最优排放水平的努力，势必会影响其资金援助的积极性。

因为需要考虑双方都能自觉遵守的方法是必要的。

以上关于环境污染治理博弈的研究，国内学者比较多的集中在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环境污染治理中局中人策略行为等问题进行研究，在有关文献中，比较多地探讨了生产者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策略选择问题，对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则很少进行研究，研究方法也主要侧重于静态的纯策略博弈方法。

国内学者对越界污染治理方面的文献较少。

与此相反，国外对环境污染治理博弈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环境污染治理方法和越界污染治理方面。

三．环境规制研究国内对环境污染规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排污权交易、最优总量控制方面。

陈磊、张世秋（2005）对排污权交易中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企业行为的微观博弈进行了分析。

陈德湖（2006）研究了在排污权交易中，当各排污企业的风险程度不同时，企业的不完全信息竞价模型，并得出投标人越多，风险偏好系数越大，卖方的期望收益越高的结论。

郭建军（2001）建立了污染物总量动态控制模型和最优控制模型，给出了污染物总量和总产出之间的最优轨线及最优收费标准；藏传琴，刘岩，王凌[9]（2010）研究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不论是税费规制还是许可证规制，都存在着一定的效率损失，从而降低社会福利的水平。

在环境规制中，要适当减少命令控制型工具，逐步增加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

国外对于环境规制问题的研究最早见于1974年由Weitzman所发表的有关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的论文。

并提出了著名的Weitzman定理。

在污染控制成本不确定的条件下，环境污染治理首选的规制工具取决与边际减污曲线的相对斜率。

如果边际减污成本曲线比边际减污收益曲线陡峭，就应采用价格型规制工具；当边际减污成本曲线比边际减污收益曲线平缓时，就应采用数量型规制工具。

但他只考虑了效果结果的一阶条件，却忽视了对二阶条件问题的研究。

Baumol和Oates(1971,1988)对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类似于排污收费、可交易排污许可证这样的市场激励型工具具有明显的减污效率。

而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对环境标准的要求相对较高，为达到环境标准，需要付出更高的污染控制成本。

目前在国际上，排污收费和可交易排污许可并广泛地运用于环境规制实践。

美国、欧盟、日本各国都已建立了排污交易权系统。

Hahn和Haster[10]（1989）认为在实践中作为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可交易排污许可权比排污收费更加可取。

Stavins和Whitehead[11](1992)认为可交易排污许可的主要优点是环境规制者能够对排污量实施直接的控制。

而排污费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受到经济增长与价格水平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