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层面探讨企业商业模式()物业管理纠纷物业管理维权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员物业管理条例物业管理职责物业管理服务物业服务企业应该不断拓宽自己的经营渠道,开辟广阔的赢利空间,利用物业管理特有的资源开展多种经营,这也是做好物业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企业的商业模式主要包括五个要素:目标客户的价值需求、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载体、销售和沟通的价值传递、业务运作的价值创造、战物业服务企业应该不断拓宽自己的经营渠道,开辟广阔的赢利空间,利用物业管理特有的资源开展多种经营,这也是做好物业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企业的商业模式主要包括五个要素:目标客户的价值需求、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载体、销售和沟通的价值传递、业务运作的价值创造、战略控制活动的价值保护。
几乎所有企业的商业模式都是以某一两个要素为核心的各要素不同形式的组合。
商业模式的创新如果从构成要素来讲,首先是游戏规则的重新确定,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是盈利和发展,找到新的盈利点,寻找到新的市场空间。
管理创新的核心是速度与效益,最为关键的是整个运营流程能不能面对市场提高效率。
企业的商业模式主要包括五个要素:目标客户的价值需求、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载体、销售和沟通的价值传递、业务运作的价值创造、战略控制活动的价值保护。
几乎所有企业的商业模式都是以某一两个要素为核心的各要素不同形式的组合。
从企业整体运作层面探讨企业拆分法。
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在一个新公司的推广与运用要比老公司容易得多。
这是因为新公司一切全是从零开始,老的公司有老的商业模式,包括老的企业文化,老的组织结构,最糟糕的是老员工的老思想和行为习惯。
改变需要渐进,这个过程消耗了太多精力与成本,最后有可能标准或模式执行变形,结果走样。
解决这种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成立一个独立运作的分公司,自成一体,独立运作,市场开发、销售完全独立于旧体制、旧系统之外。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原有的优良资源,包括资质、人才、经验等。
总公司在新公司成立与发展中给予大力支持,让分公司充分发展和壮大,培育成为总公司的典范,宣传的亮点。
与此同时加大力度在总公司进行内部管理改革,向新公司看齐,拉近彼此的距离,最终完全协同。
这种办法比较干脆,简单。
缺点是仍会有一些不良传统和风气渗透,老员工就业机会要减缓。
强强联合一一联合体。
加入金钥匙物业联盟,经过系统的培训和服务体系认证,可以使企业学到更多国际先进的酒店式服务;与专业公司联盟,将自己的弱项业务承包给优秀的专业公司,同时利用自己的强项与其他公司联盟,强强联合。
加盟法。
类似于连锁加盟的方式。
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一个企业在拓展外地市场或独立运作项目时运用。
这种方式可能在风险评估时要考虑清楚如何进行品质控制和经营风险控制。
笔者认为,借鉴其他行业有关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可以充分分析与设计,合适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实行。
从企业经营层面探讨清晰企业定位。
一个企业在客户中的形象是通过服务来传递的。
很多物业服务企业在客户心目中没有一个清晰的形象,这与其没有一个市场清晰定位有关。
尽管很多企业知道自己的长处所在,由于没有“技有专攻,做其所长”,在各类项目上普遍撒网,四处出击,无可圈可点之处,长处也无处可“长”,最后就落得默默无闻,毫无市场竞争力。
企业定位应该专攻企业所长,将企业所长发扬光大。
从管理、服务到宣传都将其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去培育,成为企业形象的标志。
职业经理人承包制。
具体方式是管理项目责任承包,利润作为工资奖励分配,政策倾斜于职业经理人。
让员工明白,只要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
比较适用各种相对独立的项目,便于管理与控制,具有普遍意义。
物业服务集成商模式。
目前许多企业在试行,也有许多行业人士推祟该方法。
服务集成商的作用和职责就是制定服务标准、管理标准,并代表业主按着相应的标准将专业服务项目分包给各社会专业服务公司完成,负责落实、监督、验收。
这种新的模式最大的优点是:集合社会优势资源,提升服务质量,降低管理成本。
从企业管理与服务手段层面探讨“2—1 2”,在内部管理上创新。
定岗定编时,两个岗位,如果一个人可以完成,安排一个人兼做,效果会好于两个人做。
这种方法在降低企业成本同时,提高工作效率,人员可以培训再就业。
技术创新。
由于物业管理费普遍太低,物业管理成本是很多企业考虑的主要问题。
通过物业管理的前期介入,说服开发商多增加一些投入,通过增加技术手段,使秩序维护员执勤时,通过监控探头、红外门禁、楼宇对讲、电子巡更、巡逻车等智能设施,形成以技防为主、人防为辅的新安全防范模式;通过机械化清洁设备的运用大量减少人力,从而达到节约劳动力,减轻企业人力成本压力的目的。
简化服务内容。
建立与项目特点、管理费标准相符合咖B 务标准。
通过广泛的宣传与业主沟通,达成—致意见。
在不调高管理费标准的情况下简化服务内容:如减少楼层清扫次数、以保洁为主;不设楼层垃圾桶,以垃圾自清为主等,保证服务效果,减少清洁人工成本,提高运营效益。
服务内容创新。
物业服务企业应该不断拓宽自己的经营渠道,单纯地靠物业管理收费支撑企业的生存很困难。
对此,很多企业开辟了广阔的赢利空间,利用物业管理特有的资源开展多种经营,如送水、家政服务、网上订购等,既为业主谋方便,又能获取一定的利润,这也是做好物业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充分利用网上平台服务。
物业管理服务与现代网络平台的结合,应该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现代人的生活与网络已经密不可分。
目前的物业管理工作并没有真正将计算机网络平台应用起来,传统式服务的物业管理在利用网络平台方面缺乏主动性和密切性。
大多数企业仅仅限于网络宣传、网络公告,甚至不如小区业主利用社区论坛建立邻里关系和沟通家居信息那么广泛。
服务标准差异化,执行标准化。
大部分物业服务公司都进行了IS09000质量体系认证,大多数公司也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工作服务标准。
很多时候标准制定与实施存在脱节,没有很好地运用服务中的标准。
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标准有,实用性不强。
例如:大厦的清洁标准用在小区里,几毛钱收费与几十元管理费的标准区别不大。
另一种情况是:标准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造成所服务的项目效果各不相同,客户的感受也不同。
好的标准没有起到晶牌宣传的作用。
从三个环节考虑假释制度改革-假释是刑法规定的对徒刑犯附条件予以提前释放的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体现了我国改造罪犯的政策和法律精神。
但目前在执行假释制度上存在一些错误倾向,因此,有必要树立正确的假释观念,并根据其内在组成——假释是刑法规定的对徒刑犯附条件予以提前释放的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对犯罪人适用假释,体现了我国改造罪犯的政策和法律精神。
被适用假释的犯罪人既可体会到国家刑法的强制性和严厉性,又可感受到刑法的人道性和教育性,不敢或不愿再以身试法;正在服刑改造的其他犯罪人则通过假释的适用看到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具体例证,看到了前途和出路,从而不断提高自己接受教育改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被假释犯人的亲属则通过亲人的假释,感到政府的诚信和司法的公正,从而使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得到增强,实现执法者和公民都严守法律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共同建构和谐社会。
■现状:滥用和不敢用并存前些年,由于决定假释的程序不完善,监狱呈报假释环节的权力缺乏制衡,作为衡量假释条件重要依据的犯人奖惩考核评分,其决定权由监狱干警说了算,假释呈报也是由监狱自己决定(检察院只是事后监督),这些缺陷很容易被利用来搞权钱交易。
有的监狱干警利用特权,伪造犯人奖惩考核积分,编造虚假材料,徇私舞弊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简称“减、假、保”),使有的犯人成为“关系犯”、“人情犯”等特殊犯人,这是刑罚执行环节司法腐败的突出表现,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执法不公,不严格执行假释条件,滥用假释,是执行假释制度上存在的一种错误倾向。
近年来,现代法治理念日渐深入人心,随着社会关于司法公正的呼声日高,全国监狱管理部门加强了对监狱干警的教育和管理,假释程序也逐渐规范和完善。
但监狱又担心犯人被假释以后有可能重新犯罪而害怕承担责任,还有的因这些年惩治了不少徇私舞弊假释犯罪案件而想躲避违法假释的嫌疑,以致对许多符合假释条件的犯人干脆消极地不适用假释,这成为目前执行假释制度上存在的另一种错误倾向。
目前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上述两种并存的错误倾向中,第一种倾向是个别的且日渐减少,第二种倾向是普遍的且少有纠正的迹象。
据统计我国假释犯人占在押犯人总数的比例过低且有逐年递减的趋势,1996年以来,适用假释占在押犯人的比例一直在2%左右徘徊。
笔者估计2003年和2004年由于公检法司机关共同开展“减、假、保”的专项检查,这两年的假释比例会更低,而发达国家的假释比例一般占3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达到70%,并且其比例呈持续稳定上升趋势。
尽管我们较好地运用了减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假释运用不够的缺陷,但这毕竟是两码事,不能相互取代。
因此。
不敢运用假释制度的倾向显然需要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和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改进。
■观念:“假释奖励说”和“假释权利说”并争假释是对犯人的奖励,还是具备假释条件的犯人应当依法享有的一项权利?对此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
持“假释奖励说”的观念认为,对犯罪人施以刑罚,是按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判定的,犯罪人在监狱服满徒刑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
按此说,即使对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假释,国家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且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不存在必须适用假释的义务;相应地,罪犯也没有要求国家给予假释的权利。
在程序上,决定假释与否完全是刑罚执行机关和法院的单方事务,除相应的结果由罪犯承担外,罪犯没有主动性和参与性,处于假释程序之外。
主张“假释权利说”者认为,与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惩罚和报应行刑的观念不同,刑罚应当包含教育、矫正罪犯的目的,对经过监管教育,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执行制度发展的趋势。
对那些不必继续监禁的罪犯实施社会化的矫正,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增强刑罚效能,降低行刑成本。
依该理念,已受到必要的监禁惩罚且已达到预期教育矫正效果弃恶从善的罪犯,国家有义务将其放归社会,如果对其继续施以非必要的隔离性监禁,不仅有违刑罚经济的原则,而且亦有违于人道。
用以上观念看假释,既然假释是对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人的刑罚执行制度,那么对符合这一条件的犯人而言就应当是一种依法享有的权利而非国家单向性的奖励和恩赐。
以上两种观点的争论至今仍未结束。
笔者认为,按“假释权利说”的主张,只要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就可以得到假释,而按“假释奖励说”却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假释,因此,后一主张随意性大,容易滋生司法腐败,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前者主张把整个刑罚执行活动看做一个过程并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犯人在监狱内服刑接受教育改造是前一阶段;适用假释让犯人回到社会再接受教育改造是后一阶段,而这后一阶段恰好成为犯罪人从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到完全恢复人身自由的一个过渡阶段,设置此过渡阶段符合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