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类的迁徙之谜
《吕氏春秋》中有“孟春之月鸿雁北，孟秋之月鸿雁来”之句，描述了鸿雁南北定期迁飞的现象，对鸟类迁徙特性进行了生动的概括。

对鸟类迁徙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

鸟类一年之中在营巢地（出生地）与越冬地之间所进行的两次移居，称为鸟类的迁徙。

具有迁徙特性的鸟被称为候鸟。

那些营巢地和越冬地在同一地区的鸟类，称之为留鸟。

对鸟类迁徙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始于18世纪，在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林奈的倡议下，建立了候鸟迁徙的观察网，首先对燕子、杜鹃、鹳类等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记录。

到了19世纪，有更多的科学家从事鸟类迁徙的研究，如著名的鸟类学家纳乌曼分了留鸟、漂泊鸟和候鸟，特别提出了天气、食物以及地理条件对迁徙的影响。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时，对迁徙的研究开始采用环志的方法。

环志方法的应用为研究鸟类迁徙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材料，为迁徙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对鸟类的繁殖、越冬、迁徙时鸟类的先后次序、夜间迁徙或白昼迁徙、迁徙速度、主导方向、寿命、栖息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鸟类迁徙的起因，有许多解释，目前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是“冰川说”。

在第四纪冰川来临之前，地球上气候温和，鸟类是不进行迁徙的，而当冰川自北半球向南半球逐渐侵袭的时候，北半球气候变冷，出现冬季气候，不再适合鸟类生存，鸟类被迫向南迁飞，在南方较温暖的地方越冬；待冰川退却，即夏季来临，这些南迁的鸟类又返回原来的栖息地，即北方地区进行繁殖，这种冰川周期性的侵袭与退却，使鸟类定期往返于繁殖地和越冬地，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具有遗传性的迁徙行为。

但是，“冰川说”对未受冰川侵袭的热带和亚热带鸟类的迁徙现象是无法解释的，因此，该学说仍有自身的局限性。

有关迁徙的起因，仍然是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鸟类迁徙的定向机制同样是鸟类学家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鸟类定向机制的研究以来，提出了许多理论假说。

依据鸟接受的不同定向信息，分为视觉定向和非视觉定向。

视觉定向是鸟对光刺激的一种反应，用于定向的光刺激有太阳、星辰、月球、陆标（陆地上的大型标志）及偏振光的偏振面。

因此视觉定向有太阳定向、星辰定向、月球定向、陆标定向和偏振光定向。

由于视觉定向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提供鸟类定向所需的信息，常常受到日夜交替、气候
等的影响，需要接受非视觉定向的信息。

根据研究，可能的非视觉定向有地磁场定向、风定向和听觉定向，地心引力也能为鸟类提供有关地形特征的信息，与定向有一定的关系。

有关鸟类定向理论假说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仍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的证实。

我国有1244种鸟类，候鸟种类约占总数的1/2。

自1982年建立全国鸟类环志中心以来，已经在猛禽、水禽、涉禽类等候鸟迁徙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东部沿海的大连、长岛、北戴河、青岛等地相继建立了以研究猛禽迁徙为主的环志站，每年环志的猛禽如雀鹰、松雀鹰、大以及鸮类等达五六千只。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同日本和澳大利亚签订了有关候鸟迁徙研究与保护的双边协定，并已开展了一些合作研究。

我国长江口的崇明岛环志站曾经回收过一只澳大利亚环志的大滨鹬，后来通过信息交流得知，这只大滨鹬是9天前被澳大利亚刚刚环志的，也就是说，这只大滨鹬必须在9天之内飞越从澳大利亚到中国6000多公里的路程，真是奇迹。

因此，鸟类迁徙的奥妙是无穷的。

我国有丰富的候鸟资源和跨热、温、寒三带的自然地理特点，有些候鸟在我国既是繁殖鸟又是越冬鸟，有着研究候鸟迁徙得天独厚的条件。

同时我国又在亚洲的中部，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更使我国在亚洲鸟类迁徙研究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以相信，随着我国鸟类迁徙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必将对世界候鸟迁徙生物学的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