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货币金属主义理论自货币产生以来，对于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探讨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在学术理论上，关于货币的本质，有所谓金属主义和名目主义的理论派别，金属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商品，而不了解货币是与一般商品有区别的特殊商品，强调货币的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因此主张足值货币的流通。

而名目主义者则认为货币不是商品，它只不过是便利于商品流通的一种计算单位或符号，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因此认为货币和它的金属实体无关，只要有它的名义价值就可以了，在中国，这两种理论倾向都产生得很早。

总体考察，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赞同金属主义倾向者为多数。

本文试就中国古代的金属主义货币理论的源起及发展作一总结、探讨。

一、先秦时期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是由春秋末年单旗提出的，他的“子母相权”论常被后世人引用，而他也是有据可考的第一个货币金属主义论者。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

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年），卿士（辅臣）单旗反对景王铸大钱，他的子母相权理论中提出单位铸币的金属含量须与商品交易额相符。

他首先指出：“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灾民。

”单旗认为货币的作用在于“权轻重”，即强调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而且他主张足值货币的流通，其理论具有金属主义的倾向，可以说是中国金属主义货币思想的萌芽。

二、南北朝时期自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像单旗一样提出具有明显金属主义的货币理论。

西汉货币理论的贡献主要是集中在集中铸币权，强调“上用之”（即由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决定）使晁错等人成为名目主义者。

而东汉在货币理论上处于低潮。

两晋时期主要的货币理论探讨集中在“罢货币论”和“反废钱论”。

直到南齐孔觊提出“不惜铜爱工论”，金属主义观点有了较大的发展。

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

南朝经济较东晋有所发展，但货币制度混乱。

混乱的货币流通导致各种对立货币政策主张。

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任奉朝请的孔觊上《铸钱均货议》，提出了铸钱不惜铜爱工的主张。

他认为：“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

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

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

惜铜爱工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

”他指出国家虽然垄断铸币权，但民间盗铸难以禁止，责任在于统治者自己，因为统治者只求数量而不注意质量，所铸的钱偷工减料。

才使盗铸有利可图，利益所在，不是政权力量能够阻止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惜铜，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钱；所谓爱工，就是粗制滥造，不管质量的恶劣，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取民众的财物。

孔觊的不惜钱爱工论主张因其理论概括程度高而为后世金属主义货币论者所称道。

何尚之反“大钱当两”争论。

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447年），江夏王刘义恭建议流传的旧大钱一枚当四铢钱两枚，以防止就大钱被剪凿，得到了很多人赞成，但何尚之坚决反对。

何尚之（382—460），文帝王尚书令。

他批评大钱当两的主张说：“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

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

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

”“以估货为本”是讲价值尺度职能是货币的最根本职能。

“徒崇虚价”是批评钱币的名义价值超过他的实际价值，这是带有明显金属主义观点的言论。

更可贵的是何尚之还在后来的论述中提出“富人资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这说明他已认识到币值变动会引起不同人们之间的财富的再分配。

北朝的货币经济没有南朝发达，货币理论也较南朝简单得多。

三、唐五代时期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一个顶峰，唐初稳定的政局和开明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导致产品大幅增加，相比之下，钱币数量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很长一段时间里部分商品也成为法定通货。

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就曾下诏：“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

如闻市肆必须见（现）钱，深非道理。

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

”尤其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征税以钱为标准后，钱币数量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

于是有人提出“不禁私铸”的建议，而反对者认为：“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会导致“恶钱”（不足值货币）流通。

这其中杜佑的货币理论最为精辟。

杜佑足值铸币主张。

唐五代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金属主义者是杜佑，唐代宗时官至御史中丞。

在《通典•食货八》，记载了杜佑谈对货币的看法。

他批评通货膨胀：“其后言事者，或惜铜爱工，改作小钱，或重号其价，以求赢利，是皆昧经通之远旨，令盗铸滋甚，弃南亩日多，虽禁以严刑，死罪日报，不能止也。

”杜佑主张足值铸币，表达了彻底的金属主义观点。

四、宋元时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

北宋时中国产生了纸币，最初是民间产生了交子，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决定改为官办，于次年发行官交子。

纸币的产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演变，同时也带来了货币理论上的创新，而货币金属主义者和货币名目主义者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论战。

事实证明，货币金属主义者的呼吁对遏止统治者滥发纸币多少起到了一些作用。

苏轼的金属主义观点。

苏轼对当时的纸币流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

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

”苏轼是中国最早用金属主义观点来批评纸币流通的人。

他揭示了纸币流通可能存在的风险，但却没有认识到纸币的产生及流通本身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认识到从金属货币到纸币的历史必然性。

对于币制变迁的进步性没有充分的认识，这是他在币制问题上认识上的片面性。

吕祖谦反通货贬值论。

吕祖谦（1137-1181），孝宗年间进士，任南外宗学教授。

他反对实行通货贬值，指出：“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

论财计不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

”他的论述肯定了货币的作用“权轻重本末”，是强调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

而且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南齐孔觊的铸钱不惜铜爱工的主张：“若不惜铜钱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在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

徒徇小利，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

钱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

南齐孔觊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

”吕祖谦认为孔觊的不惜铜爱工论是经典的不刊之论，不仅继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他把铸造足值钱币以防止私铸看作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所在，见解更为深远。

但他认为除了“不惜钱爱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整顿货币制度则是狭隘的。

叶适的劣币驱良币理论。

（1150-1223），南宋孝宗年间进士，官至宝文阁学士。

他注意到当时南宋纸币流通，导致流通中金属货币大幅减少，被储藏起来，因此他指出：“造楮（纸币）之弊，驱天下之钱，内积与府库，外藏与富室。

”而且他认为：“”……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固其势也”。

也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纸币驱良币是客观规律，在金属货币和纸币并行的情况下，储藏手段职能由金属货币担当。

叶适的纸币驱良币理论属于劣币驱良币理论。

西方人将劣币驱良币理论成为格雷欣法则，但格雷欣法提出该理论其实比叶适晚400年。

他的金属主义思想表现在，他认为铜钱是最适当的货币，重于或轻于铜钱的都不行：贵莫于珠金，贱莫如泥沙，至钱而平矣。

先王之用币，钱居其一；而后世之用钱也，它币至于皆废，诚以为轻重之适也。

故夫天下之货，未有可轻于钱者也。

”在分析了铜钱的重要性和纸币驱钱币后，他得出：“夫持空钱以制物犹不可，而况于持空券以制钱乎”，“空券”即不兑现纸币。

他反对纸币流通，就是因为纸币在流通中取代了金属货币的地位。

客观地说，叶适的货币理论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他看到了纸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是因此而要求废除纸币的提法则是一种倒退，他没有看到纸币的产生是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其实，真正的问题是纸币的兑现问题和杜绝纸币的通货膨胀，叶适没有看到这一点。

许衡的纸币论。

许衡，元朝官员。

他的纸币理论根本否认了纸币流通。

他指出了纸币流通的两个弊病：“夫以数钱纸墨之资，得以易天下百姓之货，印造既易，生生无穷，源源不竭……然后世不期于奢侈，而自不能不奢侈，虽有贤明之贤，恐不能免也。

奸民不期于伪造，而自不能不伪造，虽制以死刑，不能绝也……”第二个弊病前人已经指出，而第一个弊病实际上讲的是铸币税的问题。

发行纸币比征税容易，所以在纸币流通的情况下，统治者在财政收支不能平衡时，就会将纸币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

许衡认为纸币流通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实际上，纸币流通的弊病和纸币能不能流通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许衡却将它们混淆了。

他根本反对纸币，说明他不懂得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特点。

五、明清时期元朝绝大部分时间都实行单一的纸币流通制度，禁止用银用钱，而中后期的纸币恶性通货膨胀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元朝的败亡。

明朝建立统治以后，结束了元朝的单一的纸币制度，批判元朝单一纸币制度的同时，建立了银本位制度，虽然明、清时期也发行过纸币，也曾经有人提出过“用银有害论”，但总体来讲，明清时期占据主流的观点还是金属主义理论。

丘濬的金属主义货币论。

丘濬，明代官员，曾任户部尚书。

他在《大学衍义补》中，阐发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想法，关于货币的有两卷，在按语中，对金属主义货币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发展。

其中对货币的起源，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职能、国家垄断铸币权、等价交换原则等都有论述。

述对于纸币流通，丘濬是继许衡以后用金属主义观点进行彻底否定的人。

他对纸币流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在理论上较许衡又有所发展。

他说：“况设为阴谋潜夺之术，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哉！”意思说，纸币流通是人君为了谋私利而造成的。

并结合他的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了进一步说明，说纸币流通是“设为阴谋潜夺之术”，是因为它不符合商品买卖“必物与币两相当值”的等价交换原则。

他分析说：“所谓钞者，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

其体有大小精粗，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这是用朴素的劳动价值观点来否定纸币流通。

“功”是劳动的意思。

虽然联系劳动耗费来说明商品价格是难得的。

但用纸币本身无价值来说明纸币流通的不合理，在货币理论上并不正确，因为纸币可以代表一定的价值同商品进行等价交换。

因而，丘濬的货币政策主张中突出了白银的地位，而且要把白银作为价值尺度。

这与明朝把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历史趋势是吻合的。

王夫之的货币论。

王夫之，明末清初人。

王夫之的货币理论散见于《读通鉴论》和《宋论》中。

他的新观点在于指出了铜是贱金属，有必要更讲究钱的质量，这种观点与明代铜钱已处于银的附属地位的历史条件相适应，但以次来说明铸造足值货币的必要性，虽有一定道理，却仍缺乏理论上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