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完善第三次分配2011年1月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完善第三次分配摘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涉及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其中第三次是在社会道德力量作用下，个人或家庭自愿缴纳、捐献等非强制方式进行的分配。
目前我国初步拥有了第三次分配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基础，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因此，必须要完善第三次分配，从而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进程。
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三次分配正文：收入分配制度是一项利益分配与再分配的制度，涉及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生产要素贡献进行的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与分平原则，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方式进行的分配；第三次是在社会道德力量作用下，个人或家庭自愿缴纳、捐献等非强制方式进行的分配。
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与政府，而是慈善公益组织（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地位和作用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日益显现。
目前，我国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没有发挥出来，不过这也说明我国第三次分有很大潜力。
时至今日，发展第三次分配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我国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第三次分配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一、第三次分配的内涵及特征国民收入包括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
第一次分配是以市场为主体的分配。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依据要素的数量和质量，通过等价交换和公平竞争获得相应的要素报酬，由于生产要素的禀赋和贡献不同，以及其他的外在因素，市场分配必然形成收入差距；第二次分配按照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财政转移和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由政府实施的二次分配。
第二分配是为了克服市场分配的不足，实现社会公平；第三次分配是在弥补第一次分配的缺陷和第二次分配不足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它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的分配”。
由此可见，三次分配的动力机制是各不相同的，第一次分配的动力机制是效率，市场机制造成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化；第二次分配的动力机制是公平，政府的主导下第二次分配弥补市场分配单纯追逐效率而忽视公平的事实；而第三次分配的动力机制是伦理道德，这种超越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填补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之间存在的“剩余空间”或“内在缺陷”。
所谓“第三次分配”是指这样一种分配机制，即个人或企业出于自愿，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捐赠出去，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以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配置。
与第一次分配、第两次分配相比，第三次分配具有以下显著特征：1、非政府性。
第一次分配是以经济效率为目标，依赖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第二次分配是以普遍公平为主导，依赖政府干预发挥作用；第三次分配是以志愿、普惠的原则，实现主体独立于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部门，第三部门是根据公共利益需求而形成的自发性社会组织，它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是国家职能，第三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责任不必考虑纳税人的要求，而更多地依据组织自身的宗旨承诺，它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可以是面向某一特殊群体的，也可以是互益性、互助性的。
因此，非政府组织的决策和行为不受市场和政府机构的控制。
2、公益性。
第一次分配是以效率机制为主导的有偿性分配，投入生产要素才可能有收入分配；第二次分配是以税收和财政为调节杠杆的分配，通过强制性纳税，公民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第三次分配是由个人或组织志愿的收入分配转移，货币与实物具有单向流动性。
第三次分配的主体—第三部门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不以积累财富或者创造利润为目的，而是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满足公众的社会福利需求。
3、志愿性。
第一分配是市场规律作用自发形成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强制干预下形成的收入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建立在志愿性的基础之上，以募集、捐赠和志愿服务等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第三次分配的志愿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第三次分配主体—第三部门的成立基于志愿原则；第二，捐赠者提供资金和志愿者提供服务也是基于志愿的精神；第三，第三次分配的捐赠与志愿活动都是公开的、志愿性的、非强制性的。
二、我国第三次分配现状首先，从经济层面上看，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第三次分配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居民收入渠道日益多样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同时还是亚太区内超富裕人士最多的国家，超富裕人士拥有的资产都超过3000万美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富转移起到了再分配的作用。
其次，从政治层面上看，慈善事业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2005年11月，国家民政部颁布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对今后五年的慈善事业作了整体规划，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2006年3月，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把“鼓励开展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支持志愿活动并实行制度化”列入政府规划，把发展慈善事业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措施，尤其在汶川大地震后，民政部在现有的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一批规章制度。
可以说，随着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关注程度的提高，政府对慈善事业的重视也必将提到现代化建设的高度。
再次，从意识层面上看，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意识逐步形成。
民间组织和志愿者队伍日益发展，推动了慈善文化在民间的广泛传播。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我国教育的发展，公民素质提高，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的作用还会进一步提升。
三、我国第三次分配存在的问题从目前看，我国的第三次分配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第三次分配的规模尚未形成。
第三次分配的规模包括慈善公益机构数量规模小且行政色彩浓厚和捐赠款规模两个方面。
中国目前非营利组织28万个，美国共有160万个非营利组织，慈善公益机构的数量规模相差很大。
并且从目前慈善机构的运行看，官方色彩浓厚，政府在慈善事业上利用行政手段干预过多，门槛过高。
例如，慈善组织必须挂靠在一个政府机构下面，才能注册成为合法组织。
从民政部的统计来看，2007年我国公众和企业的慈善捐赠(款物)总额超过223亿元。
此外，与慈善事业有关的彩票公益金总额356亿元，光彩票系统的带捐赠性的社会责任投资约200多亿元，来自境外的捐赠(款物)总额达到86亿元。
2007年我国慈善市场资金总额达到约865亿元，约占2007年全国GDP总量的0.35%。
而美国的捐赠款每年都在2000亿到3000亿美元之间，个别年份达到6000亿美元，即使美国每年的捐赠款按照3000亿计算，折合人民币约2.4万亿。
我国每年的捐赠款只是美国的1/28，而我国的GDP是美国的1/4。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两国的慈善规模差别非常大。
可见我国第三次分配的规模还没有形成，空间还很大。
第二，第三次分配的文化尚未形成。
第三次分配不仅是经济行为，也是文化行为，其文化的核心是慈善文化。
很多人认为，慈善是政府部门和富人的事，与普通百姓无关。
然而在富裕人群中间，还没有形成捐赠善款的风尚。
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慈善捐赠中，有80%来自民间，而我国只有10%来自普通百姓。
另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
我国传统的慈善文化已经不能抵御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重压，而新的慈善文化尚未形成，人们对慈善事业的参与不够积极。
第三，第三次分配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
我国现代捐赠事业的不发达与国内捐赠制度的不完善有关。
如虽然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或个人捐赠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减免税，但比例较小。
而且当前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公信度不高，造成了捐款人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
慈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不足以规范、保护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目前，除了1999年颁布实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2003年6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外，迄今全国没有针对性、特定性的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规条款或行政政策文件。
慈善事业无法可依的问题将制约着慈善事业的发展，难以实现慈善事业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四、实行第三次分配的必要性第一次分配靠市场，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风险经济，它讲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政府参与的第二次分配则主要着眼于保证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无法完全照顾每一个公民或者某些特殊群体的利益。
这样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之间就有真空地带，缩小和消除这个真空地带，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大力倡导和培育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主要是以第三部门为主体，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程序将社会资金和志愿服务投入到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中，形成有别于市场和政府的分配，第三次分配充分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理念。
五、完善我国第三次分配的建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而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资金不足、内容有限、覆盖面狭窄、公共服务部门效率低等问题。
因此，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调动社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发挥民间组织的第三次分配作用，这将有助于缓解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更有利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进程。
1、制定与完善有利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和法规。
首先，对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民间组织的审批制度和准入门槛都要进行改革和完善，，鼓励以提供社会福利的民间组织的成立，逐步形成广阔第三次分配的主体市场。
其次，制定和颁布明确民间组织法律地位的相关法律与法规，确定民间组织的法人地位及合法身份，确定民间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将慈善事业纳入法制轨道。
最后，制定对民间组织自律监管的法律、法规，在法制上规范民间组织行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机制。
2、建立与完善有效的民间组织监管机制。
我国现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需要进一步完善。
由于民间组织产权社会性特征，对慈善捐赠资金的运作要接受政府、社会的监督，即形成捐赠登记、新闻发布、相关查询、监管、评估、审计等一系列的监管机制，政府相关部门应合理衔接，使民间组织的发展更具透明度和公信度，激发整个社会对慈善事业的热情和积极性。
要想大力发展慈善组织，就必须(1)增强慈善组织的独立性。
根据现行制度规定，慈善组织是挂靠在政府部门之下的，这种模式影响了慈善组织发展的数量和规模，也导致慈善组织难以接受社会真正有效的监督，催生了慈善组织中的腐败行为，损坏慈善事业在公众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