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叙事结构解读
鲁迅的很多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在这些篇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常见的结构现象：比如我回乡见到了当年的游伴，现在已经成为中年人，我想起了他当年的故事；我回家见到了濒临死亡的祥林嫂，想到了她的一生；或者我回忆起20多年前孔乙己的故事；再不然我在偶然的机缘下得到了朋友弟弟疯癫时期的日记。

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结构特点：别人的故事都是我回乡或者见闻的一部分，而我的见闻和我其它的行为构成了小说整体的故事框架。

这种结构就有两重：首先是“我”的故事有始有终，其次才是他人的故事。

也许他人的故事有一个完整的事件起点和终点，也许他人的故事只是某些片段。

但是在我的视野和记忆当中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这就是我们要探究的鲁迅这类小说结构的基本特点，我的故事充当了一个导入和介绍的作用，像饺子包馅一样，其他人的故事都是这个饺子皮当中的所有的馅料。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疑惑，《狂人日记》也是这样的吗？《狂人日记》其实不是，《狂人日记》的结构和它稍微有点不同就在于：我在文言记叙的部分已经把饺子皮全部准备好了，而《狂人日记》作为一个完全外挂的材料放在后面，但整体结构上和孔乙己的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都是类似的。

正因为这一点，我能够完全知道别人的故事，当然就预设了一种小说的象征，我完全洞察了他人的命运以及他人命运发生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细致解读两层故事结构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说“我”是作为一个思考者和观察者出现的，而别人都是我的观察对象或思考的对象或者说思考材料。

既然他人作为一种思考材料，那么在插曲故事之中，也就是祥林嫂或者孔乙己或者闰土，他们的故事中他们是活动者，却未必是自觉者，而我把他们的一生只取一部分作为记忆或者是叙述的内容，当然就决定了我选择的重点是经过自觉考虑的，我的思考者本能，决定于我是故事的第一主人公。

他们作为我的思考材料，所能呈现的意义就是被我观察，被众人所阅读。

借助于祥林嫂、孔乙己的事情，以及他周边环境的人物和言行，和我们自己身边的社会现实发生对照，于是，祥林嫂和孔乙己，他们的故事在客观上就是一个认识和思考的材料，或者说引发我们思考的基本资料。

于是我们要细致的考虑他们的故事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时间，被加入到“我”的故事之中的，这其实就是次要人物、插曲人物的故事是用什么方式粘接、镶嵌到“我”这个主体人物的故事之中。

衔接
和插入的时间点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是选在春和日丽的时候或选择在寒风凛冽的时候，那本身就对于“我”的见闻或他人的命运有某种特定的象征作用，比如鲁迅小说所有的开端都是选择在岁末年尾，或者是一天之中的夜间明暗未分之际，那就说明他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感受，而祥林嫂的故事开端是什么呢？第1句话已经告诉我们，在我最后一次见到祥林嫂的时候，那是在冬季岁末，而我回忆祥林嫂的开端，第一句话就显得意味深长，“她不是鲁镇人”，当作者在一篇小说的人物出场时介绍他的身份，特意讲明“他是或不是、有或没有的时候”，分明就是一种强调，而否定式的强调就有意凸显“某种有”，既然“她不是鲁镇人”，作者有意在告诉我们这个外来者对于鲁镇的意义是什么，相反我们也应该思考“鲁镇对于祥林嫂这一个外来者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把主体故事和插曲故事互相对照着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另外一个更为隐在的象征内涵，那就是“我”也是一个外来者，小说的第1段已经告诉读者：虽然是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正因为这种背景，所以我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

这一个句子已经告诉读者，他不是回到了一个情感上可以归灵魂上感到安慰的归宿，而是一个暂居之地，就像祥林嫂在鲁镇，不过是一个过客，而鲁镇对祥林嫂也不过是一个暂居之地一样，于是我们看到祥林嫂的故事是在漂泊者的视野当中发生的特殊意味。

“我”的漂泊经历已经被我有意掩盖掉了，但是经过祥林嫂从山里来，又在鲁镇留荡最后被拐卖，然后重新回到鲁镇，这就使得人们对祥林嫂的故事不仅发生一种疑问：祥林嫂的归宿究竟在哪里？祥林嫂为什么始终要流浪在鲁镇？而如果从更为深层的层面上讲，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回鲁镇，为什么又要离开鲁镇的原因。

祥林嫂的死亡和我的离开就有一种深层的象征对话意味，因为祥林嫂她没有其它可以选择的归宿，他从山里逃出来，然后又从山里再次逃到鲁镇，而山里始终是他生命曾经存留的地方，鲁镇也只能给予他一个暂时的比山里好的环境，但终究不是灵魂上可以安息的地方。

而我呢，越是模糊的介绍，“我”不知从何处来，也不知向何处去，越是体现出“我”的有知，“我”的能思考、会观察，与祥林嫂的没有能力思考，只能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形成了更为深层的象征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作者特意选择的故事发生点有三处，第一是我回到故乡的时间，这是在任何小说结构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安排，就是主人公开始故事的时间点，因为任何一个时间点在进入小说叙事的时
候都有其要么是社会文化传统方面的象征含义，要么是身体感觉上的情感印记，要么是作者独特的象征安排。

而岁末年尾作者特意又强调了一个“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于是“新历”是不是已经发生在现实之中，“新历”如果已经发生，而旧历仍然以强大的影响存在，那么新历的价值又何在。

这就隐隐指向了鲁迅写作的那个特定年代，以启蒙者的身份回乡，以启蒙者的眼光去观察，以启蒙者的心态去思考，最终却只能以启蒙者无力改变现实的姿态黯然离开。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我相当于启蒙者的身份变动过程之中，祥林嫂的故事在结构上再一次发生移位，首先，他被外来者能够发现自身的悲剧性；而在他的身边，在他宁愿选择被歧视，还要安居的这个鲁镇，他没有任何可供诉说的对象，只有歧视只有嘲笑，没有任何理解，而仍然要在此地勉强生存，那么人的生存的悲剧性，就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来了。

而祥林嫂与鲁镇人物之间构成了整个插曲故事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的关系，其关系第一在于他与鲁镇人共存却与鲁镇人相异，这种共存而又相异的结构特色在鲁迅的小说当中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说是任何现实主义小说要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必须采取的基本策略。

孔乙己与酒店当中的人，共同在酒店里边喝酒，却屡屡遭受嘲笑而最终洇灭在整个鲁镇的氛围之中。

祥林嫂也是如此，他最初是被人嘲笑的，最后是被人鄙视的，从被人嘲笑到被人鄙视中间经历了被人转卖，被人凌辱，被人驱赶，乃至于默默承受的复杂过程，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祥林嫂身边的人物出现的顺序就是插曲故事结构的最为精致的安排了，我们如果回顾到孔乙己的故事当中会发现，孔乙己身边的酒客从孔乙己出场的时候就都在，孔乙己离开之后还在，那样形成的一种人物生存的结构氛围环是绕烘托型的，众多酒客的存在，只是为了体现出孔乙己一个人的独特性，而在鲁镇则不然，首先我们看到与祥林嫂的命运相关的一个人物是卫老婆子，他是祥林嫂和鲁镇之间的第1个联系人，也是属于引荐者，但是她不是祥林嫂命运的最佳观察对象和应称对象，因而不久他就消失。

随之而来的是四婶，因为祥林嫂的佣工身份，所以他更多的事件必须有四神来亲自见到，并且有四婶转告给他人，但是祥林嫂的故事又不仅仅发生在鲁四老爷家里，它发生在整个鲁镇，甚至发生在鲁镇之外，于是卫老婆子就承担了把祥林嫂的故事，祥林嫂在婆婆家的故事，在贺老六家里的故事转述给鲁镇人，转述给我，这样一个功能，而柳妈是必须出现在最后原因很简单，他是为了使祥林嫂，作者的目的就在
于安排他成为祥林嫂命运悲剧最深层最厚的一块砖石，所以，只有当祥林嫂已经再次丧夫，而且失去儿子的情况下，她和家人团聚的渴望以及她害怕死后给不同的男人所分割这样一种恐惧所压抑才能够使得祥林嫂和柳妈之间的对话成为小说叙事的必然结果，也使得柳妈的建议成为祥林嫂必然听取的内容，以及这种建议，最后无效对于祥林嫂的打击。

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小说在祥林嫂的过去故事被回忆之前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在小说当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见到祥林嫂的那一刻，与回忆祥林嫂的故事又构成了一种结构上的对比，那就是过去的祥林嫂与最近的祥林嫂。

如果我们从小说的基本结构功能来讲，小说是把一个人物一生当中所经历的若干事件，经过精心的考究，形成了一个暗含逻辑因果链的结构，那么后面事件的发生与前面事件的发生有着非常深刻的关联，更重要的是，按照我们现有的因果逻辑来讲，前面的事情的发生为后面事情的发生提供了足够必要的逻辑前提，于是我知道见到祥林嫂最后的处境和我回忆起祥林嫂之前所有的不幸遭遇就容易成关联，那就是祥林嫂从山里逃来，在鲁镇经历的一切、在贺老六家里经历的一切、再回到鲁镇经历的一切，就是祥林嫂最后死前向我问话的逻辑前提。

那么，她向我问话的时候，她问的内容和前面的故事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逃离因为被卖因为丧夫子，所以他有对于死亡之后的渴望又有着对死亡之后更大的恐惧，所以柳妈的建议就有了故事的结构学上的意义，那就是让祥林嫂感到希望，又让祥林嫂感到迷茫，我最后见到祥林嫂那一刻，就极富象征意味，因为祥林嫂在问，而我的回答是不能够提供任何解释功能的，于是这个小说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隐密的结构，“我”能够知道别人的命运，“我”能够知道别人命运的原因，却无法改变别人的命运，别人向“我”来求教，希望从我这儿得到答案，“我”却对于别人应该知道的答案无能为力，这大概就是启蒙者面对被启蒙对象时虽然高高在上具有质的优越感，但是却不能改变其现状，一方面是悲悯的，另一方面又感到了启蒙者自身有着某种无法避免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