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摘要】以广州市为例，首先分析了不同社会制度下郊区化的社会内涵、机制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空间分异，发现郊区化的空间不均衡性，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隔离与排斥，城市“新自由主义”发展策略、管治失效及郊区农村的自发转型成为中国大城市郊区社会空间“隔离破碎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郊区化；社会空间；“非均衡破碎化”；广州市UNBALANCED A ND SEGMENTED URBA N SOCIAL S PACE IN SUBURBANIZATION: A C ASE OF METROPOLIS GUANGZHOU OF CHINA WEI Lihua; YAN Xiaopei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Guangzhou,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mechanism of suburbanization under different social system. It finds that there are serious social segregation, social exclusion, and even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new lib-eralism” urban economy strategy, the failure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spontaneous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suburban in China’s mega-cities suburban gen-erates the above problems.KEYWORDS: suburbanization; social spac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Guangzhou１ 郊区化与社会空间分异——不同制度下的分析１．１ 北美城市“郊区”及其“郊区化”的社会内涵与机制美国城市的郊区化研究侧重于不同种族、社会阶层的迁居动机、社会排斥、社会网络、住房市场等方面，但其根源首先应当从“最先向郊区迁居”的中产阶层的社会分析入手。
工业化初期北美城市的郊区指的是“一个低级的、下贱的、无秩序的人群的居住之所（《牛津英文词典》）”，因而“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郊区的出现必然需要“城市价值观”的彻底转型，这不仅体现在城市中心区和边缘区社会内涵的互变，还体现在工作与家庭的分离，并最终创造出一个“社会隔离”的单一居住功能的新的城市空间类型。
郊区的社会内涵从下等阶层居住区向中产阶层居住区的演进历程是长期的，是中产阶层的精英通过不断的“试错”（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ｒｒ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实现的，首先是银行家、商人为摆脱拥挤的城市中心，追求一种融乐趣、邻里感、财富、家庭生活于一体的郊区生活而开始的；郊区土地的非农开发所带来的可观经济收益更促使中产阶层向郊区聚居。
但从更本质的意义上来看，“郊区”是一种“文化上的创造”，反映的是英格鲁美国中产阶层（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对经济效益的主动选择，譬如１９世纪的巴黎，其工业化程度远高于伦敦，交通技术的不断革新导致的却是工厂和工人被不断运送到郊区，而中产阶层仍忠于城市中心。
１９２０年代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结构是由城市最强有力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选择所决定的”，中产阶层作为城市强势群体，其对工业投资和居住空间的不同选择塑造了同心圆、扇形、多核心等经典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
郊区或郊区化作为中产阶层的“乌托邦梦想”（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ｕｔｏｐｉａ）（Ｆｉｓｈｍａｎ，２００２）是建立在“排斥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的基础之上的，如居住与工作分离、中产阶层的郊外独户住宅与工人的拥挤衰败的内城社区分离、郊外宜人的生态环境与内城被污染了的环境分离开来等等。
内城的工业、商贸业塑造了中产阶层，而中产阶层却在空间上背离了它。
对中产阶层而言，郊区并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更多的是其价值观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众多矿井、工业城镇、重工大城市郊区化中社会空间的“非均衡破碎化”＊——以广州市为例魏立华 闫小培【作者简介】魏立华（１９７７－），男，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博士。
闫小培（１９５６－），女，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１０－３１【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３２９（２００６）０５－００５５－０６【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１【文献标识码】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４０１２５００３）部分研究成果。
城市化研究U r b a n i z a t i on56图１ 北美城市与中国大城市郊区化对比分析Fig.1 Contrast of mega city suburbanization between NorthAmerica and China业区等坐落在郊区，却不被中产阶层所钟爱；中产阶层视野中的郊区应当是“卧城”（ｂｅｄｒｏｏ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但其工作仍在城市中心，“高密度、高容积率的内城与低密度、低容积率的郊区”的空间界限日趋明显，内城被抛弃，留下底层的社会阶级和少数族裔身陷废墟之中，内城多样的种族构成往往促使白人中产阶层迁往郊区（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８５）。
需注意的是，中产阶层在寻找“卧城”的郊区化过程中是具有“选择性”的，个别家庭初始的区位选择被后来跟进的中产阶层家庭放大，最终形成扇形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
１．２ 北美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历程郊区在美国被认为是“能获取产权住房、且低密度发展的城市边缘地带，尤其是对有儿童的年轻夫妇家庭而言（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８５）”，在住房样式、建筑类型，甚至在阶级、种族等方面具有同质性。
郊区是为本地出生的白人中产阶层建立，并为逃离“以移民为主的内城”（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ｉｎｎｅｒｃｉｔｙ）而准备的。
美国城市郊区化的实质是不同种族、社会阶层居住空间分异的过程，在社会空间上呈现“郊区—内城（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ｉｔｙ）”的对立，白人中产阶层居住于郊区，黑人居住于内城（ｗｈｉｔｅ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ｉｎｎｅｒ ｃｉｔｙ）（Ｍａｒｃｕｓｅ ａｎｄＫｅｍｐｅｎ，２０００）。
北美城市的“郊区化”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按照支付能力、生命周期等进行择居的过程，郊区多为单一的居住功能。
中产阶层郊区具有种族的单一性，以满足其对财产安全、人身安全的要求，１９２０年代以来汽车和高速公路削弱了城市中心的通达性，原集中于中心城区的产业、专业商店、办公设施开始遍布于整个都市区。
“边缘城市”（ｅｄｇｅ ｃｉｔｙ）或城市次中心（ｓｕｂ－ｃｅｎｔｅｒ）出现，商务活动、工作场所、商业文化设施增多，并与居住功能相协调，甚至“工作比住房要多”（ｍｏｒｅ ｊｏｂｓ ｔｈａｎ ｂｅｄｒｏｏｍｓ）（Ｇａｒｒｅａｕ，１９９１），但这些工作仍主要为白人中产阶层所占据，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商务办公区等。
不过从整个都市区的宏观层面来看，城市中心与边缘的界限逐步模糊，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单一的中产阶层居住的郊区正在终结，而被“多中心的城市化地区”（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或“离心化城市”（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ｉｔｙ）所取代，如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北美部分城市衰败的内城不断被郊区移来的中产阶层占据，并发生“绅士化”（ｇｅｎ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图１）。
此外，东欧“转型国家”的城市郊区化并不遵循西方传统模式，贫困等因素成为促使居民离开内城的主要原因（Ｔｉｍａｒ ａｎｄ Ｖａｒａｄｉ， ２００１）。
１．３ 中国城市“郊区”及其“郊区化”的内涵与机制１９９０年代部分学者将北美的城市郊区化研究引入中国并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如沈阳（周一星、孟延春，１９９７）、大连（柴彦威、周一星，２０００）、北京（周一星，１９９６；冯健等，２００４）、杭州（冯健、周一星，２００２）、广州（陈文娟、蔡人群，１９９６）等，这些研究描述了人口、工业从旧城区迁出，进驻郊区的“郊区化”进程，并初步揭示了这种“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周一星等，２０００；Ｚｈｏｕ ａｎｄＭａ，２０００）。
中国城市郊区化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于内城外围的近郊区或远郊区新建ＣＢＤ、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以吸引内城人口流入，但非本地户籍的移民的影响日益显著。
哈维（Ｈａｒｖｅｙ，１９８５）用资本流动来解释郊区发展（ｓｕｂｕｒｂ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认为郊区发展与资本积累（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密切相关，并集中体现在郊区化发展的空间不均衡性，促发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隔离与排斥，其中居住郊区化仅仅是郊区化不均衡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全球化资本对郊区化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地方政府亦成为影响郊区化空间取向的重要因素，但政府的参与往往造成社会摩擦与冲突。
中国大城市郊区化的加速发展并不是由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的变化引起的，而是由其他“超个人”的力量使然，资本初始投资空间的随机性及“路径依赖性”（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更加剧了商业及工业郊区化的“空间不均衡”（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进入社会经济转型期之后，中国城市社会正在由过去那种高度统一集中、社会连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
中国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孙立平，２００４）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为无数的片断，称之为社会57碎片化。
社会的碎片化通过空间展现出来，城市内部如外来移民聚居社区、衰落的单位制社区及富人阶层的封闭社区等等，外围郊区的碎片化（包括近郊区和远郊区）亦通过市场机制及政府的空间配置所塑造的不同类型社区体现出来。
有一点需要指出，社会空间的碎片化并不意味着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联系的隔断，而是相互依赖性的增强，是“一个既碎片化同时又联合在一起的世界”（包亚明，２００２）。
郊区的破碎化反映的是郊区社会空间的破碎化。
周一星等（２０００）提出的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发展机制，仅仅揭示了导致人口、工业郊区化的宏观性因素，并未解析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不同类型的工业在郊区是如何分化的，或者说处于急剧扩展中的中国大城市郊区是怎样按照社会阶层、产业等“破碎化”的。
１．４ 广州市的“郊区”及其“郊区化”进程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实证研究均认为“郊区是相对市中心或旧城区而言的一个空间概念”，并未考虑其社会内涵，而“郊区”的范围界定更有待商榷，这些研究将“前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老城区作为市中心，并以此为参照物，而将其他地区统统界定为郊区，如北京市将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确定为市中心，广州市将荔湾、越秀、东山、海珠（部分）四区作为市中心等，依此逻辑，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间中国城市在原历史老城区外围兴建的单位制工业企业均属于“郊区化”进程，这显然是解释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