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及解决对策作者：万书波来源：《科学与管理》2006年第05期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近几年十分关心的问题，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但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以后，由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国家所采取的提取农业积累以支持工业发展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惯性作用，并且工业化水平本身还不够高，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还不强，因而这一阶段往往是农业发展最为困难的时期，“三农”问题也最为突出。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中国有13亿人口，农村人口占了8亿左右。

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与其它先进国家相比，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国家，中国是一个小农国家，这是由于我国的小生产无规模的特点决定的。

中国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而是我们常说的“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近期，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胡鞍刚教授提出，由于农民工的问题，中国应该是“四农”，但不管是“三农”还是“四农”，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局性问题。

有人说，中国的“三农”问题无解。

但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三农”问题必解。

因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一)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农”问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1．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中国人民常说“民以食为天”，但在1994年美国战略研究所所长布朗先生提出一个观点，“谁来养活中国人”，给中国人的天捅了个窟窿。

虽然我们国内从官员到专家都强烈反驳，但必须承认他对我们的警示作用。

因为国际上粮食是战略物资，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谁也养活不了，只有靠我们自己。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农产品从长期短缺实现了向供求基本平衡和相对过剩的转变。

l996年我国粮食突破了5000亿公斤，虽然一个时期略有减少，但长期困扰我们的吃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迈过了农业问题的第一道坎。

以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从全球和人类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2．启动了以农民承包为主的农村改革，从而全面启动和带领了中国的全面改革在生产关系方面我国在农村已经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配置资源、引导生产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正日益显现出来。

在生产方式方面，中国农民所创造的农工商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在改造传统农业的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上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农民生活方面，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农民生活基本完成了从温饱向小康的跨越，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

值得深思的是，在此背景下，在内需相对不足以及总体改革进行到关键时刻，党中央确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体战略，可谓立意高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大手笔!(二)“三农”问题由来已久“三农”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末才被概括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提出来的。

但是，研究中国地理以及中国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华民族一诞生就有产生“三农”问题的土壤。

中华民族在东西季风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在黄土地上种植作物维持生活。

这种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使得中国农民必须搞家庭经营，独立决策、精心管理才能存活，因而几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就奠定了家庭经营的基础。

1．“三农”问题是我国自然社会经济结构和长期历史演变形成的早在秦朝的时候，中国的“三农”问题就开始显现出来，当时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他要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范围内控制一个国家，就必须高度集权，并采取郡县制，任用文官一层一层控制这个国家，从而形成“大国小农”，而小农是基础，县以上是以官吏为主的统治层，形成了“双层结构”。

这种社会是典型的“官民社会”，分为四级：士(官)、农(农民)工(工人)、商(商人)。

城里住着以官为主的各个阶层，服务于官；农村则是农民，所以“官民分开”为轴心形成了“二元结构”，城乡分离。

至今被小学语文课本选用的宋代张俞的绝句：“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绔者，不是养蚕人”，可以说是反映这种二元结构，也可以说是“三农”问题较有代表性的诗句了。

中国几千年以来就是律样。

在以往两千多年中，中国农业曾经在长达十三个世纪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但是在近代化进程中，中国的传统农村面临着严峻的桃战，尤其是十九世纪6O年代晚清被动地启动近代化进程以来，农村和农民一直作为近现代进程的最大牺牲品。

到二十世纪的20～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更加剧了这种矛盾，酿成二十世纪上半期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大动荡。

2．中国共产党把解决“三农”问题当作中国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近代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苦难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

他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即不合理的地权关系。

因此，只有充分动员广大贫苦农民改变旧的统治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

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

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由于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在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之后，迅速转入农村集体化，规模越来越大，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

由于报酬的平均化，势必出现鞭打快牛的现象，极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了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1978年开始发动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帷幕。

十六届五中全会确立的“统筹城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略，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宣言书。

(三)目前“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头版刊发了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写给当时国务院领导的信：“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可以说是描写“三农”问题的点晴之笔。

分析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我们不难发现，由于第一阶段农村改革的核心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这是成功的，当时安徽小岗村农民有句话，叫做：“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但同时，必须承认，也包含着某些消极因素，即：充分尊重小生产，复制、固化着小生产，而这与现代化生产相违背。

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所以，第二步改革的核心，让农民走出小生产，扩大规模。

第二，第一阶段的改革是城乡分割，各自封闭。

农村改革农村的，主要是解决土地承包和温饱问题；城市改革城市的，主要是搞活国有企业。

所以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城乡统筹。

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加之我们长期以来实行了“城乡分治，一国二策”，所以造成现在的“三农”问题，概括地讲是“两低”、“两重”和“两难”。

“两低”：一是农业效益低，二是农民收入低。

这主要是由于农业是弱势产业，同时我国人多地少，基本国情和土地小规模经营性质决定的。

这使得农村市场难以扩大，据统计，占我国70％的农村人口消费总量还不足全国的30％，这自然使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缺少动力。

“两重”：一是农民负担重，二是乡村债务重。

中央已经开始取消农业税，但要注意诸如生产资料、教育、民生等别的消费渠道反弹；乡村债务重也是农村发展的一个隐患，目前，全国乡村两级净负债5259亿元，平均每个乡负债398万元，每个村负债20万元。

这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农村的公共财政危机。

“两重”不解决，不仅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生存条件的改善，而且影响到农村稳定。

“两难”：一是农民增收难，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难。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民数量，这已经形成共识，但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针对以上问题，有同志总结了四句话：该增的增不了——农民收入；该减的减不了——农民负担；该走的走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该留的留不了——农村的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

这就是目前我国“三农”的基本现状。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对策建国以来，我国利用了“工农剪刀差”，农民向国家贡献了数千亿元的巨大资金，短期内建立了我国的工业体系。

没有这个贡献，1978年以后的改革也无从谈起，因为缺乏必备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大城市急剧扩增，前一段时期有一个说法，经营城市。

实际上，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土地、经营农民。

因为城市扩张有三个要素：一是资本，二是土地，三是城市建设需要的廉价劳动力。

这三点都与“三农”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理论界有个说法，以前是“吃肚皮”，现在是“吃地皮”。

当然现在中央采取了最严格的土地政策，现在不大讲这个问题了。

所以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是解决农业本身，二是城乡统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科技——解决农业本身的问题依靠科技解决农业本身的问题，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邓小平说过：解决农业根本还要靠科技。

专家预测：在我国科技总体水平，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成果和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我国的农业科技，尤其是生物技术方面，是和发达国家最接近的。

我国的杂交水稻、克隆、以及转基因技术等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部分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山东省农科院的转基因棉花、果树以及主要农作物育种等方面均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支撑着我省的农业发展，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应重视常规农艺技术的组装、配套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中国的传统农艺技术，几千年来支撑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一旦和现在的高新技术相结合，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为解决“三农”问题、中华民族的振兴乃至人类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城乡统筹——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

一句“咬牙跺脚拿实招”反映出决策层的决心。

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提出两个趋向：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在此背景下，新一轮农村全面改革正在酝酿起步。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在这样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改革的新起点。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内容丰富，从政策层面应坚持“多予，小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土地、农村高度自治、城市化。

1．土地制度土地在我国农村中具有特殊的功能，不仅种植农作物解决吃饭问题，还担负社会保障作用，对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土地是个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