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及其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摘要]重商主义直接催化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迅猛增长, 外资大量流入，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扩大，使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重商主义的种种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正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重商主义; 对外外贸; 影响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经济学说，但即使经济发展处于更高的阶段时，过去的经济学说仍然有效，它会在被扬弃和吸纳综合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新的环节。

重商主义，既是一种理论思想，又是一种政策体系。

本文拟对重商主义进行重新认识，分析重商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并从中引发一些对现阶段中国外贸发展的启示。

一、重商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末，全盛于16、17世纪，瓦解于17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阶段古典经济学兴盛时期。

重商主义的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来的。

在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重商主义被看作一种过时的、幼稚的、可笑的早期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就曾尖锐地抨击过它。

重商主义虽未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它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主张都是为国家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服务的。

可以说重商主义是近代经济学的起点，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也是国家干涉主义的先导。

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欧洲商业活动范围空前扩大；加之西欧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掠夺，大量金银流入西欧各国，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导致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货币财富成为各个阶级共同追逐的对象，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土地转向金银货币。

与此同时，欧洲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的庞大开支，日益需要大量货币。

为了进一步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商业资本家要求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商业资本要实现货币资本的积累，要求国家保护，而封建统治者要进行宫廷挥霍与战争也需要得到商业资本支持，因而两者结成联盟，通过强有力的中央国家来推行新的体现商业资本利益的政策，利用行政措施，尽量地把货币吸收到国内来，重商主义就是这些措施在理论上的表现。

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

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历史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Stanford和法国Montch- restien，他们认为货币即是财富，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的每笔交易都保持顺差，奉行绝对的“少买多卖”原则，以增加货币的流进，因此被称为“货币差额论”。

早期重商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主要是直接管制汇率和贵金属交易的方法实现国内贵金属的存量增加。

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Thomas·Mun，他们主张保持全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不反对本国金银的流出，只求有顺差即可，因此被称为“贸易差额论”。

晚期重商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则是以贸易管制政策为主要手段，实现国内贵金属的存量增加。

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国际贸易中，一国的收益来自他国的损失，因此，要使国内生产者受益，政府必须为限制进口而设置一系列关税和贸易壁垒，同时对该国产品出口进行补贴。

自亚当·斯密以来，众多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驳，认为其提倡的贸易政策将社会利益的优先次序本末倒置，严重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

如亚当·斯密曾指出，一国的实际财富不是贵金属的存量，而是该国国民所能消费的本国和外国的商品劳务的种类和数量。

马克思也曾批判重商主义，把金银作为一切商品的等价物，当成社会财富的唯一形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货币，指出这是重商主义从商业资本运动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对现代生产方式探讨的结果。

二、重商主义的主要经济思想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英国的托马斯·孟(1571—1641)于1621年出版了《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马克思称它是重商主义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亚当·斯密称它“不仅成为英格兰而且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准则。

”该书主要思想是：1、强调商人和对外贸易在增加财富中的作用。

商人是对外贸易事务的承担者，是受之无愧的国家财产的管理者。

英国没有金银矿，所以只有出超的对外贸易才是国家致富的手段。

2、反对禁止货币输出的主张。

货币必须在流通中才能增值。

因为输出货币可以换得商品进行加工，然后再输出；如果输出有困难，则可以等待时机再输出。

如果货币保留在国内，却会因国内货币增加而引起商品价格上涨。

3、提出发展对外贸易并最终保持顺差的措施。

主张增加本国商品输出和减少外国商品的消费。

一方面，需要缩减对外国商品消费的开支，开垦荒地，种植自己所需的原料；另一方面，增加为出口而生产的产品，这就要求发展本国手工业，增加人口，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要。

同时，出口商品的价格应注意不能太高，价格的提高应以不使销售量减少为限度,以增加竞争能力。

4、主张发展航运业及转口贸易。

用英国船来运输自己的全部商品，发展航运业，这样既可获得运费，又可获得利润。

同时重视转口贸易，特别是获得丰厚的殖民地商品的转口贸易。

5、要求实行保护关税。

法国重商主义的实践家让·巴蒂斯特·科尔培尔，在担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期间制定并推行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1)鼓励本国工业发展，特别强调发展皇家手工工场；(2)取消国内一部分关卡，统一税率，改革税制，将实物税改为货币税；改善交通，便利国内贸易；(3)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禁止外国工业品输入，鼓励原料进口。

同时禁止本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出口；(4)建立海军，发展航运业，建立庞大的舰队和大型商船；建立印度与美洲的贸易公司，以发展海上贸易，尤其是远洋贸易；( 5) 推行殖民扩张政策。

提出贸易就是常年贸易，竭力与英国、荷兰相抗争，以控制整个北欧市场。

这些政策的实施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法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因此达到了顶峰。

重商主义作为文艺复兴运动和新航路开辟之后的第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重商主义的政策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实际上，重商主义就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起源”。

英国经济史学家埃·罗尔说：“在《国富论》发表以前的一百年里，全国规模的工业与商业管制逐步加强的真实意义在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达成了他们的使命”。

熊彼特也持同样观点：“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工业革命不是单纯的技术(蒸汽机)革命，而是一种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农业)”。

三、重商主义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尽管重商主义历史久远，并且有其自身的缺陷，但它对现实仍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仍然可以恰当解释现实中的某些经济现象。

它积极发展出口工业的主张，是一批工业强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重商主义者以及其后德国李斯特、美国汉密尔顿提出的积极发展出口工业、提高产品质量、保持出口优势的观点以及保护关税的措施，至今对发展中国家制订对外贸易政策，仍有参考价值。

长期以来，中国贸易政策奉行的是以“出口创汇”为基本原则的传统贸易战略。

为了扩大出口创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

“出口导向”贸易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外贸出口连续20多年保持高于GDP增速一倍的速度增长。

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本身由改革前的“调剂余缺”变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04年我国贸易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56倍，由1978年的世界第26位，上升到世界第3位。

外汇储备由1978年的8.4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底6100亿美元，2005年底达到8139亿美元，居全球第二。

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却对这种现象表示关注甚至担忧，这种担忧来自于我国对外贸易所表现出的重商主义政策的局限性。

持续的贸易顺差对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来说并非是一件好事。

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中国贸易成本的上升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潜在损失，也带来了诸如国内企业不成熟、中长期贸易条件的恶化以及与贸易对象国的摩擦加剧等负面影响。

随着贸易失衡程度的加剧，将会威胁中国经济的稳定。

我们实施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只是利用了自己国内的资源，加工成成品然后出口到国外去, 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本国资源的消耗。

因此，我们应该从传统的追求贸易顺差转变到贸易差额基本平衡或保持适量的贸易逆差上来。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发展要注重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节约能源消耗。

这就要求未来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要发生变化，首先，保持资源性逆差，增加石油、矿石等资源的进口；其次，保持补偿性逆差，中国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及技术密集型高科技产品稀缺，应增加这类商品的进口。

总的来看，原有发展战略下重商主义的实质是对国力的透支，它不仅透支了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也透支了中国的生存环境成本，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发展方法，很多弊端还将在日后不断显现出来。

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有这么几项：一是恢复人民币应有的购买力价值；二是恢复国内一些资源和要素应有的价值；三是进行国有金融部门改革，银行部门市场化；四是壮大工人的劳动组织，发挥工会的维护工人利益的功能，将劳动力价格真正实现市场化；五是政府改革要加大对政府部门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建立政治民主机制，在更大程度上遏制权力腐败。

当今中国新时期的发展战略，需要超越过去传统的重商主义，积极改革，赋予“重商”，“重工”，“国家干预”等新的内涵。

新条件下的“国家干预”政策应为：(1)主要通过改善外部环境的办法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谨防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重蹈苏联及东欧“休克疗法”的覆辙；(2)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购买力的方式来减缓城市生产过剩的压力，谨防类似法国“重农主义”思想导致农村与城市关系紧张的出现；(3)利用加入WTO的有利时机，通过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方式输出我国的过剩生产力，谨防其它国家利用环保、安全、健康、倾销等各种变相手段抵制我国产品出口，当让则让，当争则争，趋利避害，因势利导；(4)加强社会保障，谨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渗入，避免由于社会差距拉大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国家应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有了保障并且没有根本矛盾的情况下逐渐实行政治文明和文化进步；(5)我们也应当看到，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军事武装一直是其现代化进程的后盾与保障，今天仍然是这样，因此，加强国防建设应该成为我国一项长期而不容忽视的任务。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重商主义并未在国际竞争中过时。

重商主义政策的根本取向是富国强兵，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保护本国经济利益。

中国的外贸发展曾经受惠于重商主义政策，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全球经济的变化，重商主义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阻碍经济整体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