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各种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不仅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它为我们提供新闻、信息和知识，帮助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动向和变化。

许多传播内容，例如报道的新闻或传播的信息是否真实，刊登的广告是否可靠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受众的利益。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前几年非常知名的一起事件——南京彭宇案。

案件回顾：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徐姓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

人来人往中，徐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

此后，徐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并将其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

2007年4月，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

彭宇的妻子在代他出庭答辩时，没有说彭宇是做好事，只提出：“原告受伤非被告所导致的，不应该承担责任。

”
一审二次开庭时，彭宇在答辩中表示：“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但不是与原告相撞。

”当被问及把原告扶起来出于什么目的时，他回答：“为了做点好事。

”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不服提起上诉。

南京中院于2007年10月初进行调查，并在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查找到事发当日双方分别报警时的两份接处警登记表，其中的“报警内容”一栏，均记录了两人相撞的情况，这些新证据为澄清事实提供了重要佐证。

二审开庭前，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彭宇一次性补偿徐寿兰1万元。

对于调解结果，彭宇最近也表示，在2006年11月发生的意外中，徐寿兰确实与其发生了碰撞，事后经法院调解，他对结果表示满意。

但是，在一审期间，彭宇曾主动打电话给一位网站论坛版主，表示自己因做好事被诬告，将一个老太扶起后反被起诉，希望媒体关注此事。

该版主立即用短信将这一情况通报给南京十多家媒体和网站记者。

一审判决中，法官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的一些不恰当的分析推论，迅速被一些关注“彭宇案”的媒体抓住、放大，引起公众的普遍质疑与批评。

由此不断升温的报道将对此案的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在道德追问中忽略了对事实真相的探究。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尽管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相撞的事实和结论是对的，适用法律也是对的，但公众普遍接受的‘彭宇案’信息，却是此案‘判决不公’‘彭宇是做好事反遭诬陷赔偿’，产生的负面效应是频频见之于报端、广播、荧屏等传媒的‘老人倒地不能扶’‘好人做不得’的道德评判。

媒体要反思，在这件事上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彭宇案”的争议恰在于两人是否相撞、谁撞了谁，证人陈二春都不能证明该段事实，舆论凭什么认定彭宇是做好事呢？这场好事能不能做的大讨论以案件的待证事实为前提，参与其中的人，有多少人在乎或试图追寻案件的事实真相？假道德之名的这场秀，结果扩大了案件的消极影响，为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推波助澜。

如果确实关注全社会道德水平，媒体更应当客观反映双方争议，消减案件的不利影响，而不是制造人人自危的局面、热衷于夸大道德危机感。

在法院多数判决书不释明的背景下，一审判决详细地写出了法官的推理过程，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一审法官还原事实真相的努力，就急着在搞不清归责原则、也不知道情理分析和逻辑推理是法官断案的常规方法的情況下，去批驳一审判决书，很多观点真是贻笑大方。

如果当年法院在已经掌握新证据的情况下，选择判决而不是和解，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媒体应当客观报道，通过法学理论探讨，提高舆论监督水平。

不可否认，目前，全民的法律意识加强了，但是法律素养有待提高。

不客观的情绪宣泄、人身攻击和谩骂、人身威胁……这都是社会文明的退步，是对言论自由的滥用，是对他人人身名誉权利的侵犯，为法治社会所不容。

不客观、不切题的舆论和网络暴政，不能推动法治社会的到来，也无法形成对司法机关的有效监督和约束。

行政不应当干扰司法，舆论也不可以。

媒体，作为社会的良知，应当客观、及时、全面地报道，但是，媒体也要有职业操守，应该走出“坏消息才是好新闻”恶意炒作的怪圈，捍卫新闻的尊严与价值。

应保持真正的价值中立，不客观的、简单的情绪宣泄、肆意的人身攻击和谩骂、“集体无意识”的跟风渲染等，都是对社会文明的亵渎，是对言论自由的滥用，是对他人人身名誉权利的侵犯，为法治社会所不容。

与此同时，全社会的成员也要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不能机械、不客观地看待社会和社会问题，尤其不能陷入诸如“公务员就是官员；官员就是贪官；警察都是警匪一家；执法者都会官官相护……”这样不切实际的认知当中，在网上不能一时兴起，跟风传谣信谣，为不负责任的舆论和网络暴政推波助澜，毕竟，事实终究会水落石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