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言学》第8卷2006年第3期265-271页,北京《现代汉语:历史与社会语言学》述评P.Chen著李晋霞刘云述评Chen Ping(陈平)《现代汉语:历史与社会语言学》(M odern Chinese:Its H istory and S o2 ciolinguistics)199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主要是供国外的汉语教师和学生使用的。

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写作目的,作者以还原现代汉语的发展史为目标,在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下,从现代汉语口语、现代汉语书面语、现代汉语书写系统三个方面出发,对自19世纪末至1990年代的现代汉语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了翔实、全面的考察,对外国人系统了解现代汉语和汉语的现代化过程极有帮助。

这本书是写给外国人的,但对于国人而言也很有价值。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应该对它的历史有所了解。

现代汉语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但现代汉语的发展史我们却未必都知道。

特别是对于没有经历过汉语拼音化、汉字简化这些“语言运动”的年轻人来说,现代汉语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更是所知甚少。

读完本书,这个缺憾会得到很大的弥补。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学习了这本著作之后萌生了把它介绍给国内读者的想法。

该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现代汉语口语、现代汉语书面语、现代汉语书写系统。

下面择要介绍。

1.现代汉语口语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现代汉语口语的建立和发展;标准现代汉语的规范和变异;标准语和方言。

1.1现代汉语口语的建立和发展在简要回顾19世纪末以前的汉语标准口语的历史之后,作者重点论述了19世纪末以来现代汉语标准口语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鸦片战争使国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由政府组织或民间自发的振兴中华的运动蓬勃发展,语言改革也是其中最为紧迫的一项任务。

很多方言之间不能相互交流,在这一现实面前,建立和发展标准的现代汉语,并改革书写系统,就成为汉语现代化的两个最主要的任务。

受日本的启发,几位知名学者将日本的“国语”这一概念引入中国。

在他们的努力推动下,国语被确立为现代标准汉语。

1911年清朝灭亡前夕,《统一国语方法案》通过。

由该法案可以看出,学者们在建立和发展现代标准汉语方面达成了以下共识:(1)国语的标准不止语音一个方面,还包括词汇和语法;(2)国语应主要建立在官话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建立在北京话的基础之上,应具有正确、文雅、合逻辑的特点;(3)现代标准汉语不应该只建立在某个单一方言或单一方言群的基础之上,而应包含不同特点,容纳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

这些设想和建议成为“国语运动”的基本使命。

本刊网址:htt p://562民国成立后,语言规划工作延续着1911年的《统一国语方法案》继续进行。

此时,“读音统一会”成立,任务是确定现代标准汉语的语音标准。

1913年,“读音统一会”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同时拟定“注音字母”。

这些成果集中体现为1919年出版的《国音字典》。

该字典中国语的语音,后来被称为“老国音”。

就语音系统而言,“老国音”是一个人工语言,实际上没有人说。

《国音字典》出版不久,就有人对其中国语的语音标准提出质疑。

如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书中就对“老国音”的“人工性”提出了批评。

在国语的语音标准问题上,学者们也分化为两派,一派是“国音派”,坚持国语的语音系统应容纳不同的特点,一派是“京音派”,坚持国语的语音系统应完全建立在北京话的基础上。

历经十多年,“京音派”获胜。

这一时期,“国语运动”的参与者逐渐意识到,国语在字调的音值以及语音的其他重要方面均应完全建立在北京话的基础之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语统一筹备会”着手修订国语的语音标准。

至1926年,国语的标准语音完全建立在了北京话的基础之上,“老国音”中人为的语音上的区别被取消。

这个新的国语语音标准被称为“新国音”,集中体现在1932年修订的《国音字典》中。

这时的《国音字典》被重命名为《国音常用字汇》。

新国音代替老国音,在汉语标准口语的建立上意义重大。

1930年代之前,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汉字的书面读音,而在1920-30年代,在汉语历史上第一次把北京现代口语的语音确立为标准语音。

显而易见,这一标准也是书面语音的标准。

从1920年起,教育部下令小学一、二年级语文课所授主要内容由“国文”(即“文言”)转向“国语”(即“白话”),这标志着“国语运动”的一个新纪元。

1937年日本大规模侵华,“国语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语言改革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努力。

1955年10月,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其目的在于就新时期语言规划的某些基本问题取得共识,如新的语音方案、汉字简化方案、现代汉语口语和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标准。

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现代汉语的标准形式被定名为“普通话”,并于1956年获得了正式的定义。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大大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

普通话推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行为。

1955年普通话推广轰轰烈烈地开始,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全面展开,至1959年,随着政府关注于其他事物,普通话推广的热情迅速降低。

在1960-70年代,除了个别地区以外,普通话推广基本停滞。

“文革”之后,普通话推广得以继续进行,但热情和力度不及1950年代中期。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回顾了自1950年代以来的语言规划工作,并制定了以下于20世纪末完成的目标,如普通话成为学校的教育用语;普通话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语言;普通话成为广播、电视等领域的传播语言;普通话成为不同方言区之间人们的通用语。

这些目标与1950年代中期制定的目标并无太大不同。

这表明,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普通话推广活动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未完全实现它的既定目标。

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进行了几次推普成就的调查,由这些调查可以看出,与1950年代662当代语言学早期相比,推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普通话的普及上,不同地区和社会团体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除了推普措施的力度之外,以下几个因素也制约着推普的成效:(1)在不能相互沟通的方言区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强势方言。

这种强势方言将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普通话的推广。

(2)不同地域方言之间的同质程度。

一般而言,普通话的推广,语言异质地区比语言同质地区更为容易。

(3)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

经济发达地区与外界的交流更为频繁,推普更为容易。

(4)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教育越发达,推普成效越显著。

从1980年代起,中国大陆的经济迅速发展。

偏远地区的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接触到以普通话为主要广播语言的各种媒体。

理解普通话的人数在稳定增加。

不同方言区之间,普通话作为通用语的情况也在逐渐增加。

中国大陆正沿着普通话和方言并行的道路稳步发展。

此外,作者对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标准现代汉语的推广也做了介绍。

1.2标准现代汉语的规范和变异这一章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标准现代汉语的语音;标准现代汉语与北京话的不同;地方普通话;台湾和新加坡的标准现代汉语的规范。

1.3标准语和方言这一章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方言接触;标准现代汉语和方言在社会功能方面的差异;对方言的语言政策;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标准语与方言。

2.现代汉语书面语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建立和发展;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规范和变异;方言书面语。

2.1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建立和发展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次系统地论述了把白话作为汉语标准书面语的问题。

陈独秀等也持同样的主张。

他们的积极努力使“白话代替文言”的思想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白话代替文言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中央政府1920年下令,小学一、二年级改授国语,所有教科书用白话写作。

主张将白话树立为标准语的论文大量涌现。

仅1920年一年之中,用白话发行的报纸和期刊至少有400家。

1920年代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白话文著作,它们的出版进一步证明:用白话也可以写出与文言媲美的著作。

不到十年的时间,白话就成为标准书面语的基础形式。

白话代替文言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五四运动”之后的数十年中,书面语有四种主要形式:传统文言、现代文言、传统白话、新式白话,这些书面汉语形式均有各自的用途。

与1920年之前相比,学生们接触文言的机会少得多了,但是另一方面,文言仍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

这一时期,学生们的书面汉语水平令人失望,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白话仍在发展之中,还不能胜任书面语的各种功能。

学校所授内容不能使学生获得真正的书面语能力,这使得语言教育,特别是书面语教育,成为1930年代初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主张重振文言,响应者很少;另一种主张改造白话。

1930年代,以瞿762 2006年第3期秋白、陈望道为首的学者们掀起了“大众语运动”,促使书面语与大众口语更加接近。

现代之前的传统白话主要建立在江淮官话的基础上。

自清末开始,则主要建立在北方官话的基础上。

现代汉语书面语没有因方言的不同而分化为不同的形式,最主要的原因是典范的白话文著作的强势影响。

但是,另一方面,不论这种强势影响的力量有多大,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总是免不了带有自己方言的特点。

1920-30年代,大量有影响的作家都来自吴语区,其著作也均表现出吴方言的特点。

随着这些著作的流传,吴方言的某些特点也最终成为规范的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一部分。

台湾、香港、新加坡也是如此。

台湾和新加坡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主要受闽南语的影响,香港则主要受粤语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这四个主要的汉语区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上呈现出一些差异。

在现代汉语书面语规范的形成上,古代汉语和外语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大陆自1949年后,文言的使用大为减少。

据罗常培和吕叔湘的观点,1949年之后白话才全面战胜文言成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标准形式。

与大陆相比,1940年代之后,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些汉语区中,文言的使用仍占有较高的比例。

2.2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规范和变异这一章主要讨论了五个问题:(1)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新的语法规范。

(2)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语法规范的地域变异:台湾、香港、新加坡。

(3)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新的词汇规范。

(4)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词汇规范的地域变异:大陆与台湾;香港;新加坡;词汇规范地域变异的减小趋势。

(5)现代汉语书面语发展中的语料规划(cor pus p lanning)。

在中国大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语法标准化远没有像词汇标准化那样取得显著的成效。

台湾与大陆相似。

香港的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语料规划工作不如大陆和台湾积极。

新加坡在华语的标准化方面向大陆看齐,但是当地方言和其他语言对华语规范的影响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