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现实与语言之旅——王家新2008年11月7日(2008-12-23 08:48:00)标签：杂谈分类：素材在通向黄山的路上夜里九点，从黄山屯溪机场出来后，参加“2008帕米尔诗歌之旅”的中外诗人乘车前往黟县，正好我和从美国来的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及他的夫人、诗人布伦达•希尔曼(Brend Hillman)坐在一辆中巴的最后一排，车在黑暗中行驶，我们便一路上谈了起来。

哈斯可不是一般的诗人，他是美国第八位桂冠诗人（1995—1997年度），多次全美图书奖、普利策奖的获得者。

但他却是那种一见就让人感到很亲切和温暖的人，“你看上去真像是弗罗斯特啊”，在北京初次一见面，我就禁不住这样对他说，他笑了：“早就有人告诉我这个了”。

碰巧的是，和弗罗斯特一样，哈斯也出生于旧金山，生长于加州北部。

我不曾访问过旧金山，但我曾在那里的海湾机场转机逗留过，在强烈的阳光和发蓝的深邃大气中，我看到远山的积雪闪耀。

而这，也正是眼前这位诗人给我带来的感觉。

我难忘那近一小时的轻声交谈。

因为我特别喜欢米沃什的诗，而哈斯是米沃什在美国最主要的译者，所以在车上我主要就问他这个。

他说他的翻译是和米沃什一起合作的结果。

他们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书，并且住在相邻的街区。

一谈起米沃什，哈斯的脸上就放光（即使在黑暗中，我也感到了那光亮）。

在他的神情和语调中，有着对一位伟大诗人的崇敬，又有着友人之间的那种友情和默契。

一次他们译完一首诗，都感到非常满意，米沃什像个孩子似地嚷嚷了起来，“啊啊，你怎么没告诉我你喜欢这首诗？”讲到这里，哈斯笑了起来。

我想到米沃什在中国的译者、诗人张曙光访美时，曾到伯克利访米沃什不遇，他只是登上了伯克利校园里的钟楼，从那里眺望米沃什不止一次描写过的加利福尼亚海湾。

咳，曙光当时真应该去找哈斯呀！他译米沃什时，主要依据的正是哈斯那杰出、优异的译文！我更多地明白了为什么米沃什的诗在英语世界那么有影响了。

伟大的诗歌有赖于伟大的翻译。

或者说，伟大的翻译照亮了伟大的诗歌，使它在人们面前熠熠生辉。

“诗歌如何回应现实”清晨，在一阵喳喳的鸟声中醒来。

推开窗户：静谧的竹林、带雾气的山丘……用一位诗人后来的话说，好一幅前工业社会的图景！我们住在黟县（据说这是中国内地人口最少的一个小县）城边上一座传统徽式风格的山庄里，这里如此安静，刚从北京来，我的耳朵都有些不适应了。

诗会的主题是“诗歌如何回应现实”。

住在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所在，欧阳江河说这是一个“现代性”被减缓、被过滤的地方。

但我想现实完全可以有着不同的读解。

我们坐着旅游专线的小飞机而来，来到这里喝着进口咖啡看远山，难道这一切和“现代性”就没有关系？这一切，也许正是“现代性”的产物。

这也印证了美国纽约派诗人罗恩（Ron Padgett）在会上所说的：现实具有欺骗性。

的确，说到“现实”，首先引起的就是困惑。

布伦达在发言中坦承“如何回应现实”这样的话题让她很困惑，她说英语中“现实”（reality）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源是“给予的事物”，柏拉图则认为现实是幻影。

这样的“现实”是很难获知的。

在今天，诗人们不能不生活在一个悖论的世界上。

他们只能把自己边缘化（她称之为“英雄主义式的边缘化”），把晦涩作为拯救。

她这个开场白引起了哈斯的反响。

和一些中国批评家往往把现实看作是重大的社会现象的看法很不一样，他说有看得见的现实，但也有看不见的现实，我们呼吸的空气，包括胃里的细菌是不是现实的一部分？人类就像发明上帝一样发明了现实这个词。

但现实应有所限定，不然它就会超出诗的表达能力。

他还引用了米沃什在《诗的六讲》中的一句诗：“现实，我们能对它做什么？它在词中的什么地方?”这样的发问真是耐人寻味。

会议主持人西川则作了一些解释。

他说在中国传统中，人们一般是用儒家的眼光读诗，用道家的眼光看画。

而这些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和动荡的世界上，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更是困扰着中国的诗人们。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诗会的主题是“诗歌如何回应现实”。

我理解这种用意。

但是正如加拿大诗人蒂姆•利尔本（Tim Lilburn）所说，我们最好还是离开关于现实的宏大叙事，回到个人的现实、语言的现实。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现实感”都很不一样。

比如当我说“杜甫是一位现代诗人”时，我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里、什么样的现实中呢？因此我赞同哈斯的建议：让“经验”“感受”这类词加入我们的讨论。

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们当然不能不关注现实，但诗的写作与其说是来自对现实的回应，不如说来自对个人经验的挖掘。

诗是“经验”的生长、转化和结晶。

不过这一切，反而印证了这个话题的有效性。

它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来自西班牙的诗人胡安（Juan Carlos Mestre）用激越的声调宣称：诗人的现实，不是现实的现实。

他要致力于“语言的乌托邦”，以唤回诗的尊严。

而早些年曾提出“拒绝隐喻”的于坚，在发言中也来了句隐喻：现实是果酱。

这可能来自他早上往面包上抹果酱时的灵感吧。

但如果我们这个会是在东北的某个地方开，席间端上来一锅热腾腾的酸菜炖肉（里面可能还有大虾、海参、冻豆腐什么的），那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一锅“东北乱炖”！困境和难度这次交流最多的，是和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萨拉蒙(Tomaz Salamun)。

我们一见面，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近，后来我们开会时坐在一起，吃饭时也往往坐在一起。

萨拉蒙在东欧和美国都挺有影响，他的诗被美国诗人查尔斯•西米克等人译成英文，他自己也经常在美国大学教授创造性写作，他和许多诗人都是朋友，比如近些年来为中国诗人所关注的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

说到扎加耶夫斯基，我说到我的一次经历：去年访美期间我在哈佛大学旁边的书店挑了一本他的英译诗选，到柜台付钱时，年轻的男店员眼睛一亮“你也喜欢他的诗？”说着，他从自己的背包中掏出了同样一本诗集，说他上下班的路上就读它！听我这样说，萨拉蒙两眼直放光，“好！好！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告诉给扎加耶夫斯基！”是啊，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一个诗人呢？！但是，对一个诗人的压力也永远存在着。

我听萨拉蒙讲了他的经历，那几乎和文革后期以来北岛、芒克他们的经历是同一个故事。

因此，他会在会上这样说：写作的压力到处都有，很难说在某个国家感到的多，在另外的国家感到的就少，天知道？！写作是一种历险，仿佛被鲸鱼吞了进去，仿佛是在梦中，但又是清醒的……借用策兰的一句话，这才是我从“深海听到的词”！因为它越过生活的表层，深入到写作的内里。

写作不仅是有压力的，它本身就应该是“困难的”。

因此我在会上谈到了“写作的难度”问题。

说真的，我担心的不是人们关不关心现实，而是在一个让人“坐不住”的时代，我们的写作能否保持深度和难度的问题。

因为会上的中外诗人不时地提到策兰，因为策兰对欧美一些后现代诗人和语言诗派诗人影响甚大，我谈到策兰的语言实验，比如策兰《低水》一诗中的“一个沙吧/立在一个小小的/不可通航的沉默前。

”“沙吧”（sand bar）显然是策兰杜撰的一个词。

“吧”是人们交流、谈话的所在，而这个吧却是用“沙”垒成的，且立在“一个小小的/不可通航的沉默前”！这真是显现出一种罕见的思想深度。

那些内里贫乏却热衷于玩语言游戏的“先锋派”们能写出这样的诗吗？正因为有策兰这样的诗人，我感到我们的一些话是不是说得太轻易了？我们的写作是不是太雄辩、太聪明，或太流畅了？而策兰的诗让我高度认同，就在于它既是对难度的挑战，但同时又是对难度的显现和保持。

他的一些诗，正如杜甫晚期的诗，把一种写作的难度提升到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

我的这些谈论，引起了与会一些诗人的反响。

布伦达在她送给我的诗集上这样写到：“我喜欢你的诗和你关于写作的难度的思想，我说，更困难！”也许，正因为这种难度，才对一个诗人构成了真正的激励。

诗会期间，萨拉蒙一下子送我了他四本英译诗集，并对我说：“家新，你一定要到斯洛文尼亚来！你知道吗？里尔克的杜依诺城堡，就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是吗？我的眼一亮，我仿佛已看到了那座立于悬岩之上、迎向狂风和大海的古堡，如一个艰难的星座，在茫茫时空中为我们再次升起。

诗歌的“漂流瓶”诗会第二天，来自美国的安妮•沃尔德曼（Anne Waldman）便提出要朗诵。

她是金斯伯格当年的朋友和小伙伴，现在被视为“后垮掉”代表性诗人。

诗人们聚会而不朗诵诗，在她看来太奇怪了，于是大家同意了她的提议。

晚上，山庄庭院的烧烤花园里，安妮第一个站起来朗诵，她读（准确地说是“表演”）的是一首《给虚无上妆》的长诗。

发蓝的夜色中，那女巫一样尖叫、燃烧的声音，甩动的长发，还有不时飘来给朗诵者“上妆”的烧烤的白烟，真把我们给看傻了（我瞄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哈斯，他干脆把头仰到藤椅后面，养神去了）。

我们的邻座，本来是一桌大声喧哗的本地人，似乎也被镇住了，最后居然走过来向我们敬酒。

安妮的诗，包括她那一路垮掉/后垮掉诗人的诗，就个人口味来说，我其实并不怎么欣赏，但她的朗诵真的很吸引人。

尤其是后来她在另一个场合朗诵的一首和动物保护有关的诗，使我受到很深感动。

她的朗诵伴随着她儿子创作的音乐，音乐中居然还不断出现了濒临灭绝的海牛的鸣叫声。

这不仅让我体会到诗人内心中的那种哀痛，也让我领略到诗歌朗诵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魅力。

遗憾的是，似乎大多数中国诗人只会“念诗”而不会“朗诵”（用于坚的话说，“念”字带着一个“心”字，所以他只“念”而不“朗诵”）。

我这个人天生嘴笨，而且带口音，每次上台“朗诵”总像是被押赴刑场一样，但我多么希望其他中国诗人在这方面有更勇敢、更富有创意的尝试！但是中国诗人的诗，用萨拉蒙等人的话来说，也在他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他们为此甚至多少有些惊讶。

在来中国之前，他们似乎只知道北岛。

这次他们深入到“腹地”中来了。

一些与会中国诗人的作品英译，如西川、于坚、欧阳江河、宋琳、蓝蓝等人的诗都受到赞誉，蓝蓝的《风》（“风吹走他的内賍亲人的地平线。

/风把他一点点掏空。

/他变成沙粒一堆粉末/风使他永远活下去——”），我就听到布伦达很兴奋地一再谈起。

哈斯也专门找到我谈我的那些诗。

他说一些西方人读中国诗只是了解一些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但这次他们面对的是“作为艺术的诗”。

他喜欢《尤金，雪》、《田园诗》，说这种写法很奇妙，而且很有深度，尤其是诗片断《冬天的诗》、《变暗的镜子》，他说对他来说它们“完全是新的”，他从未读到过这样的诗。

他甚至用了一个词：brilliant。

因此他们十分关心中国诗歌的翻译、出版情况。

他们说中国现在这些诗人的诗完全应该在美国出版，不仅汉学界，美国读者和诗人们也会很感兴趣的。

但问题就在这里：谁来翻译和出版呢?在美国有志于中国现当代诗的人本来就很少（似乎汉学家们都去翻译小说、研究电影了），更没有什么真正有影响的诗人和出版社加入到这种翻译、出版中来。

而诗歌翻译最好经过诗人尤其是优秀诗人之手，否则它只能在汉学界打转，谈不上真正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