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做人胡雪岩做事》四第四章曾国藩的以退为进之策识时务者为俊杰。

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所以，一个人要识好歹，明时务，知进退。

曾国藩在为人处世过程中坚持以退为进的策略，平时善于藏住自己的锋芒，善于明哲保身。

羽翼未丰时绝不乱动，坚持龙蛇屈伸之道。

这使得他能够安全渡过各种险恶之途，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羽翼未丰时不可乱动【曾国藩做人语录】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断扩大着势力范围。

1853年，太平军连克数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

是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庐州(现安徽合肥市)。

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

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不安。

每当听到一个城池被攻破，他的心病都会加重一分。

他不愿清朝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又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下旨让曾国藩率湘军前去支援。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黄州纷纷告急，曾国藩接二连三地接到出兵救援的诏令。

但曾国藩拒不出兵，只是上奏解围之法，惹怒了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联看!”很显然，当时的曾国藩有着很大的压力。

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并非有意惹得龙颜大怒，不接旨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

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

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他在书信中也向朋友提到过“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为此，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

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

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

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

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绝对不宜出兵。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在清政府中地位显赫。

他对曾国藩的仕途影响很大，每当曾国藩遇到处理不好的事情时，吴文镕总能够给他帮助，为他说情。

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

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自然知道轻重缓急，他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

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

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龙蛇屈伸之道【曾国藩做人语录】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对于屈伸之道，曾国藩有如此理解：《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

”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

如危行，伸也。

言孙，即屈也。

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咸丰四年(1854)春，曾国藩湘军已成规模，陆军、水军、炮兵均已编定并训练完毕，可以作战。

曾国藩初次出兵，兵分两路救援湖北。

水军行至岳州时，忽然刮起了大风，几十艘战船沉入江底，湘军溺死者不少。

陆军战况亦不佳，在头号楼峒与太平军相遇，大败。

湘军出师不利，曾国藩被革职，依旨降二级调用。

同年八月，曾国藩率领湘军转战湖北，攻克武汉。

捷报传入宫廷，咸丰皇帝非常高兴，当即批下旨文：力功殊恩，以酬劳勋，曾国藩奖赏二品顶戴、督理湖北巡抚。

然世事难料，曾国藩所写辞谢奏折抵京前，却又得圣上旨意，湖北巡抚之职另有人选。

曾国藩无奈，只能以侍郎身份带兵作战。

次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入江西，屡吃败仗。

经历了这几场战争，曾国藩感慨颇多。

首次出战，兵败后立即被削官，尔后，作战顺利，清廷不赏也罢，既然赏了，就不应该出尔反尔。

想到这些，曾国藩难免心中有些许不平。

后来几场战争中，战况总是不佳，舆论纷飞，更是令曾国藩疲惫不堪。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

曾国藩乘机上奏，欲回家服丧。

按照规定，奏折呈上后，应等待朝廷发下谕旨才可行动，否则会受到严惩。

但曾国藩没有按规矩办事，呈上奏章后便动身回家。

他之所以有此胆量，是因为深知自己所建湘军是清政府的支柱，没有湘军，清政府不会长久。

果然如此，清廷不但没有为难曾国藩，反而准许他回家守孝三个月，并赐给他几百两黄金作为治丧费用。

曾国藩立志要报效国家，为何在作战期间却顾小家而舍大家?的确，曾国藩虽在家守制，然而心却从未离开战场。

但为了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得到军权，曾国藩不得已而为之。

假期已过，曾国藩没有动身回营，仍在家中守制。

咸丰皇帝催他领兵作战，曾国藩却上疏道：“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

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乘机表承自己要在家终身守制，故意向朝廷请求辞去兵部侍郎，并提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

咸丰皇帝自然洞悉曾国藩的要权之意，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果真削了曾国藩兵部侍郎的职位，收了他的兵权，并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

”可见，形势的好转是造成曾国藩要权不成功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无奈，继续在家守制。

他终日反思，决定以大局为重，不再要权，只要能够重返战场就可以。

在守制期间，曾国藩看似无所作为，其实不然。

曾国藩毕竟是湘军的创建人，湘军中的各方首领都是他悉心栽培起来的。

尽管曾国藩远离战场，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仍然保持着联系。

一些湘军将领不断向朝廷上奏，希望曾国藩能够重返战场。

但是，因为当时各路湘军纷纷传来捷报，使得咸丰皇帝认为没有曾国藩也可，终究没有同意起用他。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打江浙一带，并将常山等地攻克。

胡林翼趁机上奏，咸丰皇帝不得不下旨让曾国藩出山，曾国藩当即受旨，火速赶往军营。

曾国藩以龙蛇来阐明屈伸之道，并将自己的理论用到了实践中，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咸丰十二年(1862)，咸丰帝逃往热河。

途中，他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援。

鲍超是湘军大将，作战勇猛，是曾国藩的一位得力助手。

当时，太平军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如果按咸丰帝谕旨，让鲍超带兵北援，无疑削弱了对抗太平军的战斗力。

另外，一旦鲍超前去支援，清廷肯定会把鲍超及其所带湘军交由胜保统一管制。

胜保是一个对湘军极为仇视的人，鲍超一旦归于其麾下，处境定会很危险。

但北援一事又关系到“勤王”，故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

考虑到以上几点，曾国藩顿时感到矛盾，不知道如何是好。

于是，曾国藩召来了文武官员以及幕僚，集思广益。

众人中大多数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如果此时不派兵入卫，等于将机会留给了别人，因此提倡让鲍超带兵北上。

对鲍超本人来说，他也是愿意的。

但当时仍在曾幕府中的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带兵入卫没有实际意义。

英法联军逼近京城，最终会议和，不会发生战争。

与英法联军相比，太平军是头等威胁。

此时派兵北援，只会是徒劳。

曾国藩经过分析后，觉得李鸿章的分析非常有理。

他立即上疏，其中有“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曾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等语句，但实际上却迟迟按兵不动，静观形势变化。

后来，事情与李鸿章预料的大致相同。

英法联军同意和清廷和解，而河南、陕西等省的巡抚接到谕旨后，不加考虑便匆忙带兵前去支援，结果带着一身疲惫无功返回。

当初，鲍超听说曾国藩不让他带兵入卫，很是生气，故意流露出不满之情。

曾国藩知道后，让胡林翼开导他。

在给鲍超的信中，胡林翼写道：“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涕零之不暇……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屈伸并用。

咸丰帝传来谕旨，曾国藩广纳众议，再具体分析，最终提出抗旨；而对待自己的良将鲍超时，却让胡林翼苦口婆心地开导他。

曾国藩的屈伸之道又可见一斑。

咸丰十年(1860)至咸丰十一年(1861)，湘军经过近两年的持久战，最终将安庆攻陷，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安庆之所以能够最终被攻克，与曾国藩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在金陵建都，改金陵为天京。

向荣奉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军围攻天京。

他率大军抵达天京后，便在城外建了大营，与太平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苦战，以失败告终，向荣战死。

太平军一天不灭，清政府一天不能安心。

时隔两年，即咸丰八年(1858)，清廷再次下令攻打天京。

在此次攻城中，和春为钦差大臣，与提督张国梁并肩作战。

抵达天京后，二人指挥清兵在城外高筑营垒，深挖壕沟，并建起江南和江北两大营，气势和规模都相当庞大，大有不攻破天京誓不罢休的气势。

天京是太平军的首脑所在地，也是建都之地，天京的失守就意味着太平天国的覆亡。

为了保卫辛苦建立的王朝，太平军将领和士卒奋力抵抗着清兵的进攻。

咸丰九年(1859)，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

虽然江北大营被破，但江南大营却仍然屹立在城外，太平军统帅洪秀全不得不为此担忧。

为了攻破江南大营，解围天京，太平军各路将领共同商讨破营战略，得一可用之计。

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依计行事，率精兵对杭州城发起了猛烈进攻，浙江巡抚被太平军打死。

浙江告急，清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从江南大营中抽出部分兵力前去援救杭州。

这样一来，清政府即中计。

随后，李秀成火速赶往天京，与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对清军进行内外夹击，攻破了江南大营。

此时的清朝统治阶层充满了恐惧和惊慌，八旗军已经不能成为保卫他们的屏障，只有依靠曾国藩的湘军。

当时的局势对湘军极为有利。

可以说，太平军帮了湘军的大忙，为湘军以后的独立和强大清除了障碍。

危急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曾国藩。

李秀成刚开始进攻杭州时，曾国藩已经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援的命令。

此时，曾国藩正在攻打安徽，他拒不调兵东下。

清政府以为曾国藩又乘机要权，便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并出任两江总督。

然而，曾国藩仍然没有调兵。

其实，曾国藩这次抗旨是另有打算的。

他认为，苏、常之地的地理位置远没有安庆重要。

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暂缓对安徽的进攻，转而调兵支援苏、常等地，无异于丢帅保车，到最后又会重蹈前几次失败的覆辙，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