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香玉逝世那一时刻向前整整推53年，也就是1951年6月1日，以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捐飞机，并不是那个时期的创举，早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老百姓就已经有人给军队捐飞机，尤其当时的海外华侨。

从抗战开始至1939年底，仅菲律宾华侨向祖国捐飞机就有50架之多。

在抗美援朝战场，我军所用都是苏制米格15战斗机。

一架这样的飞机，按当时旧币须十几亿元（相当于新币十几万。

按当时生活水平，5口之家1月50元左右新币即可生活），这对于常香玉1个私人剧社来说是天文数字。

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知道此事后给常香玉出主意，让她“用向志愿军赠送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

常香玉卖掉运输卡车，取下金戒指，拿出多年积蓄，半年义演180多场。

为省钱，全剧社演职员住在剧场，吃绿豆芽拌黄瓜，却场场卖力。

看戏的人送来鸡蛋，摘下手表。

最后她共捐款15．2亿元，超额完成了捐献飞机的心愿。

至今她捐献的那架战斗机仍在。

半年，捐了多少飞机？我曾就捐飞机的事访问过几位长者，当年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纪，记忆是清楚的。

据讲，当时“通告”说，志愿军的战斗力打击敌人没问题，就是缺飞机大炮等重武器，所以才号召全国人民捐飞机大炮。

当时的提法是，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用增加的收入去买飞机、大炮。

所以大家就把这件事浓缩成1个口号：“捐飞机”。

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当年的“捐飞机”运动，今天当然已无法统计。

但从结果看，却极为惊人。

仅西南地区，截止当年９月上旬，按捐款计算，就得飞机２０９架、大炮１９门、高射炮１２门。

沈阳当时的目标是捐战斗机200架。

其中工商界120架，工业企业50架，其他各界30架。

发出“通告”后的第6天；即6月7号，天津工商界已捐飞机7架；6月8号，天津、唐山工商界又捐5架；6月14号，开滦矿务局资方捐5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师生捐款20亿；6月27日，哈尔滨捐飞机18架；到8月31号，统计各地捐现款已超过4000亿元，认捐飞机接近2400架；从8月23号至31号，仅9天时间，捐款即达1100余亿。

中国工商界当时是民间最有钱的阶层，他们的实力和热情也表现得最突出，当时统计，北京工商界捐飞机31架；天津工商界捐38架、现金29亿元；上海404架，其中民建成员179架；武汉44架；成都4架；济南、青岛34架；福州8架。

侨乡泉州捐款至年底已可购飞机17架。

个人捐飞机有记载的除常香玉外，还有梅兰芳和参加“两航起义”的飞行员何其忱。

“捐飞机”运动的开展很有节制，时间不长，有始有终。

有效检验了共产党在举国体制下的动员与号召能力。

从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到1951年12月27日该会发出《关于结束武器捐献工作的通知》，历时只有半年。

而这半年时间，中国人到底捐献了多少飞机？有资料说：“到今日（1951年12月26日）止，已实缴捐款四万七千二百八十亿多元(旧币)，折合战斗机三千一百五十二架，超过原来认捐数百分之十九。

”多生产多捐献（宣传画）心中的英雄（宣传画）飞机的命名常香玉所捐的飞机，当时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

这样的命名方式在后来的中国，除了“毛泽东号机车”等个别情况外，都不被允许。

但在全国踊跃捐飞机的形势下，却被用得很普遍。

这对提高各地各界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单位都为能独立捐献一架能自己命名的飞机而受到鼓舞。

事实上也的确有很多人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下面是1本尽力收集到的、各地发起捐献命名飞机的“明细账”，罗列出来，虽然读起来有些沉闷，但这确是历史的真实，把谁落下也不合适——那是当时中国老百姓保家卫国的一片赤诚之心。

北京当时各界就分别发起捐献“石景山工人号”、“北京铁路工人号”、“中国店员号”、“北京农民号”、“北京东郊人民号”、“鲁迅号”、“教工号”、“人民电影号”等。

西安市工商联号召捐献“西安工商号”。

天津则有“工人号”、“纺织职工号”、“店员号”、“妇女号”、“学生号”、“市民号”、“农民号”。

郑州铁路职工计划捐献“二七胜利号”。

河北省捐献“保定号”、“通县号”（当时通县属河北管辖）、“昌黎号”、“汉沽号”、“汉沽工人号”、“狼牙山号”、“白洋淀号”、“白求恩号”。

同时捐献以河北清苑、沧县等17县命名的17门大炮。

山西李顺达互助组向山西全省农民建议捐献“爱国丰产号”和“新中国农民号”。

上海铁路局职工代表会议号召全体职工捐献“上海铁路工人号”。

上海颐中烟厂职工捐献“颐中工人号”。

苏北泰县姜堰小学学生写信给全国小朋友，发起捐献“中国儿童号”。

皖北地区工人决定捐献“皖北工人号”。

皖南地区少年儿童发起捐献“皖南少年儿童号”。

中南地区花纱布公司全体职工发起捐献“中南贸易号”。

武汉市鄂南电厂职工发起捐献“电业工人号”。

武汉工商界发起捐献“武汉工商号”。

广州市各界人民发起捐献“广州工人号”、“广州妇女号”、“广州学生号”、“广东学生号”、“广东银行号”。

湖南长沙市居民和工商界发起捐献“长沙居民号”、“长沙工商号”。

浏阳县立中学发起捐献“浏阳号”。

成都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发起捐献“成都新妇女号”。

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水利部和民航局职工分别发起捐献“中国海关号”、“人民水利号”、“民航号”。

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号召所属单位捐献“中图号”。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号召全国各级友协及全体会员积极捐献“中苏友好”号。

中国纺织工会捐款45亿元，购置“纺织工人号”飞机一小队。

这些各地各界为命名飞机捐款的号召和动议，因运动时间有限，究竟有哪些实现了目标，哪些未变成现实，现已无可考证，在朝鲜战场上也没听到把标有这些名字的飞机编入战斗序列，但全部所得捐款的总数和其能折合的飞机数量，却远远超过今天所能知道的命名飞机的数量。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老百姓捐出的爱国热情，无疑成了当时决策者和前方将士极大的精神支持，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常香玉捐的飞机抗美援朝3年伟大战果（宣传画）最可爱的人（宣传画）有什么捐什么就在常香玉逝世后不久，我在某大学1位年过七旬的教授家里聊起了“捐飞机”。

这位教授回忆往事，颇为感慨，说：“当时是全国总动员，有什么捐什么。

我当时正在念大学，学校像我这样的穷孩子并不多，多少年都没穿过一双完整鞋，经常光脚走路。

那年母亲给我捎来一双新做的鞋，我舍不得穿，拿去捐献，结果学校说最好捐现金，我只好拿去义卖，得了5千（相当于5角）元，捐了。

”当时的中国，抗战胜利才过去五六年，亡国奴之痛尚未平复，遇上这场“唇亡齿寒”的战争，“国家又将有难”的阴云，很容易使刚“当家作主”的中国人举国而动？捐献，是最能体现民情民力的行动，确如这位教授说的，当时是，“有什么捐什么”，无论物与力，竭尽绵帛。

一位出版社的老编辑，家里是马来华侨。

他对我说，当时他们全家刚回国。

他的一位堂哥参加了志愿军，他写信回来说，因为是华侨，首长不让他们上最前线，但前线的战士都极为艰苦，已经是正月了，都还穿着单衣，只能吃到炒面，枪都冻得没法战斗，只能用怀里的热气来解冻。

说家乡父老们能不能为前线的志愿军做点什么。

这封信全家都看了，他们当时就决定，几房亲戚都搬到一起住，把腾出的房子卖了，买东西捐给前线。

当地政府知道了，说不必这样，有多少捐多少，量力就可以了，房子卖了不附合侨务政策。

这位老师的堂爷辈份最高，他声泪俱下，说我家的子侄在前方打仗，让我们不再做亡国奴，我们不能没有表示，要不要我们给政府立下字据，这是我们自愿做的。

最后他们这个大家庭连房子带首饰，捐了好几卡车衣服和日用品。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号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这使全国人民有了方向。

每人都把自己工作与抗美援朝联系起来。

据当时的文字记载：北京宏兴铁工厂全厂职工每月从个人生活费中拿出10~20%捐给抗美援朝前线。

北京第12区（今丰台区）劳动模范殷维臣互助组响应市农民协会号召，捐小米800斤，并提出：办好互助组；精耕细作，扩大菜田；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开展副业；增加收入等5项措施。

东安市场稻香春食品店、东四南大街东升祥绸布店和西直门外建国制铁厂，在半年内各捐现金1亿。

唐山市工人提出：要多掏1镐煤，多出1吨钢，多生产1度电，把超额所得工资全部捐献买飞机大炮。

哈尔滨东傅家区理发业第一基层委员会，把每月中1个公休日定为抗美援朝日，用这1天的全部收入捐出买飞机。

该市税务局所属分局、分所全体职工开展抗美援朝捐献活动，把工薪全部收入抽出7％~10％捐献。

市搬运工会所属各区马车工会工人，修订爱国公约，原计划半年捐献1亿元，但仅1个月就已捐献5000多万元。

漫画家廖冰兄为抗美援朝不停创作，其女回忆，“一天早上，父亲用白色画纸包了一大包钱让她带回学校交给老师，上面写着“捐飞机大炮”。

广州工商界发起以竞赛方式捐款，有人捐1000万元向全市同业挑战，次日即有人以1500万元应战，第3天又有人捐2000万元。

广州华林寺僧人，参加“素食义卖”，以卖精制“华林沙河粉”所得和个人积蓄捐献。

而如当时爱群大厦、大三元、陶陶居、莲香楼、大同等广州有名茶楼酒家，经常可见小学生穿梭于茶客间，手捧小国旗，发动市民捐钱。

买者几乎不问价钱，一、二个小时，孩子就能卖出几百枝小红旗。

福建漳州商户为超额完成捐献任务，下乡销货以增加收入，把店中茶烟招待费和“普渡”的花费节省捐献。

还有资料说：“沈阳苏家屯区妇女3年为志愿军加工棉被1058床，棉袜子132700双，棉手套135700付，军鞋1206双，鞋垫3000付。

送菜103410斤，炒面11200斤。

”当时孩子捐出早饭钱，新人捐出结婚钱，老人捐出毕生积蓄的黄金白银，妇女捐出首饰，甚至孕妇捐出准备分娩的钱。

心愿都是一个：“买飞机，打美帝”。

一位退休的老护士回忆，当时听说前线的志愿军战斗很艰苦，伤亡很重，各医院不约而同，纷纷申请上前线为志愿军伤病员尽一份力。

一位外科医生当时已经60多岁了，也坚决申请去前线。

医院领导说，您年龄太多了，朝鲜的条件很差，到了那里，万一生了病还要别人照顾。

这位老医生听了立刻大怒，说，别看我年龄大了点，你们10个普通医护人员也顶不上我一个人作用大，不信我们就试试。

大家都捐钱，我既捐钱又捐医术。

说着用手术刀挑破手指，写封血书，递了上去。

最后组织还是批准他去了，据说到了朝鲜，他昼夜不停地抢救伤员，一次一个伤员因为太疼了，手指甲抠进他的腰里，他说，你抠紧了，别动，我没关系。

等手术完了，伤员抬走，他的腰部衣服上荫出一大片血，听说是被抠掉了一块肉。

1位有残疾的老工人提起抗美援朝年代自己家乡的事，眼角含泪。

当时他家在一个镇上。

1位老人的独子到朝鲜没多久就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