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研究一、社会资本的产生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社会网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社会网研究的重点之就是考察个体的行为是如何受到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的，正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美国学者格拉诺沃特和林南提出并发展了个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理论，可以说是开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先河。
70年代初，格拉诺沃特在对个人寻职行为和结果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某个人寻找工作时，对他找到新工作的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他的关系密切的亲戚或朋友而获得，而是通过他的一般亲戚朋友而获得的，这与一般人的想象似乎正好相反。
格拉诺沃特对此的解释是：根据社会交往理论，只有那些在各方面与某人有较强同质性的人才可能与他建立起比较亲密的关系，因此，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也和他差别不大。
而与此人关系较疏远的那些人则由于较强的异质性，也就更有可能掌握此人及其周围圈子内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对个体求职有帮助的信息（1973，1982）。
在此基础上，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的理论。
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取。
拥有此种资源可以使个人更好的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在一个分层社会结构中，当行动者的行动为工具性行动时，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但前提是这种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本人更高而不是更低的社会地位）。
林南的这个“社会资源”概念与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其他学者的“社会资本”概念已无太大的差异，在后来的研究中，林南有时也将“社会资源”改为“社会资本”。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1988年，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
布特南(Robert D.Putnam)从政治学的角度，通过对制度绩效的研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
这三种定义分别从社会文化、理性选择和政治学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给予了确认，使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概念具有了合理性。
科尔曼(Coleman)在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中，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出发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财产，它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科尔曼，1999）。
科尔曼（Coleman）指出，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
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科尔曼，1999：356）。
其中，信任关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
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uetter)认为，经济是嵌入于更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之中，所以，社会资本的运作就是以关系和网络的方式运作的。
布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一般说来都是公共用品，并非是任何从中获益的私人财产，这是个人寄身于其间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性。
社会资本在市民社会中的形成和运作，既促成了民主制度的形成，又构成了民主制度运行的环境和社会基础。
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指出，社会资本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3）作为家庭外的网络获得的收益来源。
波茨是把社会资本当作社会整合的机制和获得社会资源的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运作。
社会资本也并不是总是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1）排斥圈外人，因为为团体成员带来利益的强大联系通常也能够禁止其他人获得收益。
（2）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因为团体或者共同体的封闭在特定条件下，可能阻碍了其成员商业创新的成功。
在高度团结的共同体中，团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产生了巨大的搭便车问题，在共同的规范结构的支持下，不勤奋的成员会向更成功的成员提出更多的要求。
对于要求者来说，他们的社会资本恰恰是获得同样资源的特权。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积累和成功的机会消失了。
（3）限制个人自由，在高度控制的社会里，社会资本必然产生规范的压力，就会限制个人自由，使具有独立精神的成员感到受束缚，以至离开；（4）用规范消除秀异，由于共同的敌视和反对主流社会的经历，团体的团结得到了巩固，。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成功消弱了团体的一致，最后的结果就是用规范来消除秀异之人，并强迫更有野心的成员离开。
1999年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 Brown)在因特网发表了《社会资本理论综述》一文，从系统主义的本体论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
他直接把要素、结构和环境划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分析层面，提出了把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嵌入自我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关注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调动资源的能力；他把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探讨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的自我之间联系的定型，以及资源因其特殊结构而通过该网络流动的方式；他把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探讨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
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一书中指出，“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
这些规则不仅包含公正的本质这种深层次的‘价值’问题，而且还包括世俗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如职业规则、行为准则等”。
他还指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
它不仅存在于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同样体现这种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获得不同于人力资本的获得，人力资本可以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如接受教育或培训而获得，而社会资本的获得必须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忠诚、诚实和可靠等美德。
它不仅靠个人的遵守来获得，而且要建立在普遍的社会德行基础上。
这种具有社会性的社会资本的获得是基于道德习俗的积累形成，所以，社会资本的获得比其他形式的资本获得更难，同样，它也难以改变或摧毁。
1993年布特南(Robert Putnam)在他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中，研究了意大利20年来南方和北方制度改革的经验，他得出结论发现“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因素”。
布特南本来的目的是研究意大利20个地区的制度绩效，他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公民参与、社区领导人对地方行政官员的民主态度、社团组织、公民共同体等维度进行深入研究，来比较不同地区民主制度运作的结果，结果却发现社会资本更多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因为社会资本作为社会结构的特征都是公共用品，不同于私人用品，要将私人之间的信任转化为社会的信任，就得通过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来促进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形成普遍的互惠，即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
布特南指出：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体现了合作的成功”。
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由于利益集团所带来的集体行动阻碍经济发展的困境。
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
布特南(Putnam)还指出，“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互惠规范(norms of recipocity)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积累性。
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
它们成为公民共同体的本质特征。
与此相反，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开精神共同体，也会自我增强的，在恶性循环、令人窒息的有害环境里，背叛、猜疑、逃避、利用、鼓励、混乱和停滞，在相互强化着。
这表明，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的社会，往往会朝着其中之一发展，而且，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增强”。
在这种反复的自我增强过程中，就促成了一种制度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形成了一种建立在互惠、信任基础上的均衡，而不是庇护、争斗的均衡。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用“路径依赖”分析了美洲的经验，发现美国和拉美诸共和国都享有宪政民主、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似的国际机遇。
但是，北美得益于其分权的、议会制的英国遗产，而拉美则深受集权专制、家族主义和庇护制之苦；北美继承的是公民传统，而拉美得到的则是垂直的依赖和剥削的传统。
所以，同样的制度运转的结果却形成了南北的巨大差异。
布特南(Putnam)还发现，社会资本运作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形成了不同的权威关系，在公民性程度较低的地方，政治生活以权威和依附的垂直关系为主要特征，体现在庇护——附庸的关系网落上，政治领导人都出自一个比较狭小的社会等级，他们对大众参与政治生活持怀疑态度；相反，在公民性程度较高的地方，政治领导人多数来自背景较一般的人群，他们积极支持地区民主改革，赞同大众参与地区事务。
而在公民性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与公民之间较少发生冲突和争端，领导人一方面也更愿意解决他们的冲突，另一方面有一个开放的伙伴关系。
所以，地区政府的效率与该地区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是横向地组织起来还是等级化地组织起来的程度密切相关。
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体现了合作的成功”。
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由于利益集团所带来的集体行动阻碍经济发展的困境。
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它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