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先生的学问曾被一些人讥之为“阳明禅”，其言下之意谓阳明之学恐非儒学正统，而几近佛老，故以“禅”称之。

吾以为阳明的学问乃儒学之正宗无疑，阳明先生的一生亦是体现了“内圣外王”的标准与风范的儒者的一生。

虽然，王阳明先生在世之时确曾与一些道士、禅师过从甚密，他的奇特的经历亦表明了他与佛道两家有着不解之缘，而阳明心学体系之建立确实有从佛学（尤其是禅与华严）借用资源的痕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心学只是儒化了的禅佛学。

事实上历史已经向人们证明了阳明先生无认是其人生的践行，还是其学问在世间的影响都是积极入世的。

这乃是不争的事实。

从方法论上来看，阳明心学与禅学极为相似，乃是因为心学与禅学所论的形上本体对象实质上是一个东西。

非常具有禅的风格的阳明四句教中的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心体尤如佛家所说的非善非恶，常寂常应的佛性。

心学和禅学在讨论到最高的本体（儒曰心，良知，佛曰佛性，真如）之时，都认为这本体在没有展开，发用之前，是寂然不动的，是无恶无善的，是廓然大公的。

唯有如此它才能是物物皆显，无起无不起，方能是物来顺应，无为无不为的。

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来考察，吾以为作为某种观念论思想体系的心学或禅学，当其面对这种无所不包的本体哲学范畴时，达成了这种相似的认识，这实在不足为怪。

然若以此之相同而认为心学是禅学之儒家版本却是根据不足的。

也许倘可以说，儒、释、道三家学说所指的那个超越境界和形上本体是一致而无差别的，但这仅指三家学说的上半截而言可作如是观。

若论及下半截，即形上本体之下行发用，应事接物，则三家学说就截然不同了。

本文拟专门从阳明禅和儒家的养静工夫来说儒学修道中的致良知之道。

王阳明先生的心学以“良知”为最高之根本，其学问又讲“致良知”，这一“致”字，既是学问，亦是工夫。

其“知行合一”的教法更是指出学问工夫须打成一片，圆融不二的津梁。

阳明认为心之本体即为良知，即是道。

但是这个本体之道却是不可以用语言、概念讲清楚的。

阳明曰：“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不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有而未尝有，是真有；无而未尝无，是真无；见而未尝见，是真见。

”此番玄妙之谈已经说明了道（良知）是难以用语言说理的方法去接近的。

但是儒学修维之最后目的又必须是致良知，是达道。

那么，以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去接近这个超言绝相的道（良知）呢？这自然就引出了阳明心学中的修养方法。

也许是得宜于佛，老之故，阳明心学的悟心体之法便是静坐。

在论做学工夫时阳明说道：“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

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须教之省察克治。

”看来，阳明教人是以养静作为进道入学的着手工夫的。

此静坐虽为修学之方便法，但却是达致究竟的不可或缺的方法。

盖“息思虑”也好，“省察克治”也好，在修学上已既是工夫，又是学问。

从心体之明莹而悟入本体乃是阳明学说的一大特点，所谓“一悟本体，即是工夫”。

在此意义上来看，修静之法，既是方便法，亦是究竟法。

王阳明先生的“龙场悟道”即是最好的说明。

由于阳明学在形上本体的论说方法上以及入手静坐修习的工夫上（“息思虑”，“省察克治”与佛家的止观法门异曲而同工）同禅佛学颇有相似之处，故招致人称之为“阳明禅”。

但其实静坐修养一法并非完全来自佛家，先秦之前的先儒学问于这方面亦是有着丰厚资源的。

通观整个阳明的学问，若以其静坐法近于禅门止观尚可说过去，而其“知行合一”“事上磨”等学说则离禅甚远了。

因此阳明学之被称为阳明禅实在是只见其似禅之一面，而不见其非禅之另一面。

其实，阳明先生的养静工夫便是儒家的养静工夫，阳明先生主张的静坐便是儒家的静坐，这是不可辨的。

这里，吾将从阳明禅的话头引出儒学修道中的养静工夫这个话题。

在以下的论述中读者庶几可见儒学工夫之一斑，至于阳明学是禅抑或非禅，读者亦可自去结论。

二、养静工夫是修习儒学的重要法门本文说的养静工夫非指佛老二家之养静工夫，而是专指儒家的养静工夫。

夫养静工夫若以着手操持来看，即是静坐。

佛家自有佛家的静坐法门，道家亦是。

儒家呢？细想儒家之静坐当必不同于佛老二家之静坐。

所不同者，精神不同，旨归不同也，非体势不同，呼吸不同也。

本文用儒家养静工夫，儒家静坐法门名之，是为方便讲说而已，非为喜好杜撰是也。

提起儒家，人们自然想起的是孔子、孟子、朱熹、阳明这一类的圣贤。

儒者是一些奔走在世间，裹挟在历史文化中崇尚立德、立言、立功的人。

对于这些入世很深且忧国忧民的人物，人们很难将他们的形象同道家那种超尘脱俗的形象混为一谈，也难以将他们同佛家那种遁入空寂的形象相提并论。

道家是讲究养静的，所谓“心斋”、“坐忘”是也。

佛家亦推崇养静，所谓“止观”、“禅定”是也。

道释两家乃出世之学，由于其出世的旨归不同而各自发明出一套深奥复杂的养静工夫。

具体说就是静坐工夫。

两家的修行者中便有人是在静坐中得到圆满究竟而成仙、成佛的。

儒家是入世之学，既为入世，那么，其学说所建立和宣扬的价值和理想的境界当然只能在世俗生活中，在历史、文化中去获得功德的圆满。

因此，就真正的儒学修行而言，光有养静功夫，光有静坐功底，无论其工夫有如何的深湛，终究是不能成就儒家的道业。

静坐修持或许可成仙、成佛，但断然是坐不出太平盛世，坐不出圣贤君子来的。

那么，这是不是说，养静、静坐对于儒家来说乃是一种无补的事情呢？非也。

追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古往今来的许多大儒都是有极深极湛的定静修养和静坐工夫的。

翻开儒家的经典，我们亦不难发现儒家在这方面的资源其实是很深厚的。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考证古代的先儒们是如何具体地操持静坐工夫的，但是，从他们的言行中却可以推知他们是非常重视定静修养的。

最早的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篇开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这段话当中的“明”指虚灵不昧，“止”指不迁，“定”指有所指向，“静”指心不妄动，“安”指定静泰然，“虑”指处事精当。

试问，这既是心理素质，又是智慧品质，又是道德素养的“明”、“止”、“定”、“静”、“安”、“虑”从何而得？别的暂且不说，这养静工夫便是一直截了当；简单易行的进道法门。

明、止、定、静、安、虑，这些条目说出来已是很不简单了，做起就更加困难，要在做中时时刻刻毫无放失才是不容易。

而养静工夫便是要修行之人在此特定的状态中惺惺然而随处警觉，分分提起，秒秒抓住，久而久之，就可将静中保任的这些品质自然而然地带入到伦常日用中。

《大学》篇又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古人将修、齐、治、平的基础立在心上，说“正心”，说“诚意”。

正心者，使心处于中而不失偏颇；诚意者，实者心之所发也这心上做工夫的事，精微细致，从静中入手最为妥贴。

又《中庸》篇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

”这里讲到的“慎独”，“喜怒哀乐之未发”则是直接要求修道者在静默之中去审查观照的。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又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

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孟子在这里讲到的“浩然之气”以及“勿助”、“勿忘”，也是需要在养静中去培养的。

孔子虽很少谈心性问题，但他的修身之学当是从心上做工夫则是显然的。

孟子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心性问题。

孟子宣称：“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仁义内在，性由心显”。

孔孟之学乃是“为已之学”，“为已之学”以“制心”为第一要务。

近儒伍庸伯先生指出《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前五项属内学，乃是教人做内圣工夫的。

后三项属外，目的是在推已及人，成就外王事业。

（见《梁漱冥全集第四卷中《礼记大学篇解说》伍庸伯口述，梁漱冥等编录）又《大学》中已明言：“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故内圣工夫为修学之根本无疑，而修学即为“修身”，“修身”即为“修心”，“修心”须从静中体察，这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

《礼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

”梁漱冥先生认为“人心唯静，斯有自觉于衷。

《大学》之‘明德’指此。

非静德无以有明德也。

”故养静工夫为修学之门径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上所提到的儒家经典中的种种条目，“明”，“止”，“定”，“静”，“安”，“虑”，“正心”，“诚意”，“慎独”，“喜怒哀乐之未发”，“致中和”、“浩然之气”，“勿忘”，“勿助”等等。

既是儒家的道理，同时也是儒家的修养工夫。

学者自可去揣摸体会它们同静的关系。

先秦时代的儒者们，其整个儒家风范的人生修养，虽然是从人情，事势，物理等各方面来造就的，但其中以修心为主脑的养静工夫乃是使儒者必备的种种修养打成一片，相互圆融，并不断增上的一个重要法门。

到了宋明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涌现出了一批有创意的儒者，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是其代表人物。

他们创立的学说被称之为“传圣人之道”的宋明理学。

这一时期的儒家在努力排斥佛、道两家的出世主义之同时，又充分吸收两家发展和探求精神修养与境界的丰富成果，建立了既有人文精神又有宗教精神的大厦，使儒家学说在中国历史中再度焕发出新的活力，形成了儒学的又一高峰。

由于受佛、道二家，尤其是禅学的影响，宋明时期的儒者在修道参学上更加强调养静工夫。

一时间，静坐之法成为许多儒者的修养功课。

理学的创始人程氏兄弟，就非常看重静坐。

据说程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

程颢答复张载的《定性书》讨论的主题就是通过何种方法来实现人的内心安宁与平静。

程颢曰：“与其非外而事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

两忘则澄然无事矣。

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

”（《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其中讲到的“内外两忘”，核心是超越自我。

这个修养方法是从孟子的“不动心”那里来的。

同时又吸取了释道二家的心理修养经验。

如道家的“无情以顺有”，释家的“无所住而生其心”。

由“两忘”而使心灵摆脱纷扰而达到自由、平静、安宁、活泼的境界。

而这种境界之获得最终是要人能够在人伦日用中正确恰当地应物处事。

内心平静是宋儒追求的境界，养静工夫颇受重视。

在修静方法上，程颐主张持敬。

他认为“敬则自虚静”。

敬这种修养有内外两方面，外指举止容貌的庄重严肃，内指闲邪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