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中国历史地理学考试试题论述题一 . 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原因。

1 . 简述中国古代的几次分封及其影响。

2 . 论述毛乌素沙漠形成的原因。

3 . 分析历史时期中国人口变化的特点。

2004 年中国历史地理学考试答案要点论述题一 . 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原因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是导致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的基础。

首先，政治上，各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以稳定其内部统治，重用人才。

其次，经济上，各国都注意发展生产经济，实行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屯田制等。

再次，军事上，军事战略的运用，即孙刘合作对抗强大的曹魏政权，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最后，地理环境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也提到了一定的作用。

蜀有剑门之险，吴有长江天险。

北方的魏国虽然势力强大，但是其士兵不习水性，而吴国的士兵则习水性，加之吴蜀两国联合起来对付魏国，使曹魏政权无能为力。

三个国家都各有自己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二 . 简述中国古代的几次分封及其影响分封制度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政体形式，始于周朝，在西汉、西晋时期也有存在。

在历史中，它的影响有以下几种：1 ，促进了历史的进程。

这主要体现在西周的分封制上。

周统治者面对空前广大的国土，管理起来只能是“望首莫及”，根本管理不过来，所以只能用分封这一办法，建立一种松散的“联邦制”，国家的根本大权属于周天子，这样可巩固国家的统一，拓展了疆土，防止国家发生动乱，在统一的情况下，什么事都好办，因此，历史在这一时期便奇平稳发展。

2 ，使历史由乱到治，巩固了成果。

这表现在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上。

3 ，导致出现分裂割据。

这主要体现在西汉、西晋的“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上。

三 . 论述毛乌素沙漠形成的原因这里原来是否有沙漠和何时出现沙漠，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本来有沙漠，但其范围可能不大，而发展到目前这种状态，则是历史时期人类不合理的耕垦、放牧造成的。

毛乌素地区的古代城址遗址。

以汉代遗址深入沙漠内部最远，在陕北毛乌素地区还发现了夏王朝时代的遗址和玉器，反映出这个地区过去是很发达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已得到开发，秦时在陕北设立了上郡和北地郡，到唐宋时期遗址、明代遗址则向沙漠东北边缘地区发展。

呈现出西北、东南向的时代顺序性，这正是沙漠逐步扩大的有力证据。

四 . 分析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变化的特点1 . 增长缓慢性根据公元二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 年）以来近两千年的人口增长来看，即从近6000 万增加到4 ．3 亿，总数仅增长了7 倍，平均年增长率仅约1 ‰。

2. 大起大落和发展阶段性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化虽然总体上是增长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过大起大落的现象，即有的阶段增长较快，有的阶段则急剧减少。

3 . 人口增长的阶级不平衡性从汉到清，构成人口大多数的是地主与农民这两个阶级，两者的人口增长速度由于种种原因在多数情况下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4 . 人口增长的民族不平衡性这其中包括汉族与其它民族人口增长的差异和其它民族之间的不平衡性。

2005 年中国历史地理学考试试题（开卷）分析唐代以后西安市区全国政治中心的原因。

学生试卷两篇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新探2003 级历史基地班雷晓鹏20031020019内容摘要：10 世纪初，西安丧失了全国政治中心地位，开始沦为一个地区性的城市，并且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地位再也没能得以重建。

西安的这种历史性的衰落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归纳为：一、历经周、秦、汉、唐，特别是经过唐末的历史大动乱，西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宜再做统一王朝的都城；二、从南北差异和对峙的意义上来看，西安的地理劣势在唐以后暴露得愈来愈明显，不宜作为后来王朝的都城（与其它城市相比）；三、中国古代的建都传统和乡土观念不利于西安政治中心地位在唐末以后的重建。

关键词：西安；全国政治中心；重建；乡土观念作为周、秦、汉、唐等一个个统一大帝国的都城，西安在中国历史上沐尽荣耀，出尽风头。

然而，唐末以后，西安开始让位于洛阳、开封、南京和北京等城市，丧失了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显赫地位，并且一去不复返，不能不令人忆昔伤怀，扼腕叹息。

对西安“失宠”的原因，学界多有评议，然而偏颇和不足之处也不少，如许多论著都侧重于从西安在唐末的破毁中找原因，要么就用“经济重心南移”来搪塞之，而对一些历史深层的以及宏观形势变化上的因素鲜有提及。

本文旧题重弹，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有所精进和发挥；题目中着一“新”字，意在敦促自己独立思考，不甘雷同。

然才学所限，难能勉强，唯求竭思尽力而已，恳请师长多多批评指正一历经周、秦、汉、唐，特别是经过唐末的历史大动乱，西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宜再做统一王朝的都城。

这是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的内在原因。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其《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提到，中国古都都经历过其“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过程，并且强调“都城在演变过程中是有一定规律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这一历史现象纳入西安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加以把握，从而认为西安经过周、秦的形成，汉、唐的发展，到唐末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走向历史性衰落，是西安城内在的发展规律使然，具有必然性。

以这种态度来探讨西安衰落的原因，有利于保持历史的公正与客观，从而避免因主观感情或视野狭窄而造成不应有的疏误。

同众多历史城市的形成一样，都城在一地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该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的。

关中平原南依秦岭，北临渭水，被山带河，金城千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而且，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壤肥沃，水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有“天府之国”的盛誉。

正是因为关中在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方面的优越性，位于这一地区的西安才有可能成为历代王朝的都城，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可是，反过来说，都城是人类积极改造自然的产物，一地区的长期建都必将导致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经济基础的削弱，而当这种破坏和削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城就因失去其依托而渐渐衰落甚至消失。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城市历史中屡见不鲜，如楼兰古国和统万城等。

据统计，“历史时期先后有十一个王朝、三位流亡皇帝和四位农民起义领袖在关中建都”，它们是“西周、秦、西汉、新、绿林、赤眉、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黄巢的大齐和李自成的大顺”，“总计历时1077 年”。

如此多的朝代在西安建都，这不仅给西安这座古都带来了历史和文化上的无限荣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给西安带来了环境和经济上的重负。

回顾西安漫长的建都史，我们从字里行间随处可以感受到西安为其荣耀而付出的沉重代价，而且隐约可以听见西安在艰难承载起一个个巨型帝国时，在其重压底下所发出的阵阵呻吟和啜泣。

西周是第一个在关中建都的统一王朝，后历经秦、汉而迄于隋、唐。

在从西周到唐末的漫长历史中，西安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在开发中不断破坏，在战乱中不断衰落。

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周、秦属于开发的早期，西汉时达到较高的开发程度，隋、唐两代300 余年，关中地区的人口激增，对其开发也随之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长期大规模的开发不仅使关中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而且使得西安在中唐以后“气候振动较大”，“地震活动频繁”，“水旱灾害不断”。

打开《西安市志》，像“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陆游饿殍，人相食”等等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目，令人触目惊心，很难相信这些是在堂堂一国之都附近发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记载在唐代中后期更多。

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关中地区粮食产量的剧减，，严重影响到西安作为一国之都的经济基础。

尽管关中平原以土地肥美，物产丰殷著称，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却是古而有之，从秦开始历朝历代都要通过漕运从关东运粮以解关中缺粮之急。

这种情况发展到唐代变得更为严重，甚至酿成震动京师的粮食危机。

据史书记载，唐中后期许多皇帝因为京城缺粮而率文武百官去洛阳“就食”，成为“逐粮天子”，甚至高宗皇帝因此死在洛阳，不能终老故都，含恨而终。

可见，关中地区的经济基础在唐中后期已显现出明显的颓势，且政治中心亦随之向关东倾斜。

战乱对长安城的破坏也是极其惊人的。

从西周末年的犬戎灭镐，到秦末项羽火烧咸阳，再到西汉末年的新莽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西安不断地遭到战乱的洗劫，对西安的人为破坏可谓陈陈相因，变本加厉。

唐末的历史大动乱更是对西安致命性的破坏。

据史书记载，长安城及其郊区在僖宗和昭宗时曾四次陷于战火之中。

883 年，黄巢在长安与官军激战空前惨烈，四月离开长安时，下令焚宫闱、省寺、居第殆尽，官军进城更是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居所存无几；885 年，王重荣、李克用与田令孜大战于沙苑，田令孜败归后，令焚坊市及宫城，长安城唯昭阳、蓬莱等三宫仅存；896 年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放火，使长安城宫室建筑统统化为灰烬。

而到八年后的904 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行前不仅“强令京师民按户籍迁居洛阳”，而且下令“拆毁长安宫室、百司公廨、民间房屋，将所得木料由渭水漂流而下运往洛阳”，这使长安城遭受了致命的一击。

此后京城成为废墟。

严酷的战火摧毁了长安城，也摧毁了长安郊区，使长安不能作为都城继续沿用下去。

二从南北差异和对峙的意义上来看，西安的地理劣势在唐以后暴露得愈来愈明显，不宜作为后来王朝的都城。

这是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外在因素。

辩证地讲，任何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暴露出其相对劣势，即所谓的地理优势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时代性。

位于关中地区的西安也是如此。

人们习惯于这样来描述关中的地理优势，说西安“南依秦岭，北临渭水，被山带河，金城千里”，或者说关中“居于四塞之内”，“有高屋建瓴之势”，“近可攻退可守”。

这是不错的，但却主要是从军事战略意义上来说的。

那么在沟通东西南北的意义上来讲又如何呢？作为一个统一帝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恐怕沟通的便利比军事的易于据守更为重要吧。

从关中地区自身的地理特点来看，关中地区显得太过封闭。

正如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关中地区在军事战略意义上的优势刚好是其在沟通不同地域方面的劣势。

作为一个统一大帝国的都城，其军事战略上的意义应比一个割据政权的都城要淡化得多。

虽然都城在军事战略上的优势对于一国在立国之初政权的巩固意义非凡，但随着帝国的繁荣和强大，这种军事战略上的全副装备则会转变为沉重的包袱，制约着都城在对全国进行有效管理和统一调度全国人力物力方面职能的发挥。

像秦、汉、隋、唐这样的大帝国，无疑需要一个足够开放的大都市与之匹配，而西安在这点上显然并不称职。

西安深居内陆，“居于四塞之内”，“周围有崇山峻岭环绕”，具有很强的封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