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家公务员测试申论热点集锦一、北京暴雨检验城市下水道的良心【背景链接】7月21日午后至22日凌晨，北京市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强降雨持续近16小时。

主要交通管网多处积水，城区二环、三环、四环各有断路桥区，城区95处道路因积水断路。

截至22日17时，北京暴雨在本市境内共发现因灾死亡37人。

据初步统计，暴雨导致经济损失近百亿元人民币。

北京市防汛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应对本次特大暴雨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诸如城市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标准不高;防汛指挥的运行机制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防汛减灾知识的普及有待提高;社会动员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等。

作为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北京一次降雨，37人死亡，城市多个区域交通陷入瘫痪，暴露出城市应急管理能力、防汛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标准表述】验证一个国家和城市是否发达，一场雨足矣。

习惯了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雄壮，而下水道，如同一座城市的血脉，流动的是这座城市的生命和活力。

[原因分析]中公教育专家认为，北京暴雨导致下水道系列问题的原因如下：由于历史等原因，北京排水系统的设计只是1到3年一遇，仅能及时排掉此次降雨量的1/5。

更困难的是，由于城市规划不合理等挤占了排水系统的升级空间，中国部分城市的排水系统很难大幅升级。

除了设计标准不高，北京排水系统还存在老化的问题。

目前，北京排水管线仍然包含解放前建成的旧砖沟。

此外，一些泵站的电气设备、元器件普遍老化、破损，安全系数和可靠性、灵敏度等大大降低，部分泵站自动化、防爆和通风系统等监测监控设施已无法适应现今行业管理需要。

城市快速发展使地下空间不断被占据，难于满足供排水系统升级，另外，城市管道分属在市政、排水、环保、电力、通讯等不同部门，中公版权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的机构统一规划、建设，当务之急是明确责任，整合力量，改建排水管网。

在城市内涝防治方面，也一直无法可依。

国家应借鉴国外防城市内涝法律立法经验，尽快制定《城市防洪法》，围绕城市内涝预防、规划以及政府责任，进行全方位的立法。

[权威警句]这场暴雨提醒我们要加强排水系统的建设，要多建一些雨水收集系统，同时下决心做好雨污分流。

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北京，要站在更高层次上考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交通的发展。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雨果[对策措施]中公教育专家认为，一场大雨，检验出城市的脆弱一面，北京如此，其他城市的情况可想而知。

没有一流的下水道，就没有一流的城市。

基础设施薄弱是城市建设的通病，这场暴雨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在注重城市华丽外表的同时，更要关注一个城市的内在品质。

或许因为下水道是在城市的“暗处”，所以它不容易让人看到官员的政绩、看到城市所谓的“形象”。

下水道建设是“埋在地下的政绩”，请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少些心浮气躁，多一点长远眼光;少做些表面文章，多些脚踏实地，甘做“埋在地下的政绩”。

中公版权.同时也希望能多些像赣州市宋代福寿沟那样泽惠近千年的工程，切莫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

城市下水道的修补，乃至重建，确需要一个过程，但老百姓希望看到政府能拿出让城市不再内涝的时间表。

二、粤汽车突击“限购”【背景链接】如何治愈交通拥堵这一顽疾，让政府伤透了脑筋。

为治堵，北京等地相继推出了汽车“限购”令，近日广州亦加入“限购”阵营：6月30号晚上9点，广州市政府突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7月1日零时起，对全市中小客车试行总量适度调控管理，一个月内广州全市暂停办理中小客车的注册及转移登记。

这突然从天而降的“限牌令”引起广州车市的“大地震”。

当晚，广州的4S店灯火通明，不少广州市民参和了“抢车大战”。

机动车“限牌令”，广州远不算第一个吃螃蟹的，但如此实施的如此“果断”，还是引起了大众对广州“限牌令”前因后果的广泛讨论和关注。

【标准表述】随着汽车产业化的发展和竞争，汽车价格逐步下滑，居民购买力上升，汽车拥有量亦大幅增长，我国已进入汽车平民化时代。

但是，汽车进入千家万户表明民众生活质量提高，却也带来不少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导致各大城市出行拥堵，以及愈发严重的尾气污染。

如何制定公共政策广州这次出台的“限号令”有三个层面存在问题，一是当地政府此前的表态和现在出台的方案差别太大;二是没有公布一个完整的方案;三是公布时间选择在晚上，有点像搞突然袭击。

在行政许可法已经实施的背景下，对于汽车限购这样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要经历民主程序应该有明确的规定。

汽车早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奢侈品，因此民众购车行为是一种公共政策，涉及人数多。

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当中，应该有一个规范程序，这个规范的程序既是立足于合法层面，也是立足于合情合理的层面。

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是小事，必须遵循民主化、科学化的原则，需要广泛征求民意，甚至吸收民众参和，不应是“保密政策”中公版权。

当初北京汽车限购时，老百姓尚有几个月的心理预备期，广州此番“夜袭”，显然让许多已将购车纳入计划者猝不及防。

尤其对许多被高企的房价逼到城市外围的家庭，必然会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任何攸关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调整，都必须确保完全的透明度，在政策调整和决策过程中，更应保证权利相关人的充分参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限牌令”的降生显得有些突兀，难免要影响其后续的执行。

当然，政府也有难言之隐。

如果按照常规的听证办法，那么，可以预见，一是相关政策难以获得民众支持;二是风声一起，必然会引发车市恐慌和短期的购车热潮。

政府此举，表明已经面临城市交通治理骑虎难下的困境。

一个不得已出台的政策，应该是一系列努力均告失败之后的结果。

即便如此，政府也需要给民众一个解释，以及一个道歉。

[对策分析]中公教育专家分析认为，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汽车压力，“限购”成了各地政府最易采取的直接方式。

可是限牌治堵，只起到缓释疼痛的效果，但毕竟属治标举措，很难从根本上排解拥堵之痛。

拥堵系后果而非原因，治本更要跳出交通之外，以城市发展和扩张模式再造之更高视野解决问题。

各地政府面对拥堵问题，不先反思公交建设不足、限制公车使用，却来干涉市民的钱袋子，属于本末倒置。

而汽车发达国家的治堵之道更多依靠的是市场化的调控手段、管理水平的提高、高科技的力量和制度设计的缜密，大规模使用限行、限购这些行政手段的几乎没有，个中原因值得相关部门深思。

限购令亦和汽车产业规划冲突，恰如火焰和海水的对立。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限购行列，产能已过剩的汽车产业势必将受到严重打击，品牌分化态势加强，国产中低档汽车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

要想解决城市交通拥堵，还得由根本上治理。

一方面需要减少政府公务用车，尽早公开公车消费;另外一方面，还要科学规划城市区块，合理布局公共资源，减少市民跨区出行次数。

同时，大力投资兴建公交系统，打造便利的出行环境，鼓励市民在短距离出行时，选择自行车、步行等绿色方式。

三、央企应推动楼市健康发展近日，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准备推出的海淀区万柳地块备受关注。

由于地段优势，这块地的挂牌起价就达到18.66亿元，楼面地价2.4万元/平方米。

从目前传递出的信息看，万柳地块最后成交的楼面价很可能超过3万元/平方米，将刷新北京土地市场单价“地王”的纪录。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北京国土局将万柳地块的拍卖日期推迟至7月10日，并计划设置价格上限，一旦到达政府规定的合理价格上限，将根据竞争地块上配建回购房的面积、体量、建设条件等方面的因素，决定地块最终归属。

土地市场的回暖并不可怕。

正常回暖既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有利于稳增长，也可以增加普通商品房的供应，避免市场长期遇冷后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

值得关注的是，在万柳地块的竞争者中，就有多家央企或国企背景的开发商。

人们或许还记得，2010年全国两会刚结束，“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的话音未落，几家央企一天之内在北京连拿三个“地王”，成为这轮超过两年的最严厉房地产调控的直接导火线，并导致国资委要求多家央企退出房地产业。

如今参加万柳地块争夺的央企，虽然都被允许将房地产作为主业，但调控关键期，央企参和“地王”争夺恐怕并不合时宜。

相比很多民营企业，央企开发商有多方面优势，融资能力强、融资成本低，对成本的考虑没有民营企业那么敏感，加入竞争后，很有可能大幅拉高周边的房价和即将入市的地价，对市场起到不良的示范效应。

同时，央企的一举一动容易被认为是政策变动的风向标。

如果央企又开始频频参和“地王”争夺，可能被市场解读为房地产调控放松的信号，影响整个房地产调控的大局。

“价高者得”的市场竞争原则本身没错，这个“地王”央企不当，别的企业也会当。

但央企应当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在涉及国家安全以及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关键行业，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在房地产行业，央企开发商们也应该发挥这种作用，积极协助政府搞好调控，多建普通商品房和保障房，而不应该只盯着自己的账本。

针对当前市场变化及群众对房价反弹的担心，中央领导近期反复强调，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房地产市场各项调控工作，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决不能让房价反弹，功亏一篑。

调控楼市的决心仍然十分坚定，这种决心不仅要靠领导人来传递，还要靠央企带头落实。

央企能否当好房地产市场和房价的稳定器、当好房地产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推进器，现在也是一个考验。

四、管好公家钱袋子不能仅仅靠审计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等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作出了部署。

切实整改、着力解决好民生领域审计发现的突出问题、加大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等，被列为审计整改的重点内容。

审计整改，是严肃财经纪律、规范公共财政运作、打击震慑和预防腐败的重要一环。

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因审计而得到揭露惩治;一些违法违规现象，因审计而得到纠正。

不过也要看到，“审计风暴”已历10年，每年审计报告揭露出的违法违纪问题，却未见明显减少。

究其原因，存在一些机制结构的问题。

比如，财政转移支付是审计出问题的多发区域，而这和分税制度中的设计漏洞不无关联。

又如，对于企业领导人的责任审计，需要明确企业是独立的市场法人还是部门下属单位，但现实中许多企业的属性难以界定，由此留下监管空白。

财政运行的复杂性，决定了界定和矫正违法违纪行为的艰巨性。

让审计更充分地发挥监督和矫正作用，让审计“体检单”能够成为改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推手，就需要多一些“系统视野”，从财政体制层面进行考量。

事实上，所有被审计出的问题，都有一个共性：预算关口把得不牢，决策关口放得太宽。

审计是事后监督，预算和决策属于事前监督。

守好公共财政，审计、预算和决策，一个都不能少。

预算是公共财政的入口。

尽管《预算法》等法律体系早已建成，但是在预算编制、审核和执行等各个环节，仍然存在不少空白。

预算编制单位出于部门利益，宁多勿少，为不合理投资、年底突击花钱等问题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