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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规划五十年指导思想的变迁及影响

我国城市规划五十年指导思想的变迁及影响作者:王凯摘要:建国50年来,城市规划经历了曲折历程。

作者从城市规划指导思想的历程回顾入手,总结了前30年和改革开放20年来城市规划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为做好今后城市规划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我国社会主义的城市规划事业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开创建立起来的。

50年来经历了50年代创建发展时期、60至70年代徘徊倒退时期、80年代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90年代继承和创新时期的曲折奋进的历程。

回顾和总结50年来城市规划指导思想的变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今天城市规划的形势和今后城市规划的工作思路。

1前三十年城市规划指导思想的不断变化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契合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工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契合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继续和具体化"这一认识的。

建国之初,为了适合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1952年9月政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城市建设座谈会上提出城市建设要根据国家的长期计划,加强规划设计工作,加强统一领导,克服盲目性,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初步确定了城市规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五"期间,工业化建设规模庞大,重点项目156项,限额以上项目694项,城市规划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由于新中国采用的是以苏联为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且旧中国留下的城市规划人员很少,加之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凡欧美建筑、规划理论都受到批判,所以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规划理论成为当时的主要潮流,并影响至今。

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规划工作的主要指导思想就是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继续和具体化"。

"一五"时期的经济体制和156项重点工程建设形势使这一思想得到很好贯彻。

需要指出的是,"一五"时期乃至整体50年代的经济形势是以重工业为主,所以,"加强城市的规划工作和建设工作,求得同工业建设相配合",是当时历史的必然选择。

1954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指出,城市建设的物质基础主要是工业,城市建设的速度必须由工业建设的速度来决定。

城市建设必须集中力量,确保国家工业,城市建设的速度必须由工业建设的速度来决定。

城市建设必须集中力量,确保国家工业建设的中心项目所在重点工业城市的建设,以保证这些工业建设的顺利完成。

客观地说,立足于工业建设地城市规划和建设地指导思想为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正由于城市建设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与重工业、重点项目的建设上,所以整个国家的城市化政策和进程也步入尽可能降低城市化的社会成本,并使城市化水平处于低于工业化水平的不得已状态之中。

"一五"时期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是明确和清晰的,效果也比较明显。

从总结历史的角度分析,也有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的地方。

城市规划指导思想出现混乱是在1958年以后。

1958年7月,建工部在青岛市召开了第一次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

本次会议总结了近十年来城市规划的工作经验,在会议的总结报告(刘秀峰作)中提出了十个问题,其中城市的发展,应该是大中小城市相结合,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要有计划地建设卫星城市,并作为大城市继续发展地方向,加强区域规划以及城市逐步实现现代化地观点,今天看来仍然是客观和符合实际的。

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使青岛会议的正确认识未能得以推行。

"大跃进"时期,急于求成使建设思想的突出特征。

在全市大办工业的号召下,市市办工业,县县办工业,在全国2195个城镇中,几乎普遍安排了工业建设项目。

1958年建工部提出"用城市建设的大跃进来适应工业建设的大跃进"来适应工业建设的大跃进"。

城市规划工作是围绕这一指导思想开展工作的,并突出表现为若干不切实际的超大规模的城市规划上。

如银川、襄樊都在原有10万人口的基础上分别提出100万和120万的大规划。

1960年4月,建工部在桂林市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对青岛会议的否定。

座谈会提出:"要在十年到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把我国的城市基本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城市。

"对于旧城市,也要求"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基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新城市。

"座谈会还要求要根据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和发展前途来编制城市规划,要体现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原则。

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逐渐步入脱离实际的轨道。

从青岛会议到桂林会议关于城市规划工作指导思想的变化可以看出,城市规划工作是和社会经济的大背景密切相关的。

城市发展存在着基本规律,城市规划工作也是有其基本原则的,脱离了客观规律,主观臆断城市的发展方针必然导致错误,大跃进时期,过于强调城市建设服务于工业建设的主流思想,使"骨头"与"肉"的比例关系更加失调;据统计,大跃进期间城市建设的投资比例相对于三年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更低了。

另外,提出城市现代化的目标是有远见的,但具体落到了不切实际的指标(如道路宽度)也反映了对城市现代化认识的简单化和片面性,这也是导致调整时期对城市规划工作错误批判的原因之一。

但是,1960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三年不搞规划"的提出,则是对城市规划工作的一次错误认识。

"三年不搞规划"的结果是导致规划机构精简、规划教育停办和规划工作的停顿。

早在1951年万里同志针对城市建设工作中的问题,就指出"城市建设工作很复杂,牵涉面广,出现缺点错误是难免的。

还应该说,出了问题,城市规划只能负规划上的责任。

"这种科学的态度才是保证城市规划工作不断进步的基础。

"三年不搞规划"现象的产生,有学者认为"城市规划在此期间所受的命运,实际上是50年代将城市规划视作'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继续和具体化'必然结果,既然国民经济遇到困难,需要调整,那么三年不搞城市规划也理所应当的了"(宁越敏等,1994)。

针对调整时期的城市建设的混乱,虽然1963年10月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提出重新恢复城市规划工作,"但由于城市规划的目标与作用等问题未从根本上解决,城市规划要想真正发挥作用也是不可能的"(宁越敏等,1994)。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献"将城市规划当成扩大城市差别、工农差别,是搞修正主义,则是历史的大倒退。

文革后期,1973年国家建委在合肥召开了部分省市城市规划座谈会后的又一次城市规划座谈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的意见》、《关于编制与审批城市规划工作的暂行规划》,对全国城市规划工作是一次有力的推动,随后西安、广州、天津、旅大、邢台等城市陆续开展规划工作,但在指导思想上还基本停留在原有规划的认识水平上,完全的拨乱反正还有待时日。

2前三十年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城市规划工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值得汲取的教训,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城市规划要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结合。

前三十年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城市规划作为计划的继续和具体化,在建国之初和"一五"时期,由于与计划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60、70年代脱离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城市规划只能成为无本之木。

第二,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与管理中的综合指导作用应该明确。

综观三十年,当城市规划作为综合指导部门时,城市建设就走上健康有序的轨道,否则,城市的综合协调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工程的成功经验就是明证。

第三,城市规划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

城市规划就是门科学,城市发展存在着基本规律。

在任何形势下,坚持科学的态度,处理好城市发展中的矛盾和各种关系是是城市规划工作取得成绩的重要保障。

区域问题、近远期问题、建设标准问题、现代化问题等都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和确定。

"一五"时期的成功经验和"大跃进"、"文革十年"的惨痛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第四,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要因地制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苏联的城市规划理第四,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要因地制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苏联的城市规划理论为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城市发展有着浓厚的地域经济、人文背景、所以,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必须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简单照搬不能解决问题。

兰州、洛阳、包头的规划之所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坚持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第五,群众路线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三年恢复时期人民政府通过改善居住、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树立了新生的人民政府的威望,文革十年涉及群众生活的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则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而"大跃进"时期、"文革"十年一些城市建设中形式主义做法脱离了群众,同样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社会主义城市规划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3改革开放二十年城市规划指导思想的重大变革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城市规划事业的大发展是和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的大变革分不开的。

城市规划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随着这一变化不断调整着的。

从城市规划指导思想变革的背景来看,20年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对城市规划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首要方面。

首先,邓小平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的认识,客观上为城市规划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沿海开放及特区建设的理论,对原有体制下的了基础;第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沿海开放及特区建设的理论,对原有体制下的城市发展方式产生冲击,为城市规划理论方法的创新与突破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第三,农村改革带来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对城市产生了强烈冲击,对大力发展城市第三产业,改变原有城市结构,以及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产生重要影响;第四,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不仅对城市文化设施及其它社会公益性设施的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对强化城市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等非物质功能的认识又前进了一的大步;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城市规划不再以落实计划为目的,而是通过市场来配置各类资源的方式方法对当前及未来城市规划的理论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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